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恰里特山下》：何为“真正生活”
一
董夏青青的小说很独特，我把它们视为对边地军旅战士“真正生活”的探寻。“真正生活”这个话题来自于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一书里，作者把它定义为一种超越于“激情燃烧”的放旷与“舒适优雅”的享受之外的，青年的第三种选择。这是一种批判的生活，也是一种建构的生活。但是当然，巴迪欧的论述只是我们思考的开始，有关这一话题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空间。
对以服从为天职、沉默为必需品的军人来说，“何为真正生活”确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试想，当一名战士持枪冲锋的时刻突然反思起自身为什么身处此地，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结果必然是悲剧。所以，提问自动对应着回答，军人的生活本然地排斥反思，董夏正是在此习焉不察之处开始了小说的叙事。《河流》一篇中，她把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放到了小说叙事的中心位置。“我”（余干事）下连队采访，想收集一些扎玛纳什连队基层士官和战士们的故事，但是与“我”接洽的连队负责人肖指导员的态度却比较消极。“‘下午请几个人来座谈，聊聊天吧。’我说。‘聊天？’他把脸对准我，好像嗅到了一个敌人。‘聊聊大家的生活。’我说，‘也算是收集素材。’‘您打算亲自动笔吗？’他兴奋地搓起手来，‘我一定全力保障。’”[1]
“我”的简单的“生活之问”对于肖指导员仿佛敌人降临，虽然在“爱意”（肖被她的表姑安排与我相亲）和职责的双重驱使之下，他没有拒绝，甚至还相当热情地作了安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热情的背后隐藏着不安，肖指导员和战士们未必想对“我”这个“外人”袒露生活真实的一面。小说的后半段，“豁牙”和“红红”向“我”讲述生活中那些糗事时，态度也截然有所区分，入伍之前“他们”能允许自己是一名混不吝的青年，跳舞、打架、追女孩，什么糊涂的事情都可以干，但是入伍之后，即使磕断一颗牙，这颗牙也必须断得有荣誉感。
这就是军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有着一种近乎神圣的虔敬，而这种虔敬构成的严明的“超我”，时时刻刻地压抑着那个“自我”本身，被压抑的“自我”也因此屏蔽了对“真正生活”的反思。事实上，分享了相似“现代”视角的作家在描写军人时往往注意到这一点，比如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起艾伟的那篇有名的小说《爱人同志》。但董夏特殊的地方在于，她的小说不关联历史，相对于家国、时代这样宏大词语所造成的人之“痛”，她更关注当下现实中军人的一般境遇。这是一种无战斗的现实，也是更贴近于这个“神话”终结的安逸时代的，转换了叙事语法的现实。董夏小说里的战士在还未被塑造成“英雄”之前就已经完完全全地被塑造成了一个“人”，这是相较于前辈作家更进一步的还原。
二
“真正生活”而不是“真实生活”，更非“日常生活”，巴迪欧提出的这个问题有着德尔斐神庙箴言之问的意味——认识你自己，这无法不让我们反思。如果不考虑作者所意图论辩的那个资本主义批判的语境，那么“真正生活”至少包含了人对于生活之真正意义的确信和践行这一核心含义。用兰波的话来说，也就是“对生活的理性建构”。理性，恰恰是“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妨来看看作者是如何在小说中对这一难题进行处理的。
一方面，董夏善于写军人在追求“生活的理性”时，现实的困厄与人的极限之间的悖论，比如《垄堆与长夜》里身患心脏病的刘志金强行去给参谋的儿子开家长会，八月酷热的喀什街头，他漫无目的地寻找，直至满身是汗，最终为一个毫无干系的人发病辞世，这几乎成为军人与命运执拗抗争的一个隐喻。另一方面，她也善于描写在军人内心发生的、外人永远无法参透却极其惨烈的观念斗争。《在晚云上》一篇，背负父辈甚至祖辈希望的副团长，被动地与成为一名军人的信仰生死捆绑，但当他深爱的妻子在聚少离多之下与他离婚、跳楼时，他唯一能做的是找一个全团位置最偏的连队发一场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更多时候，董夏在小说里总体性地呈现这一困境，这是因为当人物面对各自不同的难题时，作者也无法明确说明出现的原因到底是军旅生活的必然，还是军人内心的不平。同名小说《科恰里特山下》，排长在科恰里特山巡逻时掉进冰窟，“七十五”训练时险些丧命，李参谋因为“那个”不好使和妻子离婚、“我”则无奈地发现女儿与自己渐渐疏远……如果说，因为军人的荣誉与使命，前一种难题——“牺牲”尚可被理解，那么后一种难题——因军人身份所导致的与日常生活的“分裂”，则尤为无可奈何。最打动人的一个细节是，《近况》中“我”（连长）对假想情敌的一次想象中的“谋杀”，“我知道她不会长时间属于我，别的男人会乘虚而入。当我想到她以后要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在那个位置上盯着她的后背和脖颈，我就想捏爆那个杂种的头。”[2]这种“分裂”直接地构成了军人情感生活的暗面，小说集里几乎出现的每一位角色都有着类似的难言之隐，这是这和平年代军人的“牺牲”，扭曲却足够真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董夏选取的是近于现实主义的“军旅题材”，但她的小说毫无疑问地隶属“现代小说”的范畴。
