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工人作家宋离人以“黄泥坝”为根据地,建构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工业叙事模式。宋离人并非职业作家,也未受过专业的写作训练,技校毕业后就进了工厂,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文学之路上的成长。相反,正是对工厂和工人的熟悉以及身在其中的生命体验,让他的创作有了底气和生命力。宋离人的小说主要以“黄泥坝”工厂作为故事背景,以底层工人为叙述对象,以小人物视角折射时代镜像与工人命运,关注大历史叙事之外的个体历史真实,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时代镜像与“黄泥坝”工业书写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工业文明,进行工业书写。蒋子龙因此曾经提出一种“泛工业化”主张:“当代文学只要是表现当代现实生活,无论所反映的是哪个社会层面、哪种生活领域,都无法脱离现代工业文明。”(蒋子龙、田永元:《对话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宋离人凭借着对工厂与工人生活的熟悉了解,创作出一系列以黄泥坝为背景的工业叙事作品,寓时代镜像于“黄泥坝”工业书写,展现了工业发展的历史面貌与时代变迁。
作为“三线建设”工人的后代,宋离人在其“黄泥坝系列”小说中描绘了“三线建设”时期繁荣的的工业景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工业企业由沿海向中国腹地转移,史称‘三线建设’。”(王祖龙、张梦鸽:《文旅融合视域下三线工业遗产开发模式探析——以宜昌809 工业遗址为例》)位于鄂西南的宜昌市便承接了鄂西地区大量的工业建设,成为湖北地区重要的三线建设布局地。宋离人的父母响应当时的时代号召,由老家江苏来到宜昌支援“三线建设”,宋离人也由此对这段历史有了较为深切的感知,并将其灌注在“黄泥坝”工业书写中,不断追忆这一段鲜活的历史,描绘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面貌。在小说《羽落天河》中,作者就提到“我们的父辈曾作为援建人员参加过渡槽的建造,他们建造了伟岸的渡槽和黄泥坝陈旧的烟囱”。在他笔下,三线建设者们践行着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在“黄泥坝”这块土地上修路筑桥、搬运水泥沙石、建造车间和住房,积极推动工业生产与建设。在条件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一座座车间与厂房平地而起,一条条大路延伸开来。尽管那时候许多工厂还处于初创阶段,但其注重用先进理论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并鼓励员工进行发明创造,黄泥坝的工业发展也因此呈现出蓬勃之势。
将工业视为时代的晴雨表,是宋离人工业书写的隐形叙事逻辑。他的“黄泥坝系列”小说寓时代风云于工业叙述之中,展现了不同时代背景之下“黄泥坝”工厂的沧桑变迁。在《谁在敲门》中,宋离人用“大寒”“惊蛰”“小满”三个节气寓意了三个时代,分别是给工人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初期、工人思想还面临继续解放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庆祝黄泥坝阀门厂五十周年庆典的2016年初夏,从而将工厂和工人生活与时代联系起来。在《钢铁童话》中,时代的烙印则更为明显。在小说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奋进的年代,“黄泥坝”工厂到处充斥着一股奋进的气息,人们锣鼓喧天庆生产,厂子也浸润在昂扬的氛围之中。爱厂如家、无私奉献成为那一时代工人们的美好品质与追求。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工业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工厂面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许多企业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人才匮乏、资金短缺、管理制度陈旧腐化等原因,面临着被兼并与破产的命运。在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残酷市场法则下,“黄泥坝”工厂也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工厂改制、员工下岗等层出不穷的状况。新世纪以来,“黄泥坝”工厂面临的市场冲击则更甚,于是“有人想出了改制的妙计,继续伪装出高尚的模样,方法就是破产整合,用新瓶装旧酒,将旧瓶折算抵价,欠账烂账一笔勾销。”但这并不能改变工厂日渐颓败的局面,“黄泥坝”的工业生产还是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一些工人也在被迫下岗后,选择离开黄泥坝,另觅出路。
