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暗格》漫议：兹事体大与人性观微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宗法传统里“死生事大”原本蕴含的生命意识，已逐渐为加载于死生之上的形式习俗与功利修辞所吞噬。换言之，人情、面子、金钱、权力等各种话语假死生之名，冠冕堂皇地践行着“传统的发明”。霍布斯鲍姆在《发明传统》一文中指出，传统社会的“习俗”意在“为所期望的变化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而在我看来，真正操纵这一过程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则是人性。苏宁的最新短篇小说《暗格》透过“死生事大”“无后为大”“婚姻大事”等修辞表象，细察其背后蕴含的话语机制，剖陈出了人性中的自私、虚伪、粘腻、荒芜与气闷。
小说开首以连续五段的篇幅，表达了叙述者对于菟裘镇的厌弃。作为读者，我觉得“惊”——惊异于故乡究竟如何不是，竟让叙述者如此厌弃；作为离乡者，我觉得“真”——当故乡褪去滤镜，小说中的描述与剖陈正是许许多多故乡的真实写照。譬如，小说第二段最后那句“你也不能突然地有很多钱，不管这钱是怎么来的”，使我迅速心领神会，并且同时在脑海中闪现了“看不过富的，看不起穷的”这句话——它常被用来形容部分乡村的民风与人心。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为何存在巨大差异？《暗格》以一种轻拢慢捻、宠辱不惊的叙事为读者解开谜底。尤擅散文创作的苏宁，将她的散文笔法运用到小说叙事的细枝末节，急于知晓谜底、急于遭遇冲突的读者只能暂时放下对“爽感”的追求，去轻抚盛放答案的魔盒上的包浆，去细察诱发冲突的导火索上的纹路。《暗格》的叙事赢了，赢在将读者的性子磨慢了，快节奏且碎片化的时代里，慢行与静观真是奢侈品。
然而无论如何，对于一篇短篇小说而言，答案与冲突仍是不可或缺的。一切答案都在菟裘镇，冲突漩涡位于“我”的坟。在乡土中国的宗法社会里，祖居之所与归葬之地的巨大意义不言而喻，“我”的生与死在菟裘构成了一个看似完满的闭环。这个闭环像极了孙悟空头上套着的金箍圈，每到清明、冬至、春节三个节令，紧箍咒语按期响起，发作于“我”和“我”的母亲。化解之道则是来到菟裘“我”的墓前。母亲来到“我”坟前尚可理解，“我”回自己墓前多少有些惊悚。没错，《暗格》运用了一种自然天成的亡灵叙事视角，陡遭意外而殒命的“我”作为叙述者，讲述着菟裘镇的过往与当下，目睹了“我”父母的结合、分离、纠葛以及父亲的死。显然，“我”的视野已然溢出死于二十一岁半的青年的认知与经验。实际上，这种趋近于全能的广角叙述视角的背后，既得益于身为亡灵的便利，又矗立着作者本人的性别身影。无论是母亲决定离婚时所说的“我没有情绪，就是一种选择”，还是她发心再婚时道出的“有点难以启齿，但怎么说呢，我需要结婚”，都是披着亡子之所见所闻外衣的极其个人化的母亲之所思所想。
常言道：天地有灵，神鬼共鉴。尽管亡灵可通神，但毕竟人性太幽微，即使依凭“我”的亡灵眼目亦难以真正洞透人性、看穿人心。人性的细节与人心的微澜仍需透过活人自身进行剖解。在小说的叙事策略层面，作为亡灵的“我”被作者调用，以期实现全知叙事与全景扫描，却在不经意间露马脚于母亲身上。而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与矛盾设置环节，作为死者的“我”又被生者利用。母亲特地赶在清明前几日回菟裘为“我”扫墓，却险些与父亲的二婚妻子（小说中称她为“女人”）照面。“女人”与父亲诞下一子，儿子长到十几岁，父亲却溘然离世。