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蛰龙传》：蒲蛰龙的人生轨迹

给科学家立传，不仅要进入他们的研究领域，写出他们的科学研究对社会的作用，更要写出他们的人格与精神对社会的感召力。麦淑萍的《蒲蛰龙传》就是这样一部传记作品。

这本传记讲述了传主在“以虫治虫”领域各个时期的重要贡献。1939年3月到1940年8月，中山大学因抗战原因搬迁到云南澄江办学，还是讲师的蒲蛰龙看到了当地农民的蔬菜受白粉蝶之害沦为荒地，就开始了利用病菌防治害虫的生物防治法的研究与实践，并取得了成功。这是他在祖国山河破碎、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刻仍然不放弃教学科研的敬业精神与为民除害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奠定了他在1946年赴美留学读博士、学成后在1949年11月归国并决心以科研服务于社会的精神基础。

蒲蛰龙的昆虫研究是紧紧围绕解决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而开展的。不论是1939年的小试牛刀，还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直至他去世时的每一项贡献，他的研究都是围绕着解决农作物或果树、林木所遭受的虫害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他的研究方向必须按照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围绕着国家与地方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去发展。农民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他科研的召唤。他是“将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家典范。在东莞繁殖平腹小蜂时，为了给建在山区的简陋实验室保暖，他经常是半夜起来检查繁蜂房的温度，并观察小蜂的培育情况，做出详细记录，还解决了雄峰多于雌蜂的问题。他的严谨作风也影响到团队。在大沙指导当地建设微生物厂时，为了解决土法生产杀螟杆菌污染问题，他与工人们一起检查了三天，最后发现是没有严格执行土法生产工艺流程所致，平时平易近人、谦逊可亲的老人发了脾气，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的疏忽。他进而要求在工厂再住两天，督促改正。

传记作者麦淑萍是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她与蒲蛰龙夫妇交往甚密。1972年，蒲蛰龙到四会大沙公社调研治理水稻虫害就到过她家，他的父亲经常给她讲蒲教授的故事，之后她在广州工作，经常出入蒲家。1993年她就当着蒲教授的面说要写他的传记，三十年过去，她积累了不少资料，做了很多准备，此次出版的传记自然有着真实的情感和丰富的细节。如书中写到蒲蛰龙与妻子利翠英的感情，就充满着各种细节。他们是1935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同学，1942年结为夫妻，当时的情况是中大农学院迁到了与广东坪石交界的湖南宜章县栗源堡，条件十分艰苦。此后他们相濡以沫，感情笃深。书中写到，1969年冬蒲蛰龙在东莞做繁殖平腹小蜂的实验，他想给妻子买布料做衣服，去了城里，回来时却两手空空，原来他到了城里连布料都剪好了却发现没有带钱。他到顺德建生物防治站，每次回家时，总忘不了给妻子带一袋猪肠粉。

蒲蛰龙作为一个教育家，爱学生如子，惜才爱才，提携后辈。他的人格魅力不仅影响到他的学生一辈，甚至还跨越到学生的下一辈。如蒲蛰龙学生庞雄飞的孩子庞虹，小时候十分崇拜蒲蛰龙，上大学就坚定地选择华南农业大学的昆虫专业，如今已经是昆虫物种多样性和瓢虫群体基因组学的专家、教授以及学科带头人。书中还写到蒲蛰龙在与国际学术界交往中是风度翩翩的“外交家”。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科学家素质与艺术家天分的结合，以及他的人格魅力，给科学界、教育界、艺术界都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