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的“复兴”与“繁荣”的困境
自《野狼Disco》的作者董宝石于2019年提出“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口号后，东北文艺发展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既包括董宝石、梁龙等在音乐上的探索与尝试，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作家对东北阵痛的勾勒与诉说，还包括《白日焰火》（刁亦男）、《钢的琴》（张猛）等影视剧的挣扎与突围，甚至还包括赵本山式、短视频式的东北幽默。然而，这些因口音、方言而被娱乐化、消费化、定型化的东北形象是否能够代表真实的“东北”？这些仅呈现“东北日常记忆”的文艺作品是否算得上“文艺复兴”？这些以“下岗”题材为中心的新世纪东北文学是否真的能够撑起“东北文艺”？同时，在东北经济正在全面振兴的历史时刻，“东北”如何通过“文艺”走向“复兴”？这些都是学术界亟待回应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在厘清“东北文艺复兴”提出背景的基础上，将这一命题置于东北文艺百年发展的历史现场中进行勘探，探究“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命题的真伪，并进一步探讨东北文艺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何以走向“繁荣”路径。
一、作为一种口号和命题的“东北文艺复兴”
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化口号和学术命题。2019年，董宝石以一首《野狼Disco》火爆网络，播放量近10亿，并携手流量明星登上春晚。而他的《野狼Disco》与其他网络歌曲不同，他在作品中映射的是疲乏的东北置身现代社会的尴尬与蒙蔽。作品以说唱的形式将东北的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董宝石和他的作品也被网友誉为“东北现实文学，工人阶级rapper，劳动人民艺术家”。
2019年10月8日，董宝石和作家班宇一同做客《智族GQ》报道团队制作的播客节目GQ Talk，因《野狼Disco》而爆火的董宝石提出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口号。他认为：“东北本土没有那么多作家和歌手，所以一定要给我们打上东北这个logo……我们就是想让你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稀缺人才的地方，这不是一个文化贫瘠的沙漠。”（1）同年11月30日，董宝石在综艺节目《吐槽大会》上以“段子”和“调侃”的方式与摇滚歌手梁龙再次谈及“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口号借由节目热度和流量传播，迅速被大众熟知。“老舅”董宝石、“摇滚酵母”梁龙、“东北短视频博主”老四等也被称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
而将“东北文艺复兴”引入学术界的则是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东北“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三位作家皆出身沈阳市铁西区，故并称“铁西三剑客”，他们聚焦重工业区“下岗”工人及其“子一代”的故事。然而，他们与其他“80后”作家的成名稍有差异，他们的作品先得到了《收获》等文学期刊的认可。《收获》2015年第2期发表了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2018年，班宇的《逍遥游》在《收获》发表，并获得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奖第一名；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则在2019年第4期的《收获》上发表。同时，三人的作品借由网络媒介迅速走进读者视野，微博、豆瓣等成为他们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且《刺杀小说家》（双雪涛，2017）、《逍遥游》（班宇，2018）、《生吞》（郑执，2017）等作品先后被改编成影视剧，他们的作品逐渐获得了纯文学场域与市场的双向支持。黄平对标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最先提出了“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阐明了新东北作家群“新现实主义”的审美风格。同时他结合东北影视、音乐、语言类节目等文化现象介绍了“东北文艺复兴”，他认为“这是一场不但包括文学而且包括电影、音乐在内的全方位的文艺复兴”。（2）而2022年，黄平在《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一文中，对“东北文艺复兴”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东北文艺复兴”，比起致敬“老东北作家群”，或“勾连起‘十七年’时期的东北文艺”，更应是“东北通过文艺而复兴”，进而“重塑我们对于东北的想象和认知”。（3）江怡从《野狼Disco》和“铁西三剑客”的“子一代”书写入手，厘清了“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命题的深层内涵，他认为“东北文艺复兴”并非要复兴曾经有过的某种文艺，而是意图通过文艺创作找回东北的主体地位以及文化历史的阐释权。