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国庆特刊丨当代作家 王冠群 作品展】

      王冠群，字远航，男，1954年出生，辽宁省人，现定居大连。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曾在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发表译文2篇（英译汉）。科研成果曾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市二等奖。近几年来，在书刊、报纸等上发表散文、小说30余篇，发表诗歌近200首，发表书法、绘画及篆刻作品近200幅。其文学、艺术作品多次在国内不同大赛中获奖。

幸福童年（小说连载）

　　每逢冬季，东旭就自做滑冰车，与小伙伴们滑冰车并经常举行比赛，或堆雪人，南北楼分成两个队“打雪仗”……简直玩疯了！他和姐姐每年都要到住在大连的舅舅和二姨家呆上几个月。每逢夏季，常与表哥去海上游泳。因此，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十几岁就已过万米大关。可以说，游泳是东旭的强项，也是他最爱之一。

　　爸爸一想，东旭一天老这样玩下去也不行，总得学点什么把时间利用起来，就决定教他拉小提琴。那时，小伙伴们都学吹笛子，东旭也吹了一阵子。如今，听爸爸说要教他拉小提琴，高兴极了。他暗下决心：“从现在开始，跟爸爸学拉小提琴吧。”那年，东旭13岁。从儿时有记忆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家里有一把小提琴，爸爸经常拉给他们听，并给他和姐姐讲述这把小提琴的故事。东旭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它是爸妈当年的红娘，是他们两情相悦、心心相印及忠贞不渝的连心结。虽然那时，东旭的爸爸工作和学习都很忙，经常在医院值夜班或开会到深夜，但他依然挤出一定的时间来，手把手地教东旭练琴。东旭学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东方红》，随后又学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北风吹》《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红太阳光辉把炉台照亮》《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梁祝》等许多歌曲或小提琴独奏曲。

　　东旭有个小伙伴，比他小一岁，小名叫铁蛋，长得干瘦且黑黑的，与大牛正相反。他听说东旭在学拉小提琴，于是，时常拿些糖块和一些小东西送给东旭，讨好他，其目的是也想学拉小提琴。虽然他以前经常和其他的小朋友说，东旭他家成分是地主，不让别人跟东旭玩。但东旭也不记恨他。所以，铁蛋经常到东旭家跟东旭学拉小提琴，东旭每次都把自己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地教给铁蛋。东旭家有两个小提琴弓子，东旭都拿出来用。

　　有一天下午，临近晚饭时，铁蛋带来两个医院里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他俩比东旭高一年级，其中一个也会拉小提琴，名叫田刚。田刚非常严肃地说：

　　“雷东旭，你出来，到楼道里，我有话要问你。”

　　东旭出去了。田刚说：“听铁蛋说，你家有两个提琴弓子，你把两个都拿出来，我看看。”东旭说：

　　“怎么啦？我为什么要拿出来？”

　　还没等田刚说话，铁蛋抢先说：

　　“田刚他们宣传队丢了一个小提琴弓子，是不是你偷的？你家怎么有两个？”

　　东旭气得脸都青了，指着铁蛋说：

　　“你……你胡说八道！我有两个，就是偷他们的吗？你有什么证据？”

　　“那你拿出来让大家看看，你敢不敢？”

　　田刚厉声嚷道。东旭也不示弱：

　　“凭什么？我家的那两个琴弓子早就有，从我记事时就有。1950年时，我妈妈买的！”

　　他们越吵吵声越大，后来居然动起手来。这时，董晓凤和她妹妹冲了出来，晓凤手里还拿着擀面杖。因为，晓凤的妹妹晓霞听见楼道里有人大喊大叫的，她打开门往楼道里一看，是东旭正在跟田刚厮打，旁边还有一个拉偏架的。她立刻回屋告诉了姐姐。晓凤正在擀面条，做晚饭，一听，什么？喊了一声，随即拿着擀面杖和晓霞就冲了出去……她挡在东旭的前面，看那架势，是要跟他们“拼命”！随后，东旭的姐姐和在家休息的大人们也都出来了。于是，田刚和铁蛋他们三个人才灰溜溜地走了。后来听说，他们丢的那个琴弓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到了。

　　当晚，东旭躺在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失眠了。下午那场“戏”一幕幕在他眼前闪过……特别是晓凤的“壮举”另他感动！平时看起来文文静静的一个姑娘，关键时刻还真能豁得出去，令他佩服……想着、想着，东旭不禁脸红了……