在这个节骨眼上，钱比情理信义都要大，她必须与“我”的母亲当面锣对面鼓，将父母离异时暂存“我”母亲处的财产交割清楚。顾不得父亲在世时的“君子协定”，更无所谓原配妻子与再婚妻子的尴尬关系，“女人”下定决心要当面与母亲将理说清，把属于她儿子的那份争过来。所谓“两个女人一台戏”，但父亲的前妻与现妻却始终未能真正“同台”。就在这时，“我”的姑姑适时出面充当“中人”，或者说，作为矛盾的激化者和谎言的捏造者。在姑姑口中，父亲与现任妻子所生的儿子成为死去的“我”的生命的延续。她在两个侄子的名字上做足苦情戏：亡侄唤作“如锡”，新侄名为“念锡”，意思明了，寄以思念如锡之意。然而，说多错多，随着劝说的深入与节奏的加快，姑姑不经意间将新侄的真名“如星”吐出，闹得双方尴尬，浇得人心凉透。
如果说，故事开篇描述的菟裘人的种种缺点与劣迹，尚属抽象化且整体性的，那么，一俟姑姑出场，种种抽象整体的属性就变得具象且个体化。而且饶有意味的是，菟裘人的一切不是之处与负面质素，均在姑姑身上凝聚为理直气壮的谎言与“兹事体大”的说辞。事实上，父亲又何尝不是菟裘人的另一类代表。他与姑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曾着意离开菟裘，却又被菟裘紧紧缠住，缠住他的不仅是菟裘的亲属朋友，更是“衣胞之地”这番说辞包裹下的愚昧迷信与虚情假意。最终，父亲被反噬吞没了。“爸爸作为菟裘渔民的后代，最后还是接受了温饱儿女、有后为大是最高哲学的伟大思想”，并收获了用一张仿真存单换走原件却满口道义旧情的卑小灵魂。
作为小说叙事的“奇点”，“我”的死亡与葬在菟裘本是一场偶然，但偶然之中暗藏或预示了某种必然。就此而论，《暗格》的叙事策略与情节营构触及到了文学尤其是虚构文学的本质，即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此外，《暗格》点题颇晚，当我在阅读过程中急于探寻“暗格”一词与小说叙事的关系时，当我被亡灵叙事大法牵引地魂魄翩然时，我已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四方四正的骨灰盒形象。在点题到来之前，这方骨灰盒就是我心目中“暗格”的实存。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苏宁的点题超出了我的想象边界与期待视野：“我是有‘范围’的人了，我已进入我的暗格。而他，也在他自己的暗格当中。都是被局限的人，各有界面，互相不知为好。”人与人的不相通是必然的，而人与人的相联系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谎言与说辞。不论是死生嫁娶、风俗名节、“小镇传统”的“兹事体大”之辞，还是“金子摆平眼心里事眼前堵”、“记仇大于记恩”的人性黑暗法则，都被虚伪的人、荒芜的人整合于同一张口中、同一句话里，成为联结关系、拼贴利益的虚假承诺。《暗格》正是以其独特的叙事节奏与叙事腔调，将人性的虚与实、言辞的真与假及其二者中相互交叠的混沌部分摹写得恰到好处，透过“兹事体大”的谎言与说辞，深入观察并捕捉到了人性之幽微。
最后，可不要忘了“菟裘”这一地名的出处。《左传·隐公十一年》中有“使营菟裘，吾将老焉”之语，后世常用“菟裘”指代退隐归老之地。苏轼词云：“此心安处是菟裘”。显然，士大夫对养老之所的想象与《暗格》中菟裘镇的现实有着天壤之别。若菟裘镇不是意外恰好发生的祖居之处，“我”不会葬于此处按时魂归；若菟裘镇不是亡子葬身之所，母亲亦不会定期造访这片伤心之地……还有多少和菟裘镇一样的故乡，令我们不想回却又不得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