“风的形状”和小说的形状——评程永新《若只初见》
一、与世界的重新链接
在《若只初见》的后记里，程永新有这么一段话：“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五篇小说，其中四篇是疫情期间新写的或改写的，一篇是重新修订的小说。”“2019 年新冠来袭，春节我与家人是在马尔代夫度过的……回到上海，路上行人稀少……禁足期间，每天手持一杯红酒，仰望夜空，浮想联翩，借鲁迅先生的一句诗来说，就是‘心事浩茫连广宇’”[1]——这段话颇有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来的几分风采，不过在程永新这里，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怎么重新做起小说来”。这位在《收获》杂志工作四十多年的著名编辑，当初也是热情的文学青年和颇有实绩的青年作家，“作者早期写过诗歌、剧本和小说，五十岁以前以里程的笔名发表《穿旗袍的姨妈》和《气味》两部长篇……五十岁前的程永新雄心勃勃，立志写下他的流浪三部曲”[2]。三部曲终究是差了一部，身份的定位也悄然发生了位移——“职业编辑业余作家”[3]——这“自谦”的背后或许有着艰难的抉择，谁知道呢？在古北的小阁楼里，在巨鹿路狭小的办公室里，在一次次审稿读稿的激动或乏味中，或者是在彻夜欢饮后的寂寥中……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有戏剧性的事件，也许不过是平淡无奇的沉默。无论如何，这谜一样的“断裂”也许可以满足文学史考据者的发掘癖好，也只有等待未来研究来给予发现和解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2020 年，新的变化发生了。在疫情的影响下， 川流不息的当代生活被按下了暂停键，这是一个“例外的时刻”，对于那些有准备的大脑来说，这一“例外”并非空白，而是在暂时的“空白”里寻找到了重新链接世界的可能，这正是日本学者石井刚所指出的：
如何用语言来叙述或者纪录灾难？不，为什么需要用语言来叙述它？危急关头语言还能有何作为？……她感叹的不是在灾难面前不知所措的失语状态，而是灾难带来的人心慌乱和现代传媒体制的虚拟品质导致的语言名实关系的严重失序。……既定秩序突如其来的毁灭出乎意料地给人们敞开了重建语言、重塑“我们”世界的难得机遇。[4]
巧合的是，在疫情最严重的那几天，我读到了程永新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表的一首诗歌，那是一首即时创作的作品，大概表达的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情绪和状态。这首诗很快就消失在朋友圈的日常更新里，它并不寻求发表和被阐释，但对于程永新来说，这一行为（写一首诗并发表在朋友圈）也许饶有意味，从一个目击者的角度来看——在这里我变成了双重的目击者：既目击了疫情对世界产生的负面，同时也目击了一个作家对这一负面的个体化的反应和表达。我的意思是说，这首诗的内容并不重要， 但程永新的这一行为却具有典型的症候性，它意味着一种新的与世界链接方式的打开。这一次历史没有变成迷雾，或者说，因为有了我的目击，程永新的这一次转变有了“呈堂证供”，事实确实如此，他“一口气把《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写完，再回头写《青城山记》就顺得多”[5]。收入《若只初见》的 5 篇作品，无论是新写还是重写，它们的标识时间都以2020 年为节点——主体、语言和世界在这一个节点上被“写小说”这一讲述行为重新链接贯通，《若只初见》是再自然不过的开花结果。
二、“邂逅叙事”和流动性
《若只初见》的开篇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刚刚入职出版社的“我”和“古筝女王”相遇：“女王整个身子前倾……双手交替在空中柔美地舞动，勾勒出缠绕的无形弧线，女王的身体蛇一样地律动，齐肩的黑发飘逸起来，遮住了整个脸庞”，男主角被这种美所吸引，“递过名片，有股甜甜的暖流漫过心田”。不出意外， 这美丽的邂逅成就了一段感情，女王和“我”开始有了联系，但与惯常恋爱的热烈、投入稍有不同，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始终有些疏离和飘忽。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女王牢牢地控制着主动权，引导着年轻的“我”进入到情爱的秘境，但是在后半部分，情势被逆转，主动权回到了“我”的手里——但仅仅是暂时性的——“我”的主导权不过是一种“狭隘、偏执和局限” 的逃避。