　　晓凤那年已14岁了，不知不觉中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她“根红苗正”也就是说，家里成分好，贫农。她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而且舞跳得还好。所以，被医院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吸收了。东旭不只一次地看过她们的演出。就在前几天的“八一”建军节，东旭刚刚看完。那是在职工俱乐部的晚上，只见灯火辉煌，彩旗飘摆（开着窗，顶棚还有电风扇），座无空席，就连过道里也站满了人。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口号。晚上八点钟，演出准时开始。紫红色的幕帘徐徐被拉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报幕员用洪亮且甜甜的嗓音道：

　　“第一个节目——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

　　语落，随即，铜管乐队奏出雄壮、奔放而豪迈的乐曲，与此同时，一个男高音的歌声响起——“啊……红军不怕远征难”合唱：红军……男高音：万水千山只等闲。合唱：“万水……红军不怕……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正唱着的时候，突然一个小男孩喊了一嗓子：

　　“妈妈、妈妈，他们唱的是毛主席的诗。”

　　他旁边的一个老大爷笑眯眯地摸摸他的头说：

　　“对，你说得对，小帅哥，真聪明！”

　　随着歌声的响起，一个威武高大的男演员举着红旗出了场。随后，是几个男演员的一串毽子翻。紧接其后，是一排身穿灰色军装，带着八角帽，头顶上还有一颗红色五角星的女演员们。她们右臂在前，抬起，与胸同高，弯曲成弓形；左臂置后，斜下，头左转，面向观众，前后晃动，英姿飒爽地缓缓出场。东旭一眼就认出来了，第一个是董晓凤。他感到自豪，脸上有光，这就是大人和孩子们常说的我媳妇。他的内心，一开始从反感、抵触、讨厌，逐渐变成好感、接受，以及一种从未有过的，朦朦胧胧的感觉，悄然爬上他的心头，那总滋味说不清道不明，就是觉得美滋滋的。

　　大牛也看出来了，用胳膊拐碰东旭，并大声嚷嚷：“喂喂！东旭，你快看，打头的是谁？晓凤，你媳妇！”东旭臊了个大红脸，连忙捂住了大牛的嘴，还向左右看看——都谁听见了。一个满脸邹文的老太太微笑着瞧瞧他俩说：

　　“小点儿声，小点儿声，多大点小屁孩，哪来的媳妇！”

　　东旭更害臊了，用手猛推大牛，甚至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

　　为提琴弓子的事，大牛把铁蛋按倒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他一边打，一边骂：

　　“我叫你坏！叫你坏！你个忘恩负义、吃里爬外的东西！”

　　正打时，东旭来了，把大牛推开，并说：“算了大牛，都过去了。”随后又把铁蛋扶起来。大牛气呼呼地说：“东旭，我早就告诉你，他不是个好东西，总在背地里说你坏话，说你家是地主。你就是不听，还让他上你家学琴，怎么样，出事了吧，上当了吧！他是个小狗特务，一肚子坏道。”

　　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铁蛋的爸爸被“红卫兵”揪出来了。其胸前挂个大牌子，写着：“批斗潜伏多年的特务”，放在解放牌大卡车上游街示众，然后被关进了“牛棚”。因为他爸爸隐瞒了家庭成分。实际他家成分是地主，而他爸爸一直报的是“市贫”。“文革”初期他爸爸成了根红苗正的“红人”——“造反派”的首领，到处打砸抢，批斗“走资派”……

　　“地主”这个成分一直使东旭困惑、不理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那是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老师发给每个同学一张表格让他们填。其中有写着“成分”一栏，东旭不会填举手问老师，老师说你回家问问你的父母，他们就告诉你了。晚上等爸爸妈妈下班后，他拿着表格问爸爸：“爸爸，什么是成分，这成分一栏填什么？”爸爸难为情地说：

　　“填地主，咱家成分是地主。”

　　“啊！……”东旭惊呆了。在他5岁时，那懵懂的内心就一直认为地主是坏蛋，他们竟欺压穷人百姓。因为他听过妈妈给他讲的小英雄刘文学的故事。他一直记在心里：“年仅14岁的刘文学为了维护集体的利益被地主老财给害死了。”从那时起，在东旭幼小的心灵里，就暗暗地敬佩刘文学，认为他是个英雄并恨透了地主老财。当爸爸说家里的成分是地主，东旭震惊了，同时也糊涂了——爸爸是多么善良而勤劳的人，怎么会出生在地主家庭呢？他心中一直有个疑问。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读小学期间，东旭就怕填表。每次填表，他都是最后一个交——等同学们都填完了，厚厚地落在讲台上，老师要拿走时，他才迅速地把自己偷偷填好的表格插进去。每当他和同学吵架时，同学们就会拿“地主”说事，“地主！地主！你家是地主！”每当这时，他就没了词。所以，从那时起，东旭就要强，凡事都要做到最好，不能让人家瞧不起。

