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镇南：评论家应老老实实地多读作品
曾镇南，著名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记者：您对阅读的爱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镇南：从小学就开始了。我的班主任很喜欢文学，经常借书给我看。在中学时代，对我热爱文学的倾向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两位：一位叫汤明德，是我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另一位叫蔡国钦，是我高中时的语文教师。汤老师让我读“五四”以来的新诗，我一下子就被《女神》《红烛》《死水》迷得如醉如痴。查良铮译的普希金的抒情诗一集、二集和《欧根·奥涅金》《波尔塔瓦》，更是使我沉入了诗人梦中。我狂热地读诗、背诗、写诗。开始写短诗，越写“野心”越大，居然写出一首题为“故乡三部曲”的一千多行的长诗来，把故乡的神话传说、故乡的现实面貌、幻想中的故乡的未来都塞进诗里。这诗写完后，我惴惴不安地请汤老师看看，没想到大受赏识。在他的努力下，这诗居然油印出来，全校各班都分发一份，一时我的“诗名”大震。县教育局和学校还为此发给我一张奖状。于是我的胃口更大了，开始写一部叫“森林六部曲”的更长的“巨著”，计划写上万行，内容是一支勘探队在森林中找到铁矿的事。大概写了一千多行，实在编不下去了，只好不了了之。
记者：从诗歌开始的阅读和写作对您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曾镇南：后来我写理论文章，也追求一点诗意的习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我很欣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任公，文章应该是抒发感情的工具。只有有感情的文章才有个性。个性不是神秘的东西，就是真情。最使我对文学真正发生兴趣，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追求的是鲁迅。我高三时开始读鲁迅的杂文，那真是如饥似渴，一本接一本地读，一读就放不下，甚至高考时也丢不开。我完全被鲁迅那深邃的思想和具有极大魔力的文采迷住了。我第一次认识到文学事业不仅仅是朦胧的、美好的一种诗意，一种境界，它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的一项严肃的事业。鲁迅这样的文学家，是民族的战士，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历史有着非常深透的见解，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而且始终把文学当成促使社会进步，改造人生的一种工具。当时我报考大学中文系，就开始把对文学的朦胧的追求确定为自己的人生方向。
记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鲁迅吗？
曾镇南：我这一生会永远处于鲁迅的影响之下。从我高三时开始读鲁迅杂文到现在，我们目击的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变迁、风浪，也算不少了，但鲁迅的文章的光芒是稳定、持久的，岁月不但不磨损它，反而增加了它的光彩。鲁迅的文章经常给我以帮助和养育。鲁迅对于我，是非常亲切、诚挚、平等的思想巨人。他高出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任何人，但我读他的时候一点也无须仰视，可以和他在平等的交流中得到乐趣。他对读者的尊重，对复杂事物明澈的烛照，他的精悍独特的表达，都使我感佩、惊叹不已。
记者：您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受哪些名师的影响比较大？
曾镇南：我在北大学习分两段。1964年，我从福建老家考上北大中文系本科；1979年，在母校老师们的鼓励下，我考取了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杨晦先生和吕德申先生。在北大两段时期的学习中，吴组缃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使我觉到了重新受一次文学启蒙的激动，每一堂课几乎都能获得茅塞顿开的愉快；陈贻焮先生讲唐诗时那种恢宏的风度，不羁的思路，使我心折；袁行霈老师的古典诗歌赏析，以吐字清晰、徐疾适度、顿挫分明的讲述和潇洒俊逸的板书，把他那敏锐细致的艺术感受，准确地传递给了学生，使我有如沐春风的兴味；孙玉石老师的现代文学史课，丰厚缜密、论必己出而又文采斐然，让你在下课时一边抚摸着发酸的手腕一边得到饱餐一顿学问的满足……这些听课的印象，是我那一年紧张的补习生活留下的最美好的回忆。胡经之老师教文艺理论，讲课不是很生动但内容扎实。他老讲文艺创作、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外号叫“胡规律”。他发现了我对文艺理论方面的兴趣，选我当文学概论课的课代表。在导师的严格要求下，我开始大量地、迅速地阅读文艺理论方面的基本书籍，同时补读文学名著，也学着弄一点俄文翻译。
记者：您是怎么从文艺理论转向当代文学评论的？
曾镇南：那段时间正是文坛上非常热闹的时候。但我对于当代的作品却很生疏隔膜。这使我感觉到一种苦闷：我有时想捉住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收集点资料，深入地研究下去，但弄来弄去，终因缺乏对创作实际的了解，连自己也觉得所写的文字迂远而无补于文事，于是就产生了改换一下修业办法的念头。有一次，我因为一篇读书报告的事到杨晦先生的书房去。我惊异地看见老人的案头上，放着很多打开的《收获》《十月》《当代》之类的新杂志。我就好奇地发问道：“杨先生，您也有时间看这些新杂志么？”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看么？现在的小说，是很使人激动的。我读了常常睡不着觉的。你搞文艺理论，要多研究文学现状。”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留意当前的创作。果然，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活跃于当今文坛的作家们的优秀之作，也许还谈不上成熟，对我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使我尝味到鲁迅所说的“连自己也烧在里面”的喜悦。我很快地成为王蒙、李国文、张贤亮、蒋子龙、陈建功、何士光、王安忆、铁凝等等的爱好者了。不由自主地，我写下了最初的一批文学评论，开始向报刊投稿。