浸润其中的宋离人在其“黄泥坝系列”工业书写中饱含忧患意识,揭示了许多藏于工厂深处的弊病。一方面是工厂制度的内部腐化。工厂领导不以员工能力和贡献来评定工人,而是以关系亲疏和贿赂来考量一个工人的价值,于是,那些恪尽职守、为工厂尽心尽力却不会“变通”的人只能黯然神伤,或遭受排挤,或在下岗大潮中惨淡离场。无怪乎《麻雀寓言》中朱圣元会发出“他们只会选他们的人,陪他们吃吃喝喝的人都得了好处了,小人当道,忠良苦笑”的心酸慨叹。另一方面,意在挽救企业危亡的体制改革并未触及企业变革之根本,没有矫正内在的制度弊病。工厂管理阶层只是为了躲避旧账烂账、逃避陈年累积的工厂遗留问题而进行企业变革,他们没有在提高生产技术、开拓市场和创新管理制度方面下功夫,而是仅仅变换了企业的外在形象,然后继续“以新瓶装旧酒”,最后工厂只能走向破产和倒闭,仅仅在“黄泥坝”这块土地上留下一些可供追忆的残破景象。对此,宋离人的小说常以反讽的笔调,冷静客观地审视“黄泥坝”工厂的变迁及其存在的弊病,对其衰落深感痛心和惋惜。
二、底层工人的生存际遇
从整体上看,工业变迁大多只是宋离人黄泥坝系列小说的一个背景,其真正的旨趣还是在于展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际遇。“工人际遇书写,不仅涵盖了社会存在中物质世界的林林总总,也包括工人的内心活动和精神情感。”(于文夫:《文学与工业的互动: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人际遇研究》)因此作家不仅要关注底层工人的物质困境,更要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宋离人的“黄泥坝”小说便对底层工人的生存际遇进行了细致刻画。
首先,宋离人的小说揭示了底层工人的生存困境。在工厂这个社会结构中,底层工人通常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艰难繁重的工作任务与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底层工人的身体与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压力与冲击。《孤岛》中的廖叔在井下事故中大脑受伤,导致其精神错乱,清醒一天糊涂一天;《难以启齿》中的老杜在工厂工作三十多年,落下了一身病,还摔坏一条腿;也有很多工人因在工厂吸入过多灰尘而患矽肺。工人们为工厂努力卖命,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但其应有的权益却没有得到保障。一些工厂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不为员工提供应有的防护设施,也不在员工出事后给他们报伤残和提供应有赔偿,使得工人们的晚年生活凄苦而艰难。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企业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经常鼓励工人多加班,并把加班次数作为绩效考核的一个硬指标,使得员工成了促进生产的一个“工具”。最终,繁重的工作任务与不合理的加班制度致使工人们积劳成疾,有些工人甚至猝死,酿成众多生存悲剧乃至家庭悲剧。
其次,宋离人小说触及了底层工人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在下岗浪潮和日渐商业化的社会中,工人集体无疑受到了巨大的打击。“意气风发的工人们黯然离开工厂,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不能再以主人翁身份自居,感受到的只有失去生存基础的恐惧和前途无着的迷茫。”(吴秀明:《当代文化现象与文学热点》)曾经以为是庇护之所的工厂将工人抛弃在外,而文化水平低下和长期在工厂从事相同作业,又使得他们在失业后不知何去何从,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困惑。《向阳》中的优秀工人郑永新面临下岗茫然无措,走投无路的他最终选择偷走财务室的两万块,永远消失在“黄泥坝”。同时,作为物质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工人也面临着地位下滑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工人身份与底层挂上了钩,阶层差距和偏见凸显,“工人的个体身份角色也面临着解构与重新定位”。在小说《迎风飞翔》中,晓芸父母死活不愿让女儿跟身为工人的苏生在一起,因为他们觉得工人没有前途。在宋离人的其他作品中也经常写到工人在婚姻问题上受到歧视,甚至工人自身也因自己的底层身份而自觉低人一等。
再次,宋离人也展现了底层工人的精神际遇,表现了他们心灵深处绵长的孤独感、无奈感以及生命的虚无感。宋离人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内心闭塞、满溢孤独,《孤岛》中的廖叔便是一个典型。井下事故中受伤的他没有得到众人的同情与帮助,反而受到了排挤和冷落,只有司机瞪驴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周遭世界的冷漠让他内心的凄楚无处可说,而他自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也让他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于是,他只能长久地被孤独包裹着,迷失在错乱的精神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同时,底层工人身上还有着深切的无奈感,在残忍的现实面前,工人这一群体显得弱小而又无奈。《奔跑的男人》中的覃永祥对刘玲玲和她儿子倾其所有,甚至全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只是为了听到叮咚一声“爸”的称呼,得到一份承认,但他至死也未如愿。对于这件事,覃永祥内心深感无力与无奈,越执着似乎也越不可得,这也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在《乘滑轮车远去》中,表姨夫面对妻子与他人的私通难以接受,郁结的他一边钓鱼一边流泪,他那“我也是个男人,硬邦邦的男人”(于文夫:《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呐喊绝望而无奈,最后他选择了跳楼结束生命,以捍卫自己残存的一点尊严。
