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艺复兴”场域下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及其新的可能（上）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口号得到娱乐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更有学者将“东北文艺复兴”视为一个特殊事件或社会现象，借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文学创作的分析，梳理其背后的话语资源（1）。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专有短语出现，应追溯到2019年11月30日。这一天，来自东北的说唱歌手董宝石通过综艺节目《吐槽大会》首次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将其带入大众视野。随后，在网络媒体的炒作下，“东北文艺复兴双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东北文艺复兴四杰”“东北野生文艺”“东北民间哲学家”等概念也由之衍化而来。除董宝石外，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演员李雪琴、“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网红博主老四等在“东北文艺复兴”光环的加持下，一跃成为继东北二人转、赵本山小品及影视剧之后受人关注的“东北文艺”代表人物。此时的“东北文艺复兴”还仅仅作为一个口号，在娱乐领域中“狂欢”“自嗨”，有几多调侃与戏谑成分。
将“东北文艺复兴”从虚空高蹈的口号落到实处的，应该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杨知寒等人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广受关注。上述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北文艺复兴”口号提出之前，已在默默地通过小说呈现东北落寞的时代特征。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黄平将年龄与成长环境相仿、写作内容相近、美学追求类似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归入“新东北作家群”（2）。黄平的这一归纳命名，促使“新东北作家群”成为与“东北文艺复兴”相伴随的关键话语，也使“东北文艺复兴”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换言之，学术界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关注，意味着“东北文艺复兴”侧重点的暗中转移，即从大众流行文化聚焦到严肃的纯文学场域。相较而言，“董宝石口中的‘东北文艺复兴’寄托了更多大众文化的内容，而‘新东北作家群’则意味着文学史家的蓄意提纯”（3）。
一
在场却失语的“非虚构东北文艺”
非虚构以真实为核心原则，强调行动与在场的重要性，是时代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思潮。2010年初，《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并大力推进“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创作计划，预示着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的到来。继而，在期刊和网络媒介的多方助推下，非虚构浪潮席卷全国，职业作家和素人写作者纷纷借助文字、图片、影音等不同介质，在文学、历史、社会、新闻等多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在这场堪称全民运动的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中，虽然“非虚构东北文艺”起初并没有占得上风，但其一直在场，表现得始终可圈可点。“东北文艺”与“非虚构”的融合既有文字上的，又有影像上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伊险峰和杨樱合著的《张医生与王医生》、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徐前进的《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魏玲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迟秋怡的《漫长的爆炸：这幢东北楼里，33年没人照镜子》、齐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为代表的非虚构东北书写；二是以季红真的《萧红大传》、于建青的《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李敏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史料：亲历东北抗战》、张锦的《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张兰阁的《东北二人转口述史》、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写的《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戴军等人合著的《燃烧：抚顺龙凤矿口述历史》、齐红深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为代表的人物传记和口述史；三是以《白山黑水铸英魂》、《长白山》、《铁西区》三部曲为代表的东北纪录片；四是以“东北雨姐”“八零徐姥姥”“张同学”为代表的着重描述东北乡村生活的自媒体纪实短视频。严格来讲，前两个部分可纳入东北纪实书写的领域，后两个部分可归为东北纪实影像的范畴。上述四个部分所代表的“非虚构东北文艺”，是“东北文艺复兴”的关键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