　　“文革”前，医院就有一支铜管乐队，每到周六，院里都举行联欢舞会。东旭和小伙伴们经常进去看热闹，他特别羡慕乐队的演奏者，心里思忖着：“我也要学会一种乐器，将来参加乐队。”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文艺宣传队更活跃了，并吸收了几名与他年龄相同的学生参加。东旭也活了心，也想参加文艺宣传队，自从跟爸爸学习小提琴，他就下了苦功夫，一定要拉出个名堂来，让宣传队的人刮目相看，吸收他参加。另外那时，全民都在跳“忠字舞”，东旭也非常喜欢跳，而且下了很大功夫，跳得有模有样。东旭也是想多会几样“功夫”好有资格参加宣传队。可万万没想到，宣传队不要他，因为他家成分是地主。

　　1968年，东旭和姐姐上初中了。他家离学校大约18华里，他和姐姐每天早上不到6点钟就从家走，需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那时上课只学毛主席语录、诗词及“老三篇”等，根本不讲数理化课程，也没人敢讲。有的同学家里买了自行车，东旭家买不起，不是钱的问题，是票的问题。一台自行车大约150元，但还买不了，还得要150张票。一年每个人只发10张票。他们家四口人，一年发40张票。那时，许多东西都要凭票买，包括副食品和衣帽等。后来，爸爸不忍心看他和姐姐每天这么辛苦地上学，就花70元买了一台旧自行车，用一句玩笑的话说：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自行车。就是这样的一台自行车还是人家给了爸爸好大面子才买到的。也好，从此使东旭又多了一门手艺——修理自行车。粘补里带、换轴承、平正轮圈等他都自己干。一台旧自行车载不了两个人。开始，他和姐姐轮换，即每人骑一天。后来，姐姐就让给了他。

　　上学期间，有一件事使东旭始终难忘：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同学们都带饭盒。一天中午，东旭正坐在教室里吃饭，一个他平时最讨厌的同学——何小光，（其实很多同学都烦何小光，因为他总爱挑事，时不时地还欺负女同学。）走过来，撇着嘴探过头来向东旭的饭盒里看。东旭问他看什么？他说：“我看看地主家都吃什么，是不是都吃人饭。”这句话激怒了东旭，他们吵了起来，后来动了手，厮打起来。他根本不是东旭的对手，让东旭三拳两脚一个嘴巴子打翻在地。他不服，还挺“顽强”，站起来还往东旭身上扑，又叫东旭扔个跟头。这次不起来了，躺在地上耍赖，嘴里还不停地骂。他骂的其它话东旭记不住了，东旭就记住一句话——“地主！地主！你个臭地主……”东旭说：“有本事你起来，继续打，我摔你八个跟头不重样，你信不信！”后来，同学们把东旭劝走了并说：“他都那样了，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他们班主任老师，一个文静的女老师进来时，那个同学躺在地上还在哭、还在骂。老师了解了情况后说：“东旭是个懂事的孩子，平时很少和同学动手打架，今天怎么发这么大的火？”过了一会儿，学校教导主任把东旭叫到他的办公室里训话，他问东旭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家什么成分？”

　　“地主”

　　东旭怯声怯语地回答。教导主任一听，立刻瞪着眼、拍着桌子嚷道：

　　“你这是阶级报复！”

　　东旭哭了。打架时，他没掉一滴眼泪。此时，他哭得像一个泪人似的，感到特别委屈。

　　当时，东旭虽然还不太理解“阶级”这个词的含义，但他体验到了人世间的不平等，感受到了自己身份上与他人的差异。

　　1968年底放寒假，东旭回老家看爷爷奶奶，无意中说起了“成分”这件事。蹊跷的是，爷爷说他家成分是“市贫”，还说东旭的两个大爷和一个叔叔家的成分也都是“市贫”。于是，东旭眼前一亮，觉得看到了希望，他立刻带着疑问回家问爸爸。爸爸说：1950年，他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读书时，学校让报家庭经济状况，他就实话实说，报家里有30亩地，父母没能力种，出租给他人种了。同学们说：“那就定为出租小地主吧！”就这样，爸爸的家庭成分被扣上了“出租小地主”的帽子。当时，东旭他爸爸也没想到这个“出租小地主”能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什么障碍和弊病，所以也没在意。参加工作了才发现，尤其是“文革”初期，这个“出租小地主”给他带来了诸多障碍。所以东旭爸爸决心将其改正。不单是为了前程，更主要的是为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一个真相。于是，东旭爸爸就找单位领导说明情况，要求改正。但一直也没结果。