（4）杨晓帆、李陀等从作品与读者间的关系解读了“东北文艺复兴”现象生成的原因。而丛治辰、杨丹丹等则从双雪涛等作家的东北书写出发，对“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丛治辰认为“东北文艺复兴”口号的兴起是置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现实背景下的巨大焦虑；（5）杨丹丹则认为“东北文艺复兴”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东北文艺虽有低潮但始终在场，也从未衰落。（6）此外，还有一些硕博论文展开了对“铁西三剑客”和“东北文艺复兴”的讨论，足以证明这一命题的备受关注。
二、“东北文艺”：与转型历史相连接的文艺发展
“东北文艺”的转折与东北历史的发展密切关联。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和“东北文艺”在反殖民的革命抵抗中坚强崛起。九一八事变后，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东北文学青年相继入关，却无法忘怀故乡沦陷、亲人离散的痛苦和愤懑，在“左翼”文坛的推动下，相继创作出《八月的乡村》（萧军，1935）、《生死场》（萧红，1935）、《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1939）、《战地》（舒群，1938）等作品。他们带着沉重炽热的乡土眷恋描绘着生命流亡的历程，记述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发出了东北人民奋勇抵抗的呐喊。这一时期东北作家始终站在民族主义文学思潮的潮头，他们将个人流亡的命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执着坚毅的性格也与其民族解放的使命息息相关。他们的作品极富革命的张力，常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而他们的精神更似东北人民的生命脉息，更具恒久的魅力。
而当代东北历史及文艺涉及三次关键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发生于东北解放初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曾被剥削、压迫的工人阶级成为文艺服务的对象，并一跃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7）将工业化目标与社会主义理想紧密结合。于是，党领导工人阶级迅速恢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建设。而东北作为中国工业发展的急先锋，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火热沸腾的建设场景，吸引了大批作家来东北、在东北进行工业题材创作。草明的《原动力》（1948）、《火车头》（1950）、《乘风破浪》（1959），艾芜的《百炼成钢》（1957），萧军的《五月的矿山》（1957），程树榛的《钢铁巨人》（1966）等小说再现了东北现代工业生产的新人物、新气象与新成就。此时，反映工业战线的繁荣场景和工人阶级沸腾生活的文学创作，不再仅仅是艺术的、生活的需要，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东北政府和文化界通过开展识字班、文化夜校等方式进行文化扫盲；创办工人文艺学习班，加强老作家对业余工人作者的写作指导；并通过通讯员网络搭建工人自己的文艺阵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就招募各级各类通讯员289名；（8）截至1950年7月，建立文化夜校和识字班3874所；（9）同时，草明开办工人文艺学习班9年。（10）《东北日报》的文艺副刊就刊载了大量工人创作的诗歌、歌词、剧本等，他们或抒发翻身的喜悦，“我们离开了铁路、矿山、工厂，/来到了沈阳，/进了大学。/我们很小就听资本家讲，/受罪的是你们，/上学校是我们的事，/这和你们无关”；或记录工业建设的盛况，“发电厂，真能干，/日日夜夜不停歇”；（11）或歌颂工人的奋斗品德，“木工又把活来做，/油匠油好明又亮。/工友们万能的手，/硬把死车给整活”。（12）李云德、王维洲、王世阁等皆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他们与草明、艾芜等专业作家一同铸就了“十七年”时期东北文艺的繁荣。
到了20世纪80年代，尽管东北文艺氛围不似“十七年”时期繁盛，但邓刚、程树臻、金河等的改革小说，马原、洪峰的先锋小说，徐敬亚的朦胧诗等都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值得珍视的足迹。而东北文艺的第二次转折发生于市场经济转型的20世纪90年代，当“计划”走向“市场”的改革考验冲击着无力的东北工业，并触及每一位普通人的生存现实时，李铁、津子围、孙春平等作家对东北工业的历史退场投去了悲悯、焦灼的观照，这种观照并非单纯的艺术言说，而是被现实境遇卷入后无奈的领会与挺进。合资公司总经理孙兆伟带领工人夜以继日尝试机组满负荷运转，竭力在工厂转制的合资谈判中赢得筹码（李铁《我们的负荷》）；工会主席赵吉积极筹划“梦想工厂”，解决下岗职工生存问题，却发现领导的支持不过是“甩锅”的“陷阱”（李铁《梦想工厂》）；下岗女工张小兰为给丈夫谋得一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津子围《上班》）……负债累累、腐朽衰败、困难重重是这一时期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所呈现的东北工业生态；生不逢时、惶惶不安、悲苦无奈则是被历史变革甩出原有轨道的工人真实生存的写照。