这篇小说有着精致的结构和丰富的喻义，小说分了 5 部分，每部分以“慢板”“中速”等音乐术语暗示着故事的节奏。从表层看，它很像是一个中年成功男人的“追忆似水年华”，但程永新以一种小说家的敏感触碰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时光的流逝固然让人感伤，但人类探索自身命运的努力更具有悲剧性。《若只初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努力突破自我的局限， 其中最激烈者莫过于“女王”，她以一种游戏者的姿态试图打破生活的惯常秩序，努力将她的人生演绎为一种艺术，但最后却因为“疾病”而早逝——真的是简单的生理疾病吗？在小说的开头，“我”似乎已经预感到了“女王”的这种命运：“经过刚才这么急风暴雨般充满力度的弹奏，琴弦为何没有一根崩断呢？”实际情况是，生命犹如琴弦，过激则崩，过缓则弛。
这种“生命——琴弦”的设置也许会让人想起史铁生的名篇《命若琴弦》，但是与史铁生的寓言叙事方式不同，《若只初见》的标题已经暗示了这篇小说的回溯视野和生活流的处理方式，这一处理方式最有特点的地方在于，整个故事的进展有赖于人物不断的邂逅，人物的出现、相遇、消失没有因果链，也没有太多的内在关联，无缘故的出现、相遇和消失暗示了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在这个意义上，邂逅叙事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结构。在《若只初见》里，上海已经初步具有这种“高流动性”， 而在《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里，这种流动性已经是全球化景观之一种，这篇小说的主旨之一应该是阿格的“寻找和疗伤之旅”，但有意思的是，小说同时也在“邂逅”上花费了大量笔墨，甚至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偏离太远。无论《若只初见》里的文学交游生活，还是《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里“三人旅游团” 在泰国的各种遭遇，都指向一种脆弱而短暂的“亲密关系”，这正是现代性的本质之一。“现代生活方式可能会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恰恰是脆弱性、暂时性、易伤性以及持续变化的倾向。”[6]
暂时性的邂逅指向一种危险——旅途的危险或者是人生的危险，正如穆旦的那首名诗：“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程永新小说中的主角对这种危险有着“爱恨交织”的现代反应，他渴望着一种不确定性，热爱一切稍纵即逝的美，但同时又对这种美的消逝有着强烈的先验性的预知，这使得程永新的小说充满了一种宿命感。
三、个人和历史的“创伤”
无论流动性是多么的迅捷，“邂逅”都意味着与他者的相逢，在与世界的重新链接中，“他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重塑世界，能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重要触媒乃是与他者的邂逅。但与他者的邂逅又绝非易事。”[7]“绝非易事”在这里不是指时空的距离，在流动性的现代，技术已经解决了物理距离的间隔，这里的“不易”主要指的是与“他者”真正发生“共情性”的交流和沟通，并能够完成一种经验的理解和互动。按照社会学家乔农的观点，只有通过有效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互动，一个良性的社会循环系统才能够建立起来[8]。如果从这一视角出发来分析程永新的小说，我们会在其“邂逅叙事”中看到一幅幅社会化的图景。在《若只初见》里，我们看到了1990 年代上海的酒店、咖啡屋、小阁楼，以及以出版社青年编辑“我” 为中心串联起来的文学生活和交游生活，我们从这些场景里能分离出各种有趣的话题，比如物质的拮据和精神的充盈；比如文学圈子中的友谊以及文学的商品化倾向。在《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里，这些社会性的场景同样比比皆是，搭便车的泰国女孩；歌厅里的舞女；按摩房里的技师……陌生的国度和语言使得这种社会呈现更具有即时感。需要指出的是，程永新几乎是以一种“零度情感”来叙述这些场景，他不对这些场景进行价值评判，但对读者来说，这种呈现反而显得真实、可信且生机勃勃——考虑到疫情时刻的特殊气氛，这种真实可感的“流动性”显得多么珍贵！