　　1970年初，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六二六”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东旭的爸妈报名参加了下乡医疗队。公布名单后，医院发给每户下乡的家庭一些杂木板材。东旭爸爸买来了铁刨子和刀锯等工具，开始制作大木箱。东旭那年16岁了，成了家中的主力，整天和爸爸锯木板，刨木板，忙个不停。不到十天，两个大白木箱子就做好了。东旭的手艺另爸爸刮目相看——真没想到，东旭居然有这个本事。妈妈也夸赞他说：“真不错！这都是从小做木枪练就的本事。”

　　春节期间，董医生和他们全家忙活了一天，傍晚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为东旭家饯行。席间，谁也没再提儿女婚姻的事。东旭的爸妈心知肚明，可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地位或处境变了，以前约定的事也会随之改变。所以，东旭的爸妈非常理解，再说人家毕竟摆了一桌酒席，而有些人却躲得远远的，在背地里幸灾乐祸，看哈哈笑。在医院宣布下乡医务人员名单之前，他们惴惴不安，就怕名额落到自己的头上。这下好了，没自己什么事了，你们这些挡在我前面的医疗技术骨干可走了……天地是我的了，你们受苦去吧！

　　吃完了饭，东旭低着头鼓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跟晓凤说：

　　“那……那天，谢谢你了！”

　　这是东旭长这么大和晓凤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晓凤脸红了，像晚霞，随即扑哧一笑：

　　“谢什么呀？我早就忘了！”

　　医疗队从院里出发的那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摆。医院的大门上挂着红色横幅。上边写着：“热烈欢送‘六二六’下乡医疗队奔赴内蒙古农村安家落户”。当时聚满了人，领导和同事、朋友、亲属们都来欢送告别。晓凤远远地站在人群的后面，眼圈红了——心里不是滋味儿。大牛和铁蛋都来了，东旭他们三人抱头痛哭……哭了一阵子，大牛抹着眼泪，从黄色挎包里拿出一样东西，纸包纸裹的。

　　“东旭，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什么？这样神秘？”东旭疑惑地问。

　　“打开看看。”铁蛋说，他也很好奇。

　　东旭打开纸包一看，是一本崭新的小说——《青春之歌》。他翻开外皮，第一页写着歪歪斜斜的几行字：

　　东旭留念，愿我们的友谊永存！

　　大牛

　　1970年春

　　东旭的眼睛又湿润了，把大牛再次紧紧地抱在怀里。他没想到：平时，看起来含含糊糊、大大咧咧的韩大牛，还真有心，游泳打赌时，他输了，耍赖——说话不算数，没想到他今天居然把这本书赠送给他。

　　铁蛋红着脸说：“东旭，以前都是我不好，千万别记恨我！”

　　东旭一把也将他楼了过来……

　　尽管是3月的天气，但依然寒气逼人。东旭他们家四口人和下乡医疗队的其他人员及家属一起，迎着凛冽的寒风坐着解放牌大卡车，从医院出发来到了鞍山火车站。此时，火车站里人山人海。各单位欢送下乡医疗队的人群，打着红旗，聚集在火车站的站台上。亲友们围拢在医疗队人员及家属们的周围，依依不舍地挥泪话别，有的甚至哭出了声。他们千叮咛、万嘱咐，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和道不尽的牵挂。当时，鞍山市卫生系统下乡到内蒙古的医疗队有四个，每队约20人。东旭的爸爸被任命为他们医疗队的副队长，在众多欢送医疗队人群的簇拥下，登上大卡车，代表下乡的全体医务人员讲了话。此刻，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如穿云裂石般地响彻钢都上空。

　　傍晚6点钟，随着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冒着黑烟，徐徐地开动了……送别的亲友和下乡人员们频频挥手相互告别，有的哽咽了、有的泪流满面、甚至有的嚎啕大哭，还有的跟随着缓缓启动的火车向前跑动着，并与车内伸出手来的亲友拉拽着……久久难舍分开。

　　（注：此短篇小说为节选于长篇小说第一章的后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