然而，李铁、津子围、鬼子等作家聚焦国企改革下的东北书写在这一时期并未引起大的轰动，东北的辉煌也在作家的低沉叹息中走向迟暮。90年代真正使东北文艺走向转折的是“俗”文化的兴盛。如风行春晚舞台20余载的赵本山小品，《马大帅》《刘老根》等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以及遍布90年代东北大街小巷的二人转。他们以直白辛辣、俏皮打趣的东北方言，以戏拟、戏耍、戏谑的表演方式，颠覆着精英文化和传统美学。然而，在“俗”文化的浸润中，“东北”逐渐被娱乐化、消费化，甚至低俗化，并在尴尬的“笑剧”和“闹剧”中无可奈何地走向了真正的边缘。
当代东北的第四次转折便发生在当下的融媒体时代。随着喊麦、短视频、直播等的流行，东北和东北人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些现象也在90年代赵本山式幽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东北形象（粗鲁、野蛮、庸俗）的误读。与此同时，经济衰落的东北亦是文艺关注的焦点。正如双雪涛、郑执、班宇三人因关注东北衰败的老工业区和“下岗”工人的生存境遇而备受瞩目，但被市场化、大众化、城市化浪潮推搡着的他们，已无暇思索与解决东北创伤，无意勾勒与挖掘新东北精神。在他们笔下，东北人民经受巨大心理落差后走向无所适从和自我催眠，底层工人及后代的命运在一桩桩命案中展开，历史的延宕凄冷而决绝。脏乱破败的“棚户区”、令人纸醉金迷的“麻将”、震惊社会的沈阳“3·8”惨案，成为他们笔下新世纪东北形象的符码。而这样的东北元素在电影《钢的琴》《白日烈焰》等中亦有体现。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东北文艺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从未退场，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面貌。然而，当下东北文艺的繁荣是不是一种“真性”繁荣？如今的东北文艺是否能够体现东北及东北文艺深层的精神内核？这些才是当前学术界应该回答的问题。
三、“文艺复兴”：命题的辨伪与东北文艺的繁荣
目前，学界对“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命题的探讨重点，在于“复兴”命题的真伪。事实上，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得知，百年来东北文艺始终在场。但不能否认的是，当下东北文艺或停留于低俗搞笑的内容输出，或沉溺于东北衰败的伤痛书写，所带来的文艺繁荣是一种“假性”繁荣，毋宁说这也是东北文艺窄化、衰落的表现。而相比于“东北文艺复兴”，笔者认为“东北文艺振兴”这一命题更为贴切。因为当下东北文艺并非要回到曾经发展的某一阶段，或向流亡时期的革命勇士致敬，或向建设时期的文艺战士献礼，而是在当下，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政策推进下，意图通过“文艺”重塑“东北”、振兴“东北”，逐步找回经济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的一种焦虑和愿景。
文化自信的缺失是东北文艺发展的深层障碍，“舔舐伤口”与“低俗泛滥”皆是精神匮乏的表现。这就需要东北文艺重返历史，在丰富的历史蕴藏中挖掘“东北”走向“振兴”的精神源泉。从历史发展来看，东北在康熙初年便被视作“龙兴之地”被封禁，因故有了“闯关东”的历史；十月革命后，百万白俄溃兵流亡东北，东北被迫接受了丰富的域外文化；抗战年间，东北地区最先沦陷，却也有着铁骨铮铮的东北抗联；抗美援朝时期，东北地区作为“大后方”全力支援；而后，沸腾的工业建设、惊心动魄的国企改革和纷纷扰扰的“下岗”大潮中，无不蕴藏着丰富的东北故事、东北精神和东北情怀。当下，如若我们仅将东北文艺局限在“下岗”这一个历史事件，局限在几位东北青年作家、艺术家，甚至是网络红人身上，那必然是对东北文艺和东北文化的误读和窄化。
近年来，东北文坛不乏一些作家开始向历史纵深掘进，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重塑东北文化。《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2005）、《唇典》（刘庆，2017）、《十月的土地》（津子围，2021）等小说以东北为记忆场域，将生于斯、长于斯的童年记忆、知识经验和情感蕴蓄积聚成一种超越代际的文化认同，凝视东北的历史创伤与生活肌理，于历史的褶皱中张扬东北独特的气韵。《工人村》（温恕，2012）、《锦绣》（李铁，2021）、《圣地工人村》（张瑞，2021）等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将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顶层设计与生产场景、工业历史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既展现了东北工业从兴建到变革，从衰落到崛起的建设历程，也勾勒了一幅饱含烟火气的东北生活全景图。这些作家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不仅注视了东北的“痛”，更挖掘了东北的“魂”；他们不龟缩于生存的“困境”，而是着力追寻精神的“突破”，为东北振兴提供精神资源，为正在被误读的东北形象正名。