世事的无奈与不可把握也将生命指向了虚无。于是,在宋离人的笔下,很多东西都指向了无结果。《乘滑轮车远去》中,在工厂爆炸后,现场找不到任何王断念活着或死亡的痕迹,仿佛消失了一样。工人们每天都在工厂忙忙碌碌,但最后却一切皆成徒劳,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在无效而又无望的劳作中将生命消失殆尽。同时,“黄泥坝”的情感也指向了无结果,无论是《孤岛》中的宋一清和王雪梅,还是《依莎薇尔之夜》杜桑与剧晓雪,他们的感情都是转瞬即逝、无疾而终。或许无结果和虚无本就是生命的常态。
三、边缘化的小人物视角
宋离人的“黄泥坝”工业书写具有“世俗化”和“凡尘性”的特点,其“小说叙述视点逐渐下移,大多在‘民间’的宽广场域中,专注书写工人群体中的小人物,写他们繁复庸常的日常生活和平凡卑微的烦心琐事,写他们的悲欢喜乐,以及独特的命运遭际。”(陈卫炉:《基于“日常生活转向”的独特叙述视角——以新世纪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为例》)宋离人用边缘化的小人物视角聚焦“黄泥坝”,冷静凝视底层工人们的喜怒悲欢,在他笔下,家国的“大历史”书写让位于个人的“小历史”叙事,显示了个体历史下的小人物视域转向。
宋离人的“黄泥坝”系列小说大多采用边缘化的小人物视角,取代传统工业题材小说中领导者和技术员的叙述视角。其小说的叙述者大都是生活失意、在工厂挣扎奋斗却找不到出路的底层工人。他们或挚爱不得、或夫妻离异、或穷困潦倒、或苦闷抑郁,总之,他们都是在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小人物。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和窥探“黄泥坝”的工厂和工人们。于是,“黄泥坝工厂”的形象在底层工人的注视下展开了——它们曾经伟岸高大、朝气蓬勃,现在却逐渐荒凉,只剩下断壁残垣。时代只留存着一代人的回忆,曾经“工厂是我家”的记忆不见了,留下的是偷盗和顺手牵羊。通过在工厂劳碌半生的底层工人的视角来描绘这一变迁,其叙述更具悲凉意味。
跟随小人物视角望向“黄泥坝”的代际关系,可以发现“黄泥坝”的先辈们随着时代一同落下帷幕后,“黄泥坝”的后代们却依旧延续着父辈的生活,在工厂里卖力工作。宋离人常常通过“我”这个一线工人的小人物视角,注视着与“我”有着相似命运的工人群体,书写他们内心深处的落寞与挣扎,这也增添了文本的共情力与叙事表现力。《难以启齿》中的小顾技校毕业就进了工厂,过上了与父亲一样的生活。面对父亲的美好期许,“小顾先是低头不言,呲呲暗笑,顿了顿说,你就是我的未来,我做到六十岁也不会发财。”我们认可和推崇逆天改命,但知命后选择认命的无奈与辛酸又有多少人能懂呢?也有一些人最终走出了“黄泥坝”,《迎风飞翔》中的楚生宁可住在南京城郊的杂货间也不甘回到“黄泥坝”,因为在他看来,或许只有逃离生养他的“黄泥坝”,才有可能走出命运轮回的怪圈,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追求与理想。他的身上闪烁着孙少平的影子,平凡而又坚韧。宋离人通过小人物视角反映了大时代之下的小人物命运,他们有沿袭也有挣扎,有妥协也有变化。透过工人这一阶层,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寻到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沧桑变化。
小人物视角的运用也使得宋离人的小说从大历史叙述转向工人的个体历史,将叙述焦点集中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上,工业生产退居背景的位置,更突出小人物平凡琐碎却又充满温馨的生活场景,赋予小说珍贵的烟火气与生命力。《乘滑轮车远去》通过“我”的视角,对两兄弟在艰难岁月中相互扶持的的温情日常进行了细致的展现,为了吃上一顿好肉,兄弟二人深夜排队等候;为了改善生活,兄弟二人认真拾掇橘子皮;捡了野鸡,兄弟俩分而食之。《羽落天河》透过“我”的视角观察到安天河家的生活场景及其父母的温馨日常,他们的家破旧狭小却整洁温馨,一家人用其乐融融的温馨消解着生活的不易。《难以启齿》中甚至对工人择菜与做饭日常进行了展现,工人在茶余饭后的笑谈也成为了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小人物的生活虽然琐碎,却也因为平凡真实和充满温馨而散发着动人的光芒。尽管底层工人的生活经常是一地鸡毛,但他们依旧乐对生活,小人物琐碎却温馨的日常生活传递的是对世俗生活的热爱。
作为工人作家,宋离人并没有大书特书工业生产,而是关注工业中的人与事,透过时代镜像展现工业工厂的时代变迁与世事沉浮。他将目光聚焦在底层工人身上,展现工人群体的生存境况与精神际遇,以边缘化的小人物叙述视角实现了工业书写的视域转向。经过多年的创作积累,宋离人以其“黄泥坝”系列小说构造了属于自己的写作天地,也拓展了工业书写的另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