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莉娅：文学期刊视域里的新时代生态散文
在当今日益加速全球化、传媒化的时代语境之下，文学期刊历经多元的观念变革和全面的市场转型，成为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重要力量，并逐渐改写了文学的整体样貌，使当代文学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生态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日渐兴盛的门类，与文学期刊的发展与嬗变息息相关。在新时代文学发展背景下，作为生态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散文创作必然受到影响而产生新的时代变化，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学期刊审美趋向、刊物理念的影响，随之而发生相应的文学创作主题选择、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改变。
一、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关系
本文在探讨新时代生态散文的特点与发展之前，试将与之相关的自然文学的概念厘清，并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关系及异同进行辨析，要对自然文学的范围与外延进行准确地概括，而不能给一个自然文学的“笼子”，将与自然有关的文学作品统统装入，要警惕概念泛化的危险。
程虹在研究美国自然文学的著作《寻归荒野》中，对起源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形成于当代的这一美国文学流派给出了定义，并对其发展历程、文学主题、文体特点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阐释。她对美国自然文学下了定义：“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重述了一个在现代人心目中渐渐淡漠的土地的故事。”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程虹认为自然文学最为重要的是“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对于自然文学的文体，她也给出了明确看法：“从形式上看，自然文学属于非小说的散文体，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从内容上来看，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言之，自然文学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文明世界走进自然环境那种身体和精神的体验。也有人形象地将它称作：‘集个人的情感和对自然的观察于一身的美国荒野文学。’”
自然文学在创作方式上，即与生态文学存在着某种差异。自然文学作家写作都与自身的经验有关，他们一般身处自然环境之中，强调在地感。生态文学创作者却不一定是这样，他们更多以文学的方式来关注生态，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对现代工业和城市化进行批判。生态文学没有明显的地域感，很多作家基本上没有实地考察，更没有走进大自然场景里去，因此有些作品也不具有“荒野意识”。
自然文学具有“实践性”和“荒野”意识。“荒野”是自然文学中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最能够体现自然文学本质特征的词语。美国自然文学写作极其推崇荒野之美，在荒野之中寻求心灵的安宁与精神的信仰。梭罗便是康科德自然之中的漫游者，在其《冬日散步》中，他写道：“在文学中，正是那些野性的东西吸引了我们。”在其创作中，他疾呼“我想为自然辩护”，并提出“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阐释了野生自然与健康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生态文学则一般没有“荒野意识”，更没有作家走进荒野的勇气及到荒野探险的实践和精神。就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来看，虽然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张炜《刺猬歌》、阿来《蘑菇圈》、陈应松《森林沉默》等，但还有相当作品停留在生态事件上，就事叙事，从而导致叙事上的模式化、概念化。既缺乏对自然的探索，也缺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人物形象单薄而苍白。韩进在论述中国生态文学和大自然文学时曾说过：“生态文学与后起的大自然文学相比，一个重大区别在于生态文学可以不直接描写大自然。”
人类生活逐步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后，由之产生了严峻的生态问题。而生态文学正是在其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背景中所产生的。王诺是我国较早给出“生态文学”定义的学者，他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提出：“生态文学是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20世纪90年代及至21世纪之初，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在中国引发了一股热潮，这也与我国当时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变化有很大关系。也正因其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的，而使之在先天上就存在着不足——缺乏审美性。吴秀明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中指出当时学界对于生态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即“生态文学研究自然也就成为对文学所蕴涵的生态思想的一种研究———这是典型的主题学研究而不是文体学研究”。而就生态文学本身而言，主要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强调人类所应承担的生态责任，借文本所呈现的景象与物象来达到对生态危机的预言和警示作用。至于生态文学本身所包含的叙事方法、语言风格、审美规律等，却鲜少提及。从这一方面而言，自然文学即与生态文学存在着鲜明的不同，前者完全地融进自然环境，创作者是自然界中细致审慎的观察者，从形式及内容上而言兼具文学的审美性、科学的准确性以及哲学的思辨性；后者则与自然环境保持着一个理性客观的距离，旨在批判工业化社会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更多注重的是现实性与批判性。从此即可看出，二者经由创作路径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样貌。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并不是泾渭分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首先，在主题内涵上，二者都关注环境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等。自然文学有时可视作生态文学的一部分。