此外，东北文化中饱含着非常丰富、独特的民间文艺资源。我们应当深度挖掘、适度改造民间文艺，以在大众化、市场化的当下获得重新繁荣的动力。民歌、秧歌、高跷等皆是东北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这些艺术形式虽在其他区域亦有发展，但在东北却自成一格。粗犷的自然环境和相对自由的人文环境使东北民间文艺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强悍、率真、热烈、淳朴的审美风格，如东北秧歌大张大合、东北二人转活俏浪逗、东北高跷节奏鲜明，而这种表现形式也正呈现出东北刚柔并济、热情洋溢、泼辣风趣的精神状态和文化性格。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是多民族聚集的区域，带有北方民族特色的多元文艺兼容共生，如赫哲族的“依玛堪”、满族的“乌勒本”、蒙古族的“乌力格尔”、朝鲜族的“盘索里”等说唱艺术，原在少数民族内部口耳相传，后有一些改用汉语讲唱承袭。而这些埋藏在东北的民间艺术资源已成濒危状态，亟待抢救。
东北的民间文艺资源借由大众文化的兴起曾在90年代获得过短暂的繁荣，饱含东北民间特色的小品、电视剧、二人转等在全国红极一时。而如今，老一代“小品王”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小品王”却靠肤浅的戏耍博得观众廉价的笑声；乡村题材喜剧仍在依靠往日的灿烂余晖闪亮，但所谓的“情怀”早已被消费殆尽，这与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密切相关。首先，东北民间文艺，尤其是小品、二人转等表演形式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娱乐化属性，与大众审美有着天然的契合，自然能够快速受到大众的青睐。但消费主义的介入，使自由、野性的东北民间艺术以“剧场化”的形式呈现，于是为迎合市场和受众，民间艺术不断消解“诗性”和“崇高”，并在不节制的“丑化”和“低俗化”中最终走向了对艺术本质的放逐。除此之外，如今越来越多披着“东北民间文艺”“东北民间特色”外衣的影视剧、歌曲、文本甚嚣尘上，而这些作品早已失去东北民间文艺的精神内核，留给受众的只有感官上的快感和冲击，也造成了外界对东北形象的误读。因此，如何在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寻找东北民间文艺的发展路径，让民间文艺既能免受“物”的挤压，又免于被遮蔽，合理借助商业运作的手段，推动民间艺术以丰富、本真的姿态信步于文化全球化的激流中，应是传承民间文艺、繁荣东北文艺的应有之义。
结 语
传统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强调文艺精神的重新挖掘和重新塑造。然而，近年来，董宝石、梁龙等人所提出和践行的“东北文艺复兴”，更多的只停留在了对东北日常生活记忆的复苏与缅怀上，或是东北文艺曝光度的提升上，并未进入人文精神和历史逻辑等纵深层次。而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尽管以自身生活经验为基点深入东北历史，却无意实现对东北人、东北社会以及东北文化精神的再造。加之，东北文艺从历史发展上看，从未“衰落”，就更谈不上“复兴”。因此，这场“东北文艺复兴”更像是媒介营销下的“报团取暖”。但是，尽管“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命题不恰当，但不代表东北文艺不需要反思。随着东北地域经济的衰落，东北文化也逐渐走向了边缘化。尽管当下这种带有娱乐性质的“曝光”，还在维持着东北文艺的“繁荣”，但这种“繁荣”不是长期的、健康的“繁荣”，东北文艺必须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径实现自我精神的重塑，进而推动东北地域的“繁荣”。事实上，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下，东北文艺应当以何种形态、何种方式复兴，其实答案并不明确。但明确的是，这一关键时刻，更呼唤文艺家和文艺批评家有责任和义务始终“在场”，不断“发声”。
注释：
（1）GQ报道：《野狼disco不是终点，我要用老舅构建东北神奇宇宙》，2019年10月9日，引自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4625157。
（2）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4）江怡：《论“子一代”的东北书写——以董宝石和“新东北作家群”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5期。
（5）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6）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7）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8）《十个月来工人通讯工作概况》，《东北日报》1949年11月1日。
（9）《东北工人识字教育发展》，《东北日报》1950年7月18日。
（10）草明：《乘风破浪》，《草明文集》第6卷，第174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11）《工人诗歌辑》，《东北日报》1949年5月1日。
（12）祁醒非：《东北列车》，《东北日报》1949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