以非虚构为核心的当代东北文艺，不管在体裁方面还是内容方面都非常丰富。就体裁而言，既包括非虚构小说（《生死十日谈》）、纪实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文学传记（《萧红大传》）和口述实录（《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也包括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和纪实短视频（“东北雨姐”）。就内容来讲，涉及多个维度，不仅有关注辽南乡村农民自杀事件的《生死十日谈》，还有聚焦普通民众阶层跃迁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亦有着眼东北铁西区衰落的《铁西区》三部曲，更有立足当今东北乡村生活的“东北雨姐”“八零徐姥姥”等自媒体短视频。这些作品数量可观，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值得学界关注。其中，《生死十日谈》《张医生与王医生》《东北游记》《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等众多文本爆发式的出版发行，开启了非虚构东北书写的新格局。《萧红大传》以女性视角切入萧红的心灵世界，为读者呈现一代才女真实、立体、鲜活的流离悲苦人生，在众多海内外萧红传记中占据重要地位。《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东北二人转口述史》《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等作品，通过亲历者口述回忆了有关东北移民、电影发展、民间文艺二人转、抗日战争的诸多宝贵细节，在新世纪非虚构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铁西区》重点围绕“工厂”“艳粉街”和“铁路”，讲述辉煌一时的工业重镇铁西区衰落的整个过程，无论时长还是题材在当时中国纪录片历史上都前所未有，被称为“中国纪录片的新标杆”（4）。而以“东北雨姐”为代表的东北乡村自媒体短视频，则依凭“鲜明而富有感染力的民俗特色在短视频领域崭露头角”，迅速风靡各大短视频平台，促使“东北乡村短视频成为面向大众输出东北乡村文化的生力军”（5）。
随着“铁西三剑客”在文坛的“走红”，以及“东北文艺复兴”口号的高调提出，以“东北文艺复兴”为中心的论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国内重要期刊依次开设与之相关的研究栏目，如《当代文坛》2020年的“东北文学研究”和2024年的“东北作家群研究”专栏、《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和2023年的“‘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的“文学地理·当代东北叙事研究”栏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的“文学东北专题”和2022年的“学术东北专题”等。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初，《当代作家评论》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北联动，“共同搭建平台，讨论‘东北文艺复兴’中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使话题向更广阔纵深处拓展”（6）。此外，2019年11月中旬，国内外研究者齐聚大连，召开了“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王德威提出了“东北学”概念。由此观之，“东北文艺复兴”研究并不冷清，反而异常热闹。具体而言，当下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从文学或文化角度对当代东北叙事的学术研究。“铁西三剑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核心的“东北作家群”的继承与发展。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充足，王德威、韩春燕、黄平、刘大先、丛治辰等人先后撰文从作品内容、叙事、美学等角度进行分析，为“新东北作家群”摇旗呐喊（7）。其二，宏观上将“东北文艺复兴”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从历史发展视角勘察“东北文艺复兴”的背景、命名、路径、争议与价值（8）。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当代作家评论》的“‘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青年学者杨丹丹、李丹、赵坤、胡哲等人对此发表看法，成果的集约式刊发形成合力，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当前研究“东北文艺复兴”必读的基础文献。其三，从大众通俗文化、互联网、自媒体等角度，窥探“东北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说唱与摇滚音乐、电影和短视频等（9）。上文看似烦琐的分析是为了说明，虽然当今“东北文艺复兴”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始终以虚构创作的东北文艺为重点。这一研究现状的疏漏与错位，令人感到遗憾。
大量可观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暗示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东北文艺复兴”中“非虚构东北文艺”并未缺席，甚至可称之为“繁荣”发展，却长期处于失语的尴尬窘境。换句话说，“东北文艺复兴”中“非虚构东北文艺”的重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深入探讨。值得庆幸的是，部分学者注意到“非虚构东北文艺”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率先对其中的非虚构东北书写或东北叙事予以关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刘岩、金鑫、毛旭对《张医生与王医生》叙事话语和价值意义的讨论（10），李蕾、沈闪对《东北游记》写作视角和地方书写的考察（11），周景雷、叶君、申霞艳对《生死十日谈》中乡村叙事和自我救赎的挖掘（12）。尽管如此，当前学界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研究依旧普遍滞后，远远不能对持续出现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展开及时探析。当前“非虚构东北文艺”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对象单一，仅仅围绕少数几部非虚构东北文学作品展开，纪实特稿、文学传记、纪录片和纪实短视频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较少。而且，“东北文艺复兴”与“非虚构东北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下几乎无人触及，致使“东北文艺复兴”好像只包括以虚构创作为核心的东北文学艺术。此种研究现状与始终在场的“非虚构东北文艺”现实严重不符，无形中导致“东北文艺复兴”缺少重要组成部分，大大限制了东北文艺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将“非虚构东北文艺”放置在“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大的时代场域下，着重探讨包括非虚构小说、纪实特稿、文学传记、口述实录、纪录片和纪实短视频等在内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从整体上把握“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内容、叙事、审美、经验与价值，进而探察“东北文艺复兴”与“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内在关系，以及“非虚构东北文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二
