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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风:最精彩的“包浆”是人,而不是器物

2023-07-27 10: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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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紫砂第一人”徐风以紫砂为题的最新长篇力作《包浆》首发于《钟山》2023年长篇小说A卷。“黄龙山上的泥巴”寸土寸金,流传下来的大师之壶更是价格不菲千金难求。一把壶,承载着制壶者的巧思和精神,藏壶者的热爱与守护,当然也不乏投机者的觊觎之心,财富欲望,鉴壶者的阐释和判断是厘清亦是参与塑造。在漫长光阴的沉淀里,每一把老壶,都凝结着历史的风尘、人心的沉浮,它有了生命,成为传奇。作品中众多老壶的继有者钦子厚,由起先的对壶并无兴致的懒散之人,逐渐到解壶事,明本心的通达之士,最后将壶全部捐出,为紫砂的郁厚包浆再增一道高光。器以载道,舍“器”以存“道”,又是一种超拔和境界。作品写壶,更是写道,写传承至今生生不息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人格精神之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记者:从早年的“壶王三部曲”《壶王》《壶道》《壶殇》,到非虚构作品《布衣壶宗——顾景舟传》《花非花》《做壶》,您被读者称为“最会写紫砂的中国作家”。最新长篇小说《包浆》是您紫砂系列的集大成之作,它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有哪些延续和突破?

徐风:我生在紫砂之乡,从小耳濡目染,用紫砂壶来喝茶,曾经也被别人说成是老气横秋。但是之后,慢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出发来考量,自感幸运,觉得有一把好壶相伴,不枉此生。最早写紫砂是出于兴趣,先是散文,也有小说。十年前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国壶》,其实是一组中篇系列的打通和组合。

写完《国壶》之后,我一直写非虚构,也不都是紫砂题材。暌违十年,与长篇小说有些陌生了。这一次的书写很过瘾。读者或许早就忘了我是出版过4部长篇小说才转向非虚构的。传记不容得虚构,它活生生的在那里,本身气场就很大,具有典型意义。这一次写作《包浆》,是因为我突然不满足非虚构的田野调查、史料分析提供给我的能量了,对这些素材我有更多的想象,非虚构在这里遇到障碍了。我需要素材跟我一起重新起飞。

我想通过紫砂壶来写中国人的器物观,写人和器物的关系:人如何创造器物,又在器物上丢失了自己,最后在器物上找回自己;也想写人创造器,器又渡人,人和器的相互成全。要在小说中呈现我们身边的器物,其前提必须是人与物的和谐相处,也是人与物的交流和对话。人物化了,物才有可能人化。这时,人与物是分不开了,物成了人生命的确证,成了人生命长河中的标志。虚构,让我感觉可以在现实和历史的轨道上信马由缰。

“包浆”是器物对世界的一种回馈,是器物和人之间耳鬓厮磨的深情。从中国文化的根脉上观照紫砂,“包浆”就是器物感染了人气之后,跟人一起创造的一种境界。

作为一个作家,写作总是希望突破自己,但是这个文本我不好说我有了多大的突破,我只能说在这个小说里面,通过器物挖掘了人性,找回了很多人性的光亮。

记者:《包浆》以江南丁蜀镇紫砂收藏世家葛家三代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自清末至今近一个世纪的江湖往事,出场人物众多。您是如何构思,将广阔世情与隐秘历史藏于紫砂壶这一方寸天地的?

徐风:书中都是一些熟悉的陌生人。根据我父亲的讲述,我的奶奶小时候家里有窑场,她是窑老板的女儿。但她爱读书,15岁前就读完了《红楼梦》,并且她嫁给了一个有田产的教书先生,也就是我的爷爷。我奶奶身上有金石气。她从小就在紫砂作坊间行走。我写了很多年紫砂之后,我父亲才跟我讲,我奶奶就是一个烧陶器窑老板的女儿,她身上有陶器的铿锵之气。

我是否应该这样来想呢?有一种血缘的力量,奶奶在冥冥之中引领着我。我为什么专注于紫砂的江湖和故事,专注于一些器物的研究呢?我到现在不能讲清楚。当我笔下的主要人物走到一起,故事就迫不及待地枝节横生,人物带着自己的气场推进故事,人与壶相遇,故事就鲜活,一旦上场就必定是活色生香。有时,所谓江湖之大,不过是一把壶的体量而已,都可以装进一把壶里。壶中有乾坤,确实是这样。