但程永新并未止步于此，如果他仅仅是不动声色地描写这些“客观”的社会场景，那他的写作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他自己所谓的“无思想性的写作”[9]。真正的理解和互动不仅仅基于即时性的当下经验，更重要的是，人作为系统性文化和社会的一份子，要充分而深刻地洞悉人性的复杂和奥秘，就不能离开人的“历史性”。这一历史性不仅仅是指历史题材——程永新的《青城山记》可以看出他对历史题材的兴趣，这一篇如果以长篇的篇幅来完成也许会效果更佳。我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在日常的社会性场景里对人的历史的追问和书写，并以此展开其丰富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想象力。这一方面的代表作首推《风的形状》。
《风的形状》以青年米林入职某图书馆为故事缘起，小说开篇写米林第一天去图书馆报到，极尽环境描写之能事——熟悉上海市巨鹿路爱神花园的人能从这些环境描写里准确地判断其环境原型，也由此可以从“传记研究”的角度看出米林身上有程永新的影子。如果按照郁达夫写《沉沦》的思路，这篇小说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当代的“自叙传私小说”：初涉社会的青年如何在局促的环境里展开其幻想、自渎或挣扎。但程永新荡开一笔，他从自我的影子里逃离出来，以米林的客观眼光发现了花园里一处明显的破绽：标志性建筑女神雕像不在中轴线上，而是稍微有点偏离，这使得女神的雕像总是处于阴影之中。学建筑专业的米林觉得这并不符合建筑学的原理，何况这花园本来是一位大师的设计杰作！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这篇小说开篇巴尔扎克式的“典型环境描写”的功能性作用——其目的是为了突出这偏离的女神雕塑，这是小说的核心部件，通过这个部件，《风的形状》具有了侦探和悬疑的气息。米林确实有点像老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无畏的“闯入者”，他们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并借此窥探 / 发现了日常生活背后的历史深渊和人性困境，这既是结构性的洞开也是历史性的洞开。对于前者来说，《风的形状》具有了多种小说类型的质素，对于后者来说，在一种审视的目光中，每个人的历史逐一浮现。其中重要的有二：都一敏的文革史，米林的童年史；次要有二：陈大志的乡村生活史，看门老人的身份史。历史由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是关乎每一个具体个人真切的命运——历史由此变成了“历史创伤”：都一敏在老校长自杀后的悔悟，米林对自己亲生父母的怀念，陈大志摆脱不了的乡村伦理，看门老人坚守着隐秘的承诺……这些个人的创伤汇聚在一起，由此大历史落地生根，获得了其人的形象和温度。对“创伤”的关注同样出现在《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篇中，阿格的童年身世创伤和邓丽君的事业婚姻创伤两相呼应，阿格的“天眼”其实就是程永新的“叙述之眼”，通过对创伤的揭示和书写，他试图克服创伤所可能具有的毁灭性，而《风的形状》告诉我们的是，创伤并不能直接毁灭我们，毁灭我们的是对创伤的无意识应激回应。
结语：叠加的讲述
再回到《若只初见》，这一篇前面有一段题记，这也是全书唯一的一次题记：“我在外省各处游荡，与月亮和星星相伴，一次次被旧时的云彩所追赶，迷失在绵绵无尽的梦境之中。”如果说小说就是梦境，程永新以“游荡” 的方式进入这一梦境，他要完成的不仅仅是讲述，而是如何在“旧时的云彩”和“今日之现实”之间找到一条通途，并由此重塑“小说的形状”。对程永新来说，进入这一通途的核心密码是讲述和再次讲述的辩证互文，小说集中很多的故事开始于旧日，也曾在过去被讲述，但是这一次，时隔多年，这些故事被置于新语境下重新激活，叙述时间和所叙时间就这样在程永新的讲述中反复叠加，它最后生成的效果一如布朗肖所肯定的“重要的不是讲述，而是再次讲述，在再次讲述中，将每一次讲述都变成第一次讲述”[10]。
——每一次讲述都是一个新的形状。
——这也正是风和小说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