有关小说中军人的情感其实还可以多作一点分析，因为很明显，这是董夏观察边防战士的一个主要突破口。关于军人的情感，说得更明白些吧——爱情，有两种书写模式，一种正写，一种反写。反写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安娜·卡列尼娜》，读者可能还记得托尔斯泰是如何让安娜被那位年轻的军官伏伦斯基所吸引的。在最初见面的站台上，伏伦斯基给了被轧死的铁路工人的遗孀两百卢布，这一富含同情心的举动使安娜有了最初的好感，随后他追随她来到彼得堡，军官年轻、漂亮，热情似火，柔情蜜意，很快就使安娜坠入情网。正写的例子可以举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志愿军战士王应洪对朝鲜姑娘金圣姬的爱意因身份而禁止，只在中弹后的一个梦里有所流露。在这篇小说里路翎把爱情表达得更隐晦，甚至只存在于人物的潜意识之中。但我想说的是，无论“正写”还是“反写”，军人的爱情总被作家处理为“越轨”，即在所谓伦理的评价尺度之外。《河流》中的“我”与“他”，《苹果》中的“我”瞒着伍振有了别人的孩子，也是一种相似的处理，甚至，董夏对这些处于崩溃边缘的爱情更包含一种理解的同情，通过人物的选择与放弃，假装或逃离，董夏试图反证出现实的艰难，入伍意味着已与所谓甜蜜的幻梦告别。
而在未拥有爱情的年轻军人那里，爱情又使他们显得脆弱、无辜与纯真，好像阿克琉斯未被浸入冥河的脚踵，对比鲜明。巴迪欧说，服兵役是男孩成人礼的终结，这是一种永恒性的成熟，因为生活不再仅仅是一天一天地过日子。但至少，在爱情上，巴迪欧说得还不够全面。《双人有余》里，团政委在全团干部的婚恋教育课后发飙，手下的这些兵连谈恋爱都不会，论此高中毕业的马是非可以当他们的导师。
更因为女性身份的带入，董夏小说里特殊的另一半——女兵和女军属被自然而然地照亮，这是男性军旅小说家容易忽略的一面。寻常的想法是战争关联着血与火，这是男性的志业，女性只能扮演战场后方工人与士兵之间的角色。但董夏把“她们”融了进来，就像我前面举的例子，《河流》与《苹果》中的那个“我”都是女兵，《近况》里“我”的女友、魏排长的母亲，《在晚云上》副团长的前妻，连长的恋人更是女军属的典型。在这里，爱情不再是单一性别的付出与隐忍，它变得更复杂，是职责与家庭的冲突，也是肉体与灵魂的交战。巴迪欧说：“对于女孩子而言，由于没有了女孩和女人之间、年轻女孩与女人——妈妈之间的外在区分（男人与婚姻），她们可以从内部构造一个被称为早熟的女性气质。”[3]这种女性的“早熟”已经深深地嵌入进了两性交往的情感结构之中，例如《苹果》中司炉工老吕与他的妻子，伍振与“我”的关系。
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话题，边地军旅战士的“真正生活”。我知道读者可能在等一个结论，比如“军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而伟大”，又或者“极端环境衬托出了军人不渝的理想”，但很可惜，这些都没有，我不能对董夏的作品下这样的判断，因为在我看来，她的小说没有答案，所有关于她笔下人物的发问都只能由读者自行在小说里寻找。从写作学的角度说，这是可以被称为“零度叙事”的一种，但小说的情感张力实际已经在作者简洁的语言和快速推进的叙事中包含了。对此作者本人有着极为深刻的自觉，在对钟情的短篇小说家巴别尔的论述中，董夏坦言：“08年，老师在电影学课上向我们提问，说既然巴别尔的叙事特征是冷酷的，平静的，读者如何能看出他强烈的情感？当时我们七嘴八舌回答了很多答案，但没有谁将这个问题的集中点放在‘文学表达’的层面。”
从已有作品的呈现看，董夏确实已经触到了巴别尔的神韵，不过请原谅我有一个比较悲观的看法，董夏无法一直写作《科恰里特山下》这样的小说。这些作品太特殊了，无法复制，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能。凡特殊的事物没有长性，但或许能触摸到永恒。你能想象老年的巴别尔吗？如果1940年他没有因为“大清洗”被枪杀，而是侥幸活了下来，那么会继续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这是可悲的。就像巴别尔自己说的那样，他酝酿的故事数以千计，但能写下来的终归只有《敖德萨故事集》和《骑兵军》。
小说的趣味正无法否认地走向分裂，一端是极致的虚构，从架空元宇宙到人工智能的未来幻想，另一端是极致的写实，从非虚构调查到各式各样戴着面具的现实主义，大众的阅读乐趣亦迫近这两个极端，但大部分作家只能在这两个端点的中间地带进行写作。董夏选择的是更靠现实的那条路，为此，她用“精致的高仿主义”来命名。她追求表达的简洁，为万事万物挑选“合适”且“惊人”的词语，但我依然更为她笔下人物的真情流露之时而感动。这是超越于“叙事”和“语体”之上的风格，就像《旱獭》里军医对“我”说的：“你写这种材料。没用。什么人也改变不了。你想通过一篇稿子改变别人的想法，改变他的活法，可能吗？好比我说，我可以天天给你扎针熬补药，你会嫁给我吗？我父母天天跟我弟弟讲老实做人，老老实实……他会听吗？有时候，真的只有一句话能讲清楚这个世界，天地不仁，万物就是刍狗。”[4]这是共情的文字，我相信在这样的文字背后的作者的真诚，而也只能是因为这样的真诚，青年巴别尔才会在腥味和尸臭滴答着降落下来的战场，手握着一支笔穿行。
注释：
[1] 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7-108页。
[2] 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186页。
[3] [法]阿兰·巴迪欧：《何为真正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6页。
[4] 董夏青青：《科恰里特山下》，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