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60年代始，就陆续有中国台湾、香港的留学生前往欧洲求学。瑞士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反映旅欧华人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曾风靡一时。此后又有吕大明、朱文辉、杨翠屏、颜敏如、丘彦明、池元莲、绿骑士、麦胜梅、林湄等，以不同体裁描述各国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欧洲华文文坛上各占一席之地。从80年代始，有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以及新移民、“外嫁女”等移居欧洲各国，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打拼、生存，怎样融入异邦的社会生活，也有了众多华文文学作品的书写与描绘，如关愚谦的《情》《缘》，章平的《红浮萍》三部曲，谢凌洁的《双桅船》，余泽民的《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穆紫荆的《情事》《归梦湖边》，方丽娜的《蝴蝶飞过的村庄》《夜蝴蝶》，刘瑛的《不一样的太阳》，朱颂瑜的《把草木染进岁月》，老木的《新生》，安静的《萨尔茨堡有张床》，阿心的《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昔月的《两乡情悦》等。然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生活在塞纳河畔、多瑙河边的欧籍华人的命运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担任法华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旅法华文作家黄冠杰，曾出版过散文集《果园与歌者》和诗集《黑夜敞开》，他的诗苍劲深沉，画面感十足，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比如《巴黎 从一杯咖啡开始》写“我”这个漂泊者在巴黎咖啡馆与周围环境（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我坐在那个角落/面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有点不知所措/咖啡 香得这么张狂/一点都不顾及/我籍籍无名的身份”，把一个从中国乡间跨出国门，来到“花都”巴黎后异乡人的陌生感与孤独者的无措感，抒写得格外真切：“我习惯了茶的沉静 对咖啡的张狂/就有些坐卧不宁”；“剩下的时间，足够我把咖啡的苦涩喝成厚重”。茶的沉静与咖啡的苦涩，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意象，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不同隐喻。
今年，黄冠杰又发表了散文新作《老树》（载2022年1月《欧华文艺》第56期），该文一开头写作者的屋外有一棵老樱桃树。“由于平时采访忙，我对这树也基本是熟视无睹。真正让我注意到它，还是法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封城。一封城，我们改成居家办公，侨社活动全停了，现场采访要都改成电话采访。足不出户，我忽然‘发现’了这棵树。”因为，“那时候，听着揪心的一日日不断感染、死亡的数字，看着黑黝黝的枝条，盼望着赶快点开花。因为有研究者说，等天气暖了，疫情就会过去。但是花开了、花谢了，疫情仍没有停止的意思。直到看到果实一日日膨胀，数字才一日日瘪下去。所以，这一次的收摘果实便有了别样的意义。”这棵老樱桃树无疑成了承载疫情期间作者一家悲喜交集的寄情之物。“落红不是无情物”，自然景物通过“移情”有了情感意义。作者的妻子格外垂怜这棵由前房东老夫妇留下的樱桃树，不惜花钱请来果树修剪师为其修整。可是修剪师却说树龄太长，已经开始慢慢死亡了。一棵表面上繁花似锦、果实累累的樱桃树，竟已渐渐步入死亡。这似乎含着某种隐喻：某些表面上看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料到已是大限将至，走向衰亡？“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身世，去国离乡的一群，正像这棵老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向下伸展我们的根须，我们只能抓住浅浅的一层。我们的养分还是来自内心。”作为华夏子孙，无论身处何地，必须要使自己内心强盛，才能将“养分”供给全身，不致生命枯萎。这或许正是无情的疫情所给予作者思考海外华人及自身命运的鞭辟入里的命题答案。