记者：那么您写文学评论，是偶然的吗？
曾镇南：看似偶然，其实也有些必然的因素在内。我选择搞文学评论这个行当，是基于对自己气质的分析，并不是盲目决定的。我原来最喜欢写诗，可是对观察客观外界的东西，捕捉人物什么的，较为迟钝一些，而对抒发内心思索的道理和感情，就比较得心应手。一个人想决定搞什么，应该首先对自己的气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对于迅速在某一方面取得进展是很重要的。鲁迅讲，弄文学的人最重要的一条，要坚韧，韧长。不能写了几篇文章就偃旗息鼓、见异思迁了。要不计成败得失，不计毁誉，要执着，把全部精力投进去。
记者：您认为优秀的评论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曾镇南：首先要热爱生活，要把文学评论当成自己投身生活的一种手段，参加到变革生活的活动中去，怀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去观察、追踪生活，而且要把生活的这种新鲜的气息和汹涌澎湃的气势，及时地注入自己的笔端。好的文学评论也应该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第二是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思想的人，文学评论家的文章要有文采，要带艺术性，要保持一种活泼、自由的思维状态；第三，要有比较敏锐、细致的艺术感觉。要老老实实地多读作品，不要端起文艺评论家的架子，要有坚忍的劳动态度。我有时也写得很苦。真正有分量的评论，起码是和创作一样惨淡经营的。
记者：如果请您给青年文学评论者开个书目，您有什么推荐吗？
曾镇南：先要读作品，最好是把古今中外的名著都补补课。有很多名著，人们往往是只听其名，没有读过。你真正读得多了，脑子里衡量作品时，就能高屋建瓴。搞文学评论的人，鲁迅的全部杂文、书信都应该好好读。对外国人的文艺理论著述，我最推崇的是普列汉诺夫，他的思想周密、严谨，特别雄辩。普列汉诺夫论述问题，不光是把结论告诉读者，而且把论述过程也一步一步地展示给你，而且把你引入他的思想逻辑里去，让你摆脱不得。还要读读卢那察尔斯基和高尔基的文章。另外，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也值得认真钻研一番。
记者：您有什么读书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曾镇南：我读书时一般不做笔记，很快地读，集中力量，一口气读完。读书最好自己买书来读，上边可以做点记号，便于以后温习、查找。这样可以节省作笔记的时间。读完这些名家的书一定要消化好。受普列汉诺夫说过的“引证是论战的武器库”的影响，一开始我很喜欢引用这些人的话。后来发现，用别人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是不好的，要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对作品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过多地引经据典，往往是一个人不成熟、幼稚的表现。
记者：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曾镇南：我常常重温年青时读过并留下美好印象的书，可以举些例子：常温的毛主席的文章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评白皮书的几篇文章。在我看来，那不仅是革命的雄文，而且是诗意盎然的诗篇，是我青年时代读得最多的有文学启蒙意义的课本。鲁迅的《野草》和《二心集》，郭沫若的《女神》和他的系列自传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何其芳阐发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两篇著名的论文和《论〈红楼梦〉》。陈涌论鲁迅的论文集与《在新时期面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自然辩证法》，还有列宁谈辩证法的哲学论文……这些书在我的青年时代都曾经激荡过我的心，教育过我，帮助、雕塑过我的灵魂，是我最感到亲切的启蒙读物。我到了晚年，时或会重温它们。我觉得，这些是我构筑人生的基本书。我爱它们。
记者：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想见到谁？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
曾镇南：对于作家最好的喜爱或景仰的表达，是认真读他的作品，同情并理解他的作品——见没见过他倒是不重要的（当然文学记者和文学传记作家另作别论）。所以，我过去以至现在，并不曾特别希望见到哪位作家。不过，因为去年重新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1-3部）又细读了一遍，稍稍有点懂得了路遥的伟大，再次惊异于他何以能写出这样一部展示1975-1985社会生活百科全书般的画卷的巨著。重读了《平凡的世界》，也就等于重新见到他了。
记者：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会选哪三本？假设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会邀请谁？
曾镇南：我从来没有过到无人岛上去的打算，也没有策划过一场宴会的经验和计划，因此，最后这个假设题只好交白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