如美国自然文学至20世纪时即和生态文学某些方面已趋于接近，一些自然文学作家更为自觉地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并直接参与环境保护运动。这就使得他们创作的自然文学作品某种程度也符合生态文学的思想特征。其次，自然文学中有些作品本身近于生态散文，存在形式上的交叉和重合。20世纪以后的自然文学，许多作品不仅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还体现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这类作品都可与生态文学合流。从体裁上来说，自然文学的范围较为狭窄，多为散文一类。而生态文学则外延更大，除了散文，它还包括生态小说、生态诗歌、生态报告文学乃至戏剧等。长期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学者汪树东认为，“如果从生态文学角度看，美国自然文学可以归入生态散文一类”。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当代有关自然文学的作品也大致属于生态散文，同属生态文学这一文学门类中的其中一个分支。要而言之，应该从生态意涵和文学审美两方面来考虑，只有这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展现并书写新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追求更为深远精邃的生态思想内涵才能称之为一部（篇）成熟的优秀的新时代生态散文。
二、新时代生态散文创作趋向
生态散文多为描摹自然生态景物、自觉对自然万物进行审美观照，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力图在对生态思想及意蕴的深入挖掘中，实现其审美超越的散文作品。例如梭罗《瓦尔登湖》、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约翰·巴勒斯《醒来的森林》、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苇岸《大地上的事情》、胡冬林《山林笔记》等都是中外生态散文中的经典之作。在新时代文学的背景下，生态散文该如何继承我国优秀文学传统，以新的视角、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呈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生态散文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蓬勃的面貌，从当代文学期刊中可窥见一斑。《人民文学》提倡生态题材写作已经数年，而2020年5期另开设“自然文学辑”栏目，刊发作家李青松的散文《哈拉哈河》以及郭雪波的散文《阿娜巴尔》；《北京文学》近年也陆续刊发过周晓枫《幻兽之吻》、杨文丰《雾霾批判书》、鲍尔吉·原野《残雪是大地褴褛的衣裳》、李青松《北京的山》、艾平《守候黑嘴松鸡的爱情》等生态散文；《草原》杂志更于2021年初开设固定栏目“自然写作”，标举自然写作的文学意义与美学特质，刊发了诸如徐刚《金沙江笔记》、陈应松《森林迷境》、鲍尔吉·原野《星星上的盐》等多篇散文；《天涯》2022年第一期策划了“生态、自然与时代”二人谈，聚焦生态、自然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文学又如何来呈现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接连刊发了一系列自然生态散文，比如项丽敏《住在鸟的旁边》、人邻《山居笔记》、陈爱民《野花的野，野花的花》等；其他如《广西文学》《黄河》《西部》也推出了生态散文栏目和特辑。这或多或少都释放出一个信号，自然写作将是我国新时代文学领域推动弘扬的一个创作方向。面对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亟需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自然写作理所当然于时弊有补，这一文学门类或将进一步彰显它的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
新时代的生态散文试图致力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建构，即在生态环境已遭破坏的当下，人类该如何处理个体生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便追求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的生存状态，从而求得内心世界的平衡。从作家们的创作来看，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趋向。
其一，在文本中展现大自然的主体性与生命力及所蕴含的神奇与奥秘，同时给予所观照对象以伦理关怀。作家周晓枫近年写了大量动物题材的生态散文，这集中反映在她的《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有如候鸟》《巨鲸歌唱》等作品。周晓枫创作生态散文深受苇岸影响，她曾说：“我选择动物题材可能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影响，他在最后的病床上曾给予我鼓励。”她的生态散文创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显微镜般的目光对动植物生活习性的细致观察和考量，如《种粒》《斑纹》《虫子们》《海平线》等；另一类是对动物现实生存处境的揭露，借此表达作者的生态批判，如《他们》《鸟群》《动物园》。刊发于《北京文学》2021年第4期的《幻兽之吻》是作者有意识创作的“海陆空三部曲”生态散文之一，她在文中将目光投向了沼蛙、蚁群、蜻蜓、豆娘、狮虎兽等，写了月夜沼蛙的求偶，行进中的蚁群以及它们统治的秘密，童年春天动物园见到的那头孤独的狮虎兽，陷入困境之中的豆娘……周晓枫在其创作谈中述及：“哪怕动物的慷慨，是被人类强制劫掠而造就的美德，我们依然要对动物致以感恩。这种感恩，一方面是物质意义的，一方面是审美意义的。动物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温暖，提供知识和审美的教育。它们的美，它们的暴力，它们身上无穷无尽的谜……因为超出想象而几近幻觉。”文中种种自然界的生物，在作者笔下自由穿行，所有生命在作者眼里都变得生动亲切起来，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英国作家吉米·哈利所说的“万物既伟大又渺小”，也是苇岸致力书写的所有“大地上的事情”。人与自然万物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不是自然界成员之间的绝对平等，而是生态意义上的生物链环之中的平等，是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和谐相处，每种生物都有其合理存在的权利。动植物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人类而创造，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万事万物自有其独特价值，与人类处于平等地位。