日常图景建构与历史现场打捞
在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中，写作者主要朝两个维度进行挖掘：一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二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13）。“非虚构东北文艺”大致亦可分为日常图景建构和打捞历史现场两个方向。
在日常图景建构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非虚构东北叙事作品。《生死十日谈》是孙惠芬近年来社会反响较强烈的非虚构作品。作为辽宁作家，孙惠芬的创作一直离不开东北大地。与“歇马山庄”系列、“上塘书”系列等文本类似，《生死十日谈》同样钟情于呈现东北乡土。但《生死十日谈》围绕农民自杀事件，着重关注中国农民的精神现状和自我救赎。该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2年第11期“非虚构”栏目，但2013年出版的单行本却被归入长篇小说行列。前后相悖的分类标准，似乎预示着潜在的问题。孙惠芬在接受《文学报》采访时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贴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14）准确来讲，《生死十日谈》应该属于非虚构小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宣告了非虚构小说的诞生，他“把记录下来的对话、内心心理活动和小说形式与他所谓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巧妙地结合”（15）。孙惠芬借助非虚构小说的形式，聚焦东北乡村的贫困与疾病问题、传统道德伦理失范和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与心理危机问题。此处不得不提和死亡相关的另一部东北非虚构叙事作品，即魏玲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是一个发生在阿龙山林业采伐区的凶杀案，故事背景是大兴安岭林区即将全面停止商业采伐。这起凶杀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却揭示了当地原住族群与林区从业人员之间的矛盾，也深度勾连起东北的森林资源、林业经济和林业采伐历史。《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小处着眼，“将时代背景下的大问题从微观角度进行剖析，注重新闻的题材与时代背景的结合”（16）。《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与《生死十日谈》一道聚焦东北乡土亲缘世界背后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东北文艺复兴”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非虚构文学样本。
与重点关注东北乡村的非虚构书写不同，《张医生与王医生》和《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更侧重于表达中国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工人子弟的身份认同和东北城市空间文化景观的变迁。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论述，源于它们共同的东北工业背景。《张医生与王医生》是近年来关于东北书写不可多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它通过两位工人后代的成长奋斗和阶层跃迁经历与“跨场域的‘东北文化复兴’话语不期而遇”（17），借助丰富的日常生活叙事反映两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则将东北作为一种方法，把视线由人转向东北的城市日常景观。该书作者通过实践性的非虚构写作，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所不在、转瞬即逝的物质、空间与人物状况”，“将流动的日常生活变成可追溯的叙事，向当下的人和未来的人展示这些被忽视的意义”（18）。在“东北文艺复兴”话题中，东北工业叙事始终处于话语中心，“新东北作家群”就此提供了足够多的文学样本。但无论是双雪涛的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还是班宇的代表作《逍遥游》《冬泳》，抑或郑执颇有影响的《生吞》和《仙症》，都始终面向新旧世纪之交的东北发言，在悲伤萧瑟的叙述基调中向东北工业的辉煌时代致敬。这些作品背后，更多展现的是东北工人群体对东北区域地方性的集体记忆。伊险峰、杨樱和徐前进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工业叙事之外，以日常图景建构为核心，书写丰富的日常生活，拓宽了东北书写的边界，打开了东北书写新的空间。《张医生与王医生》《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并非单纯的文学、新闻写作或社会学写作，而是深具文体杂糅属性的跨界非虚构写作。这不仅因为作品中有扎实严谨的实地调研，还因为它最大程度地汇聚了访谈实录、报刊旧闻和社科著作引文等多种资料。因此，就文体而言，《张医生与王医生》《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也呈现了一种有别于“新东北作家群”东北叙事的全新的写作尝试。
