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岩：我想写出大历史骨骼处那些伸展和屈曲的“关节”
康岩，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报告文学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散文及评论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刘勰散文奖等。长篇报告文学《他们让真理穿越时空》入选2023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江西出版集团“时代气象 中国精神”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现就职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
我于报告文学了解不多，甚至有些先入为主的“成见”。直到我读了康岩的《燃灯者李大钊》，才感到报告文学书写历史竟可以是这样的鲜活，没有材料堆砌，也非机械搬运，而是以历史的骨干为底，缀以文学的锦缎繁花。读后掩卷，仿佛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海啸，血液在骨缝处冒着泡，内心激荡，酣畅淋漓。随即我又翻开康岩的资料，那是一张“90后”的年轻面孔，眼神中有着一丝坚毅，我相信这坚定的眼光“看见”的东西绝对不会消失，像一只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更多历史的褶皱之处。
记者：：康岩你好。我阅读了你的《燃灯者李大钊》，感觉这是一部厚重又不失激情的作品。能否就这篇报告文学作品，谈谈你的创作。
康岩：《燃灯者李大钊》写于两年前，是我发表在正规文学刊物上的第一篇作品。我有一个写作计划，通过5个人物故事，串联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被引入、翻译、传播的过程，这项工作跟我们党的历史紧密相连。这两年里，我还创作了《辟路者瞿秋白》《播火者郭大力》两部中篇报告文学，分别发表在《北京文学》和《人民文学》。即将发表的还有两篇书写两位九十岁高龄的老翻译家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故事。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和江西出版集团“时代气象 中国精神”重大文学创作与出版工程的支持，顺利的话，年底能结集出版。
跟同龄的作家相比，我的写作起步较晚，文体和题材也相对集