身居匈牙利的余泽民，在中篇小说新作《天笼》（《江南》2021年第6期）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致，展示了一位在布达佩斯不幸染上新冠病毒而死亡的华人移民“我”的亡灵，在离开肉身后对前世今生的追忆与忏悔。小说秉承了余泽民由《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等作品一贯的对于东欧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生存和生活现状以及生命、爱、欲望、命运及其情感世界的关注与描述，但不同的是，此篇更为注重对他们客死他乡后的“灵魂”归属的叩问与生命意义的审视，因而更具有震撼力与颠覆性。
《天笼》书写病亡的“我”的躯体尚留在布达佩斯F区圣约翰医院病床上，而“我”的灵魂却已溜走，第一个念头是“我自由了”。自由的“我”的灵魂弃绝“我”的皮囊而去。溜出病房的“我”看到了新冠时期圣约翰医院的更多实景。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而后弃医从艺的余泽民，犹如弃医从文的鲁迅那样，“所仰仗”的医学知识同样给了他对新冠患者的病态、神志与心理以精细准确的描述，无论是不断被送进医院需要抢救的病患，还是兢兢业业对病人乃至亡者悉心照顾的医护，都有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作为叙事支撑。
《天笼》中“我”的亡灵对于不幸的个体命运以及华人的伦理悲剧做了回应与叩问。疫情期间海外华人移民的现实处境，到底有多艰难？“我”之亡灵告诉读者：“回想这一年多漫长的、令人绝望的隔离，餐馆被迫停业导致的一系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我就会感到不安。你想啊，政府下令封城，宵禁，强制性停业，可房租水电费仍要照交，公司税和个人税分文未减，人家的大饭店多少能得到些政府支持，但我开的那家‘棕榈山快餐’只能自生自灭。”面对生存困境已属不易，更遑论伦理道德上的不安：“我”先是躺在病床上眼睁睁看着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老父亲咽气而无法动弹，后想起他留下将其骨灰带回福建老家安葬的遗嘱，生前无法执行，死后如何做到？“我和父亲最后都没能归根。”父子两代人双双命丧异国他乡，落叶无法归根，这恐怕是重视人伦亲情的炎黄子孙最痛彻心扉的伦理悲剧，无论他是否入了别国国籍。余泽民用手术刀一般的犀利笔触，挑破了结在不少海外华人胸口最为疼痛、甚至死不瞑目的厚痂。小说中不仅仅是父子间的伦理悲剧，还有夫妻、亲子之间生离死别的家庭悲剧。
《天笼》中“我”的幽魂对于自己抛家别妇闯东欧，25年来“当一台挣钱机器”做了反思与忏悔。当年，骨子里不安分的“我”赶上赴东欧淘金的大潮，跨上了横穿西伯利亚的K3号国际列车。到了布达佩斯，靠福建同乡的指点和帮忙，“先贷货练摊，然后跟摊友凑钱拼柜，百货店的钱不好挣了，就改开餐馆，中餐馆开不下去了，改做快餐，生意虽然几起几落，算不上成功，但汇回家里的钱也够阿芳母子盖一栋小楼，多少弥补了心里的愧疚”。其实，赚了钱的“我”不但有了异国情人伊伦娜，生下了混血儿子托米；还把在布达佩斯购置的首套房过户给了她，替托米买了辆新车，“是我提前为他准备好的成年礼”。不过后来因“我”已有家室事发，伊伦娜把“我”和老父亲扫地出门，自己不久又有了新欢，托米也只能隔两三周跟“我”吃一顿饭。为了能保住福建老家之“根”，对于发妻始终隐瞒实情，“我担心到头来我会鸡飞蛋打，落得一个两头不是人”。只有成了幽魂，命丧黄泉的“我”才意识到：“我的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自欺欺人”，为自己“曾经犯浑和残忍感到懊悔”。迟到的忏悔已于事无补，走出“记忆隧道”后的“我”，与“由无数镂空的剪影组成的魂灵大军”一起被昊天帝收入“天笼”，“成千上万的魂灵在寂静中被压缩成沙丁鱼罐头，他们不再是独立的，更无所谓自由”。最后放出天笼变成了一朵飘荡的白云。余泽民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揭示出了无情的人生归宿与残酷的生命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泽民的《天笼》不仅仅是一部疫情时期饱蘸海外华人血泪的忏悔录，更是一部叩问人的终极生命意义的“道德经”。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它超越了一般书写海外华人命运的大多数华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