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本质的探寻与阐释——再论中国散文研究的新路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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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互联网及数字媒介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结构和价值理念，改变了文学的表现形态和传播方式，媒介日新月异的变革也必然对散文创作与研究的价值理念与审美范式产生冲击。随着网络平台摆脱作为传统纸媒的附庸，逐渐获得设置议题、引导舆论风向的能力之后，散文的发展反而跟不上网络文学的整体前进速度，散文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脱节，散文场域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1世纪之初，《散文：当下状态解读与未来走向展望》[41]一文还对“网络散文”的未来保持着相当乐观且积极的看法，认为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文学”将进一步繁荣。此时正值“新媒体散文”发展得如火如荼，该文有此判断无可厚非。在20世纪90年代末，正值城市化进程快速地向前推进，社会发展欣欣向荣，中产阶级在现代城市中迅速兴起及扩张。“都市报”“商报”“晨报”“晚报”“周末报”等作为当时的新兴媒体强势崛起，备受瞩目。陈剑晖、徐南铁、郭小东主编的《改革开放与广东文艺40年》一书以文艺讲述地域的发展历史，其中“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新媒体散文的兴起”一章挖掘出岭南地区的文化环境与新媒体散文生发之间的关联性。进入21世纪，《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等一批岭南地区报业集团在繁荣的市场经济与宽松的人文环境的推动下率先进入集约化、规模化、市场化的新阶段，催生了新媒体散文的蓬勃发展。
2001年，由《羊城晚报》的王义军主编的五卷本“新媒体散文”丛书出版。同年，谢有顺、王小山主编的四卷本“新媒体女性丛书”出版。年度选集《’2001最佳新媒体散文》和《’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也相继推出。“新媒体散文”的文体名称也由此确定并沿用开来。这一阶段，新兴的纸媒与网媒之间的互动联系极为紧密，一篇文章往往是线上线下同时发布。网媒对纸媒的依赖性也很强，当时网络资讯的主要来源是“都市报”等新兴媒体。因此，2001年出版的“新媒体散文”丛书也收录了当时在各类新兴纸媒上刊发的都市小品。诗人周涛认为《南方周末》“新生活”版刊发的好文章将更接近今后的散文形态。[42]
“新媒体散文”在造势之初，通过出版选集来传播新的散文观念。作为“新媒体散文”的主要推手，王义军与魏天无二人的对谈——《对话：新的阶层与新型的文学》[43]——集中体现了他们对新世纪散文的认识与希冀。在这场对话中，他们毫不留情地对20世纪散文展开批评，宏大叙事和篇幅长度曾是“文化散文”“新散文”作家引以为傲的新突破，在新媒体作家这边却变成了篇幅冗长、用力煽情、想方设法用典、为赋新词强说愁。“新媒体散文”作家认同“小我”是包含在“大我”之中的，但却不理解文学写作为何一定要牵涉到这个道理。
吊诡的是，“新媒体散文”作家强调个人的情感真实，注重指向自我心灵的观照与感悟，反对与现实严丝合缝的散文书写，看似要脱离社会与时代，只潜伏在个人的内宇宙中，但“新媒体散文”中的“小我”最见时代的风貌。“新媒体散文”的媒介特质决定其有相当明确的目标受众。魏天无指出：“新兴媒体在版面、专栏的安排设置上本身有其定位，将读者予以细分和筛选，对写作者也有明确的要求，包括字数、内容、情调等，以可读、好读为第一要义。在‘为谁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媒体编者和作者达成了默契。因此，新媒体散文所针对的，不可能是传统散文含混不清、无可无不可的读者对象。”[44]《新媒体时代的另类散文》一文，还从作者队伍结构、媒介定位、目标受众三方面分析新媒体散文的具体特征，将世纪初的网络散文写作群体和受众具体定位为新兴中产阶级。[45]这些都反映出新媒体散文会根据目标受众制定书写策略，他们的书写必然切中某一群体都关心的话题，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叙述必然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
现阶段散文的发展仍旧停留在“新媒体散文”时期，散文创作者同时在纸媒和网络媒体上发表文章，网络散文也只是在网络上发布的散文。现阶段的散文研究也仍旧沿着原来的研究路径，显得较为沉闷。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第一，没有将散文的发展问题放置于数字传播时代中思考。随着网络媒介的不断发展、散文写作队伍和受众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散文在网络空间当中以几何级的速度繁衍和传播。试图在这样日趋复杂的文学生态里梳理清楚散文作家的风格流派，或列出一系列清单介绍当前的散文新秀，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舒晋瑜早在《盘点2000年》一文中就敏锐地发现：新世纪以来的新媒体散文作者“始终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它或许致力于反对个人英雄主义”[46]。
第二，仍旧以启蒙立场介入“众声喧哗”的散文批评场域。文学的大众化、普泛化是既定事实，不同的文化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散文审美标准。散文的文体范式难以定于一尊。学者只能以更加灵活的姿态与其他群体展开平等的沟通与对话。若继续树立文体示范，试图建构起统一的审美范式，进行某一散文文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困境与突围的论述，最后也只是将散文在网络时代的窘况反刍一遍，所谓的突围最后也更像是口号式的自我鼓舞与安慰。
第三，不能主动适应和介入新的社会文化空间。21世纪之初不少研究者就已经感受到评论家与作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沟通与对话的重要性。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评论家与作家之间不应再有距离。散文研究者不应固守自己的审美趣味，而是要积极地捕捉网络空间的文化现象，与包括学者、作家同行在内的广大网友展开实时互动，理解不同群体的文化性格。
本文系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散文的现实关怀与文体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6）阶段性成果。
注释
[1][15] 陈军：《杨朔散文的评价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艺报》2015年4月27日。
[2] 张远芬：《不真，美就失去了价值——评杨朔三年困难时期的散文》，《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