人只要走进紫砂这个场,他的才情、兴趣、人格、人品,他内心对器物的占有欲、收藏欲,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在这样的领域里构建故事,对我来说几乎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人物的性格立到纸上,他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行动。

我现在还保留一些创作的札记,在写作之前我准备了很多提纲,但是写着写着人物就不按照提纲走了。人物的性格也好,故事发展也好,也是边走边写,边写边想,逐步逐步完善的。

记者:宜兴是“中国陶都”,丁蜀镇则是“陶都之都”、中国千年紫砂产地,也是您的家乡,古南街东依蜀山,西临蠡河,“河绕山转、街随山走”。长篇故事就从丁蜀镇古南街的一家“聊壶茶坊”展开,您出于怎样的考虑,为小说搭建这样一个特殊空间?

徐风:小说里“古南街”已然不是现实生活里的古南街了。尽管在外貌上,在地理的特点上,它们有相同的地方。小说里的“古南街”是一个虚构的艺术环境,它集中了江南小镇的特点,活色生香,也是我给众多的人物以“生命体验”的一个环境、一个场。有句话叫环境即人物,我在写环境的时候做了很多努力,我认为写环境就是在写人物,这是一群人生命体验的筋骨道场。

在写环境的时候,我不否认有一点理想主义。而且在我的设想当中,儒释道在这个小镇上是和谐相处的。小说里也讲到了风水对一个地域的影响,这不是迷信,儒释道在古南街水乳交融,这是江南文化的一个缩影。

写紫砂也好,写器物也好,总体上还是写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落地的故事,缩小点讲,它也是一个江南文化的故事。我觉得江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和”的文化。道家帮助这里的人们解决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道是一种水稻的文明,它教导人们什么地方可能建立街道,临水而居,什么地方可以规划种植水稻。儒家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问题。释家解决了对待内心生死苦的问题。在小说当中我强调了这三者之间的和谐相处,不单单是写一个器物,器物在这样一块地方生长,它需要有文化的支撑,这个支撑我觉得就是儒释道。

记者:僧帽壶、提梁壶、龅瓜壶、孟臣壶、双蝶壶……小说中每把壶背后都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有葛家印与叶云芝的知己之交、古希伯与冒小成的师生之谊、覃顺生与覃国禄的父子之情……很多人物或许有现实原型?您如何处理真实与虚构的关系,让紫砂故事跨越时空而来。

徐风:虚构的人物带有现实的沉重肉身。回避真实人物,一是怕对号入座,因为天地之大宜兴紫砂独盛;二是虚构能让人物更加精彩。真实很重要,但如果让虚构的故事达到非虚构的边界,那也是一种成功。让读者感受到有活生生的那群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伸手可触。写到后来,书中的很多人物都跟我成了朋友和亲人,有时我做梦都梦到他们。

有的时候我入戏很深,小说里用了一个“我”来表示一个人物,我常常揣摩他的心理。他的心灵跟我是相通的,虚构是比所谓现实当中的真实更有力量的一种艺术。

记者:“包浆”是整部小说的题眼。包浆是做壶人与养壶人共同赋予紫砂陶艺的灵性,既是岁月沉淀显现的光泽,也是经历种种人生磨砺后达到的境界。请您谈谈书名“包浆”所承载的深厚蕴意。

徐风:在这部小说写作之前,我读了很多文献,有一种观点认为:器物是一种非人的、无生命、无情感、无个性的、富有压迫性的物质文化。人创造了器物,但回过来器物既对人形成了压迫,更多的是与人形成亲密的纠缠。这就有了器物的收藏与传承。

我有一些收藏界的朋友,有的终其一生节衣缩食,非常低调,但当你走进他的家里,走进他的收藏天地,你会非常惊讶,是器物撑起了他的精神世界。

收藏家经常谈论器物的成色和包浆,其定义各不一样。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写收藏小说,而是托借器物写人的内心成长和蜕变,以及人性当中的美丽的光亮。“包浆”是一种年轮赋予的光亮,更是一种岁月沉淀的境界。它是一种过日子的诚意,也是对朋友、对一种信念的坚守,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回馈,是人的灵性的幽光,是灵魂的倒影。

记者:紫砂壶集中国传统文化“诗、书、画、印”为一体,它不仅仅是器具,也追求艺术旨趣,这正是“紫砂收藏热”兴起的原因。书中“紫砂江湖”里巧取豪夺、真假之争此起彼伏,而“人为器之本,器因人而美”,这是否也凝结了您对以器启道中国美学的洞察与思考?

