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我看见无数的她》：以主体靠近主体

《我看见无数的她》是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莉的新著，也是作为批评家的她再一次从性别视角进入经典作品的全新实践。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脉络的梳理，讨论何为“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如何发生、何为“女性文学的批评方法”等问题，其聚焦的对象是冰心、丁玲、张洁等女作家的其人其文。第二部分的阅读对象则范围更广，不光有对女作家作品的解读，也有对鲁迅、毕飞宇等男作家作品的解读，另外还有关于《BJ单身日记》、《廊桥遗梦》等经典电影的独到见解。从女作家作品到男作家作品，从文学文本到影视作品，全书一以贯之的是对女性视角和女性精神的坚持。在张莉看来，女性视角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可供学习的方法论，它既可以供女性学习来反观自身，也可以供男性学习来理解世界上的另一半人口。而带领读者通过阅读的实践学习这样一种方法论，则是她在这本书中试图做到的。

近年来，“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交媒体上，都是一个不陌生的存在，是一个正在成长为一门“显学”的话语力量。如果我们此刻打开某个阅读类app的榜单，就会发现“女书系”书籍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类别，并且有着一个庞大的受众群体。然而，就“女性主义”这一话语体系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含混、复杂、充满冲突和对立的存在。更不用说这一话语的读者接受情况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异彩纷呈。如果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话，那么毫不夸张的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女性主义”。张莉意识到了这一现实。因此，尽管她从女性文学研究起步并以此闻名，但她一直在“女性主义”一词的使用上慎之又慎，并且用“女性视角”一词来概括她的立场和方法论。因为她想要最终抵达的，并非是某种主义，而是拨开性别的偏见和迷雾，照亮晦暗之地，成为那个“不驯服”的读者。

张莉所坚持的性别立场是有她自己的特色的。在本书的序言《成为“不驯服”的读者》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几个关键词：“同情地理解”、“逃离受害者身份”、“读者的主体性”。从这几个关键词里，我们可以看出张莉所言的女性视角的核心含义，即以人爱人、以主体靠近主体。这就要求，读者既不应是把文学或者电影中的女性对象仅仅作为批判对象，而粗暴地指责她们的“不反抗”，也不应是仅仅将她们当作男权的受害者而忽视她们自身的主体性。与此同时，读者应该确认自己的主体性，不被约定俗成的评价框住思维，来用自身走进他者。

以书中张莉对电影《黄金时代》的解读为例，便可深刻地明白何为她所言的“同情地理解”。张莉是对中国现代女作家研究颇深的一位研究者，而萧红则一直是她颇为钟情的研究对象之一。作为一位对萧红颇为了解的观众，张莉对《黄金时代》的肯定和批评都是有理有据的。她意识到，《黄金时代》对萧红一生的回顾，皆是从萧军朋友们的视角出发的。因此，电影不但没能充分表现这位天才一般的女作家的文学才华，还忽视了萧红的困厄处境和病痛缠身。在电影中，萧红仿佛是被爱包围着的。她前半生所遭遇的所有不幸都仿佛是为着她的爱情罗曼司所做的点缀，而她后半生的颠沛流离则更是她“作”出来的结果。但是张莉对此表达了她的不认同，她发现了电影叙述视角的偏颇，并且指出“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万多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 张莉：《我看见无数的她》[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135-136页。]

我想，这就是一种“同情地理解”，作为主体，张莉看到了萧红身上强大的主体性，认识到了她旺盛的创作力，指认出了到萧红并非作为“萧军女友”，而是萧红自己的那部分。同时，作为女性，她意识到“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这些事情对于一位青年女性来说是多大的考验，而这些考验又在何种意义上显现出了她创作能力的可贵。

但是张莉同样意识到，“同情地理解”并非将文学和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看作一个纯然的受害者，而要去发现她们的反抗，要看见她们是如何在压抑之中成为自我的。这种态度在她对《立春》的解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电影中的女主角王彩玲是一个长相平平，甚至有些丑陋，却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艺术梦的女性。这样的女性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都极易沦为一个流言的笑柄。在电影里，王彩玲一次又一次地被骗，不但被骗钱，还被骗感情。她一次又一次被骗的经历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苦命人——祥子。如果顺着这个逻辑，我们会发现王彩玲简直是命运的弃儿，她没钱、没爱、没有好看的外表，还特别倒霉。但是张莉却号召她的读者跳出这样一种受害者思维，她带领我们去认识王彩玲从一个天真的做梦者到强大的女人的蜕变，从而发现王彩玲身上的那种“有光泽的觉醒、有光泽的成长”。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有光泽的觉醒、有光泽的成长”不仅发生在作为阅读、观看对象的女性人物身上，也同样发生在作为读者的张莉身上。经典的重读一直以来是张莉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之一。这种重读不仅是文学史意义上的重新阐释，更是张莉个人阅读史的再次回望。在《我看见无数的她》中，我们时常会看见张莉对同一部作品的阐释随着她阅读时的年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在《写下〈情人〉的情人型作家——杜拉斯和她的小说》一章中，张莉谈到：“青年时代的我，其实对杜拉斯这种类型的作家并不感冒，总觉得她太文艺腔，太缠绵悱恻，跟男人的关系也很复杂，我喜欢清爽的人际关系。”[ 张莉：《我看见无数的她》[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第267页。]但是，经过对这位经典作家的重读，张莉从杜拉斯的经历和作品中重新发现了充盈的激情对于这位“情人型作家”的重要性。并且，剥去“身体写作”、“自白性写作”、“美女作家”这些标签，认识到了杜拉斯对于写作热切的忠诚。从“不感冒”到发现杜拉斯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写作者”，这个转变里沉淀着一个批评家的许多——随年岁增长的阅历、更深入的阅读以及社会思潮的激荡……我想这同样也是一种“有光泽的觉醒、有光泽的成长”。

在我看来，《我看见无数的她》，书名里的“看见”即是这样一个以主体靠近主体，以主体发现主体的过程。在看见“她们”身上的主体性时，我们自身也能从中汲取到觉醒的力量。我想这就是强调女性视角阅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