[3] 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考》，《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4]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5] 姜艳、吴周文：《诗化：散文审美范畴的一个视角——以毛泽东对杨朔的“点评”为个案考察》，《文艺争鸣》2016年第10期。
[6] 张振金：《中国当代散文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8] 林非：《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
[9] 孙绍振：《世纪视野中的当代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10] 高丽文：《象征及真实性的两难——评重新成为讨论话题的杨朔散文》，《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21年第7期。
[11][16] 李婷：《杨朔散文重提》，《文艺报》2015年4月27日。
[12][14]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3页。
[13] 郁达夫在《日记文学》（《洪水》1927年第3卷第32期）中仍表达出作家作品总是会带有自叙传色彩这一观点。因此，如果主人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往往会让读者疑心作者如何能对别人的心理状态了解得如此精细，从而对作品的真实性产生幻灭之感。为使作品不易失真，散文中最便当的体裁就是日记体和书简体。
[17] 喻大翔在《李元洛：诗文化散文的树旗人》（《名作欣赏》2024年第13期）一文中认领“文化散文”这一名称的命名权。该文提及：“笔者于1988年8月25日，曾在湖北省散文学会创办的《当代散文报》（1988年6月25日印行试刊第一号）第2期头版通栏标示出‘文化散文’栏名。那时，作家碧野任主编，诗人王维洲和我任副主编。受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热’的影响，也受了寻根文学文化内劲的推动，我在全国首次推出‘文化散文’文体名，并连续发表了牧惠等人的系列散文作品。未料即刻在学术界引起关注，并移用评论余秋雨《文化苦旅》等散文创作。毫无疑问，‘文化散文’的专利权应该由我来注册的。”
[18] 1998年，云南《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标志着“新散文”正式诞生。祝勇的《散文：无法回避的文体革命》被视作“新散文运动”的宣言，他认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不过是杨朔散文的延续。“新散文运动”致力打破八股式的散文写法，推动散文革命。
[19] 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文星》1963年第68期。
[20] 吴俊在《斯人尚在 文统未绝——关于九十年代的学者散文》中对“学者散文”的认识是：“主要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的表现见长的散文作品。”喻大翔在《中华二十世纪学者散文综论》中将“学者散文”界定为：“百年来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各门学科学者创作的，具有现代专业学者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话语方式和文体风格等富有从内容到形式各类要素的散文作品。”
[21] 谷海慧：《新时期散文思潮评述》，《江汉论坛》2004年第5期。
[22][32][36] 祝勇：《序》，《一个人的排行榜1977-2002中国优秀散文》，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24-25页、8-9页。
[23] 余秋雨、王尧：《文化苦旅：从“书斋”到“遗址”——关于文学、文化及全球化的对话》，《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24] 《九千只火鸟——新生代散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引起台湾地区文坛的注意和重视，刘秀美在《文讯》1995年5月号刊出了该散文集的书评推介。
[25] 黄雪敏：《论“新散文”文体变革的艺术得失》，《文艺评论》2007年第2期。
[26] 林淑玉：《“散文运动”与新世纪散文跨文体写作现象的生成》，《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3年第2辑。
[27] 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1期。
[28] 李林荣：《1990年代中国大陆散文的文化品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9] 参见刘军：《“新散文”20年：命名的赋新及理论标举的疏漏》，《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1期。
[30] 参见陈舒劼：《批判与阐释——作为启蒙性写作的90年代学者散文》，《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31] 王尧：《文化大散文的发展、困境与终结》，《文汇报》2003年11月9日。
[33] 王义军主编：《’2002最佳新媒体散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
[34] 喻大翔：《论散文的内涵与类型》，《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5] 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北京日报》2002年10月13日。
[37] 参见陈剑晖：《新散文：是散文的革命还是散文的毒药？》，《陈剑晖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6-272页。
[38] 罗小凤：《“历史”的另一种言说方式——论李敬泽散文对历史的“修补”》，《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39] 吴周文：《“新人文”姿态与“中国问题”的文学话语——王尧学者散文论》，《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0] 张颖：《非典型学院派的散文叙事——评范培松的〈南溪水〉、“文学小史记”》，《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41] 梁向阳：《散文：当下状态解读与未来走向展望》，《当代文坛》2002年第6期。
[42] 周涛：《下个世纪 散文指望谁？》，《散文选刊》2000年第3期。
[43][44] 王义军、魏天无：《对话：新的阶层与新型的文学》，王义军主编：《’2001最佳新媒体散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3-373、371页。
[45] 魏天无：《新媒体时代的另类散文》，《出版广角》2001年第10期。
[46] 舒晋瑜：《盘点2000年》，《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