徐风:明代以来,江南文人的情趣和志向一多半留在了紫砂壶上。因为文人喜欢紫砂,文人参与紫砂,在紫砂壶上留下了他们的才情,也留下了他们的心绪和心灵密码。

在这之前,紫砂只是个喝水的器皿,是文人介入后它才慢慢变成了艺术品,同时也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时间长了,它也有了一个名字叫“古玩”。收藏家在乎的是它的来路和出处,价值和潜力,而作为作家,看中的是留在器物上的人性和命运。“包浆”作为一种成色,它是一种精神的符号。中国美学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和谐,紫砂壶上出“包浆”,那就改变了器物原有的状态,它就有了与人相处之后相互对话的风景。

记者:这部小说将“紫砂家族百年史”和“百年紫砂工艺史”置于江南风俗和民间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故事富有戏剧性和市井烟火气,非常好读。官吏、讼师、僧人、商贾、郎中、手艺人、民女、窑户,形形色色的人物穿插其间,编织出江南社会的瑰丽图卷,仅特色小吃,就有鸭饺面、百合羹、一网鲜、响油鳝丝……这其中是否也蕴含着您对一方水土的情有独钟,和弘扬江南文化的良苦用心?

徐风:一把紫砂壶背后有许多文化背景的托举。比如江南的手艺史、生活史、审美史和习俗史。因为紫砂本身就是江南文化家族里的一个孩子、一个分支,紫砂壶靠文化来滋养,反过来它也滋养了人们的生活。俗世的江南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一体的,从家具、紫砂壶、楼宇、房屋,等等,哪怕小到一把折扇,一个挂坠,都是一体的。

解读它们就可以看到江南民间日常生活的肌理,感受到生活的节奏,以及生活对人的一种抚慰。“包浆”是一个印证,是对一种生活态度的鉴定,它其中包含了从容、淡定和温煦。

记者:紫砂是数百年来器物精神的典型实物代表,书中主人公钦子厚“拜师学艺”“寻访记录”“守护创新”的人生历程,和几代紫砂艺人、民族资本家前赴后继的坚守,寄托了您对当代紫砂传承怎样的期望?

徐风:器物最大的生命力就是传承,即所谓薪火传递。小说《包浆》的主人公钦子厚从一个边缘的、无所事事的、身体不好且有所厌世的人,在解读祖辈留下的传器紫砂老壶的过程当中,慢慢回到人间烟火中,有了一种社会责任,祖辈留下的壶成了他的精神导师。

每把壶都有一个故事,壶上有先辈的生活。过去的生活虽然已经被时光湮灭,但精神还在。主人公读懂了那些老壶,就接通了生活。从讨生活,到懂生活,到最后创造生活,是强大的文化基因在支撑推进。老天生了一种茶在此地,就必须有壶来配,茶就是为壶而生的,壶等待着茶来一起完成它们之间的默契。茶和壶的成全,也成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文化是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棵树,我们被种植在一种文化土壤里,按照我们自己的形态来生长。最后钦子厚把一百多把传世名壶都捐给了国家,这才是最精彩的“包浆”。传统精神、人格力量、以器载道的中国文化精髓,集中在了一个懂得壶与道的人身上,他也打通了壶与道。我相信这个虚构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他们有的是我的长辈,有的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们现在去宜兴陶瓷博物馆,默默待在橱窗里面的老壶,都散发着历史的幽光和人性的光亮,没有这种传承,我们就没有可能回望历史,如果不回望历史,怎么能看清未来的道路呢。所以我写了这部《包浆》,器物上先辈的精神给予了后辈力量,最精彩的“包浆”是人,而不是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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