在非虚构东北书写中，与东北日常图景建构同等重要的是对东北历史现场的追溯和打捞。人物传记写作和回忆录构成了当前非虚构东北书写最主要的两种表现样式。非虚构浪潮的繁荣再次助推了人物传记的兴盛，特别是为普通小人物立传。但非虚构东北书写中的人物传记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以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为主。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骆宾基《萧红小传》问世到今天，为东北现代作家作传一直经久不衰。萧红传记数量尤其多，导致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整体比例和结构上的不平衡”（19）。如何在国内外数量繁多且各具特色的萧红传记中出新出彩，着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极具挑战的事情。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红真《萧红大传》，无疑给出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个案。实际上，在《萧红大传》之前，已有《萧红传》《呼兰河的女儿：萧红传》《萧红全传》《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等多个版本（20）。季红真作为萧红研究专家笔耕不辍，积数十年之功在上述多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完成《萧红大传》，力图再现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萧红。季红真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对女性自身的体悟，去呈现萧红、塑造萧红、理解萧红，使萧红形象尽可能地挣脱来自男性视域的凝视。在撰写过程中，“保留存疑与开放的叙事结构，同时也保留了研究和考辨的学理逻辑”（21），显示出作者对史料处理和运用的独到之处。在前有骆宾基、葛浩文、肖凤、平石淑子和叶君等人多个经典版本萧红传的背景下，《萧红大传》还能够以其审美艺术性与传记史实性而赢得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喜爱，实属不易。这也恰恰说明，《萧红大传》既保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呈现了传记人物的灵动逼真，拓宽了认知萧红形象的维度，可谓萧红传记的集大成者。
除人物传记外，非虚构东北书写中的回忆录也值得关注。这方面的非虚构文本大多以人物口述的形式出现，按照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其一，聚焦东北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事迹。伴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民众接触一手史料的相对便捷，以及政府、社会机构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争相寻找战争亲历者以抢救宝贵史料的现状，此类文本数量不断增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就及时做了这样的工作，其于2012年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数据库建设，实地走访多个城市，通过访谈60多位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专家学者，搜集到原始手稿、日记、照片、非正式出版物等多种一手史料，最终汇聚成《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一书。类似的文本还有沈阳市档案馆编纂的《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汇编》。其二，呈现东北丰富的文化艺术。代表性文本有张锦的《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张兰阁的《东北二人转口述史》和郝赫的《辽宁曲艺名家风采录：郝赫回忆录》。东北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也拥有历史悠久而璀璨夺目的艺术文化，其中，电影、二人转等艺术形式都是东北传统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张锦和张兰阁作为研究人员，长期跟踪采访东北电影和二人转从业人员。郝赫则以亲历者身份，动情回忆自己多年的曲艺生涯，同时也兼顾中国曲艺的发展演变史。其三，书写发生在东北的重大社会事件。1987年3月15日，哈尔滨亚麻厂发生骇人听闻的大爆炸，死伤惨重。如此人祸，多年来却少有写作者触及。迟秋怡的《漫长的爆炸：这幢东北楼里，33年没人照镜子》填补了这一空白，她借助王腾龙的视角聚焦爆炸幸存者的生存状态，表达社会发展中普通个体命运的沉浮。于建青同样关注时代变迁中的小人物，《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通过全景式结构呈现淘金工、拓荒者、猎户等普通民众为了生存而勇闯关东的历史选择和生存境遇。此外，齐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中，也有部分回忆内容与东北相关。
值得一提的还有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文本内容介乎日常图景建构与史事打捞之间，更在于其独特的域外写作视角，这也是《东北游记》与前面众多非虚构文本的最大差异。新世纪以来，以彼得·海斯勒（何伟）、迈克尔·麦尔（梅英东）为代表的异邦人，长期在中国居住，用“第三只眼”观察中国并建构中国形象，是书写中国的一支力量。迈克尔·麦尔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已出版“非虚构中国三部曲”——《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中国变奏曲：一个旅行作家的中国二十年》（22），在中国颇有影响力。而作为东北女婿的迈克尔·麦尔，自然对东北多了一份亲近感，这都表现在《东北游记》中。迈尔克·麦尔通过“参与观察式的非虚构写作”（23），将吉林省荒地村的农民作为主角，如实记录东北乡村在时代转型中的兴衰变迁。与此同时，作者还不忘沿着哈尔滨、清原、满洲里、长春、舒兰等地寻访东北的历史，勾勒现代中国沉浮的缩影。他者视角的非虚构东北书写便在乡村日常图景与过往历史回溯的交织中缓缓展开，“日常场景的拼贴和并置生动展现了塞北地域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同时以普通角色的回忆、评述和憧憬等微观叙事串联起来，个人史和地域史交织联结，形成了一张粘贴满日常图景的历史网格”（24）。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迈克尔·麦尔用外视角塑造了与中国作家内视角完全不同的异质性东北形象，是对传统东北书写的补充和丰富。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