其二，是对现代文明及生态危机的现实批判与省思。当人类进入工业文明阶段，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和工具理性思维得到建立，自然被当作人类获取资源的客体。人类开始肆无忌禅地攫取自然资源，并沉缅于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狂热之中。在此过程中，自然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那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对立、不平衡、不和谐的关系。生态散文作家对于现实中的生态危机，以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去观照自然危机，以深厚的情感去切身体悟生态系统整体中各个生命体的生命体验。同时还对导致危机的现代化进行了批判与深思，揭露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病，反省人类以主人自居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所带来的负面意义。但另一方面，也需警惕在这种“归罪式”的批判式思考中，过于简单化地处理而忽略了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散文对现代化的批判并非是要全盘否定其本身，旨在强调不合理地利用和发展科技，而对自然生态、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灾难，并借此促使人类思考如何合理地使用科学技术和发展工业，如何处理自然、人类、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生态散文对现代文明批判与反思的意义所在。
其三，以自然生态整体观来讴歌自然、关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为创作原则。正如提出“土地伦理”的美国作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提出的：“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生态散文作家以自然生态整体观来观察表现自然主题，思考与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以真正生态意义上的平等博爱之心，从新的视角对自然进行富含诗意、深情、哲思的书写与礼赞。已故的作家胡冬林以他在长白山林间五年多的生活经历写下80万字的日记体散文集《山林笔记》中，明确表达了他的创作主张：“生态文学在于展示整个森林和森林动植物的生态世界，揭示森林万物互利互惠共生共荣的进化奥秘。”在他数年的长白山林间探访中，生动翔实地记述了原始生态中的众多自然生灵。在其《狐狸的微笑》散文集中，描写了青羊的高山之舞，如孩童般在水面玩耍的水獭，雌雄松鸦在山梅花的矮枝杈上悬挂它们越冬的椴树种子，树木之上生长的各种菌类……他在其散文写作中构建了一个生趣盎然的山林世界，鲜活生动地呈现了动物世界中隐秘有趣的生存技巧，以及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丰富流动的关系。正如他在《拍溅》一文中开篇所引的一首因纽特人歌谣中所吟咏的：“在远古的时候，人高兴变成动物就能变成，动物要高兴也能变成人。那时候我们曾共用同样的话语，只因为那时人和动物讲同样的话。”和胡冬林一样，一批优秀的生态散文作家自然地担起应有的责任，关注自然，描摹自然，将自然万物都作为生命主体进行叙写，在创作中确立起成熟的生态整体观。他们反省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自然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生态的关系构建，以达至人与自然的相融相合。抛却人类中心主义观，将自然中所有生命视为平等的生命主体，认为所有自然生命都有权利生存在自然之中，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主体，以之为倾情书写的审美对象，这些作品因而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态散文。
其四，语言的诗性与灵动，兼具文学性及科学性，葆有自然情怀与诗意本质。生态散文通过呈现自然的生命本真，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天然亲近。沟通于二者之间的语言不是空洞抽象语言，而是一种简洁形象的语言，清晰明朗且满溢着清新质朴的生命气息，把自然界的万物和人类之间的同质关系准确地勾勒出来。比如刊于《北京文学》2016年第4期的鲍尔吉·原野《残雪是大地褴褛的衣裳》中的一段描写：“夜幕降临，残雪如海洋上的一块块浮冰，雪块在月光下闪着白光。这时候我又想变成鸟儿，飞到更高的地方俯瞰大地，把这些残雪看成星星。这样，大地终于有了星星，恢复了它原有的美丽……积雪在鸟儿眼里变成星星，一道道的树木如同黑黢黢的河流，像流过月亮的河。鸟的飞行停不下来，到处都有残雪。如果一直向北飞，残雪恢复为丰腴的雪原。呼伦贝尔的雪五月才化。”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描摹，发挥合理的想象，力图通过观察自然、描写自然去发现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并用优美生动、空灵洒脱且富于韵律感的文字呈现出来。
三、生态散文应寻求新时代的生动表达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的概念，“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这是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态观。可以说，这为新时代生态散文创作指明了创作方向。
就目前来说，我国生态散文创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仍需要继续完善和拓展。诸如，有些作品单纯展示揭露危机，或是对山水草木的自然书写，未能对自然生态、人性和文化根源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究，有些作品虽具备了较高的生态价值但欠缺艺术性，当下经得起考验的经典生态散文作品匮乏等。新时代生态散文作家们应准确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在对自然、生命的关注中，逐渐意识到只有本着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反思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改变人类以往对待自然的方式与做法，运用生态智慧来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以生命伦理意识关爱自然间的万事万物，回归自然融入自然，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才是适合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寻求人类在自然中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意的栖居”。
李敬泽在《人与自然、人民与生态》一文中认为：“生态被放在五位一体的总体性里，放在文明发展道路的总体性里，在这里，贯穿着一个巨大的、又是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主体，就是人民……我们中国人如何为人类创造和展开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学面对着新的广大空间，它不仅仅是想象和决断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它也在想象人如何与自己相处、人和人如何相处，甚至想象如何成为一种新的人。”生态散文创作也被置入这一宏大背景下，在题材内容、语言形式及意蕴内涵上寻求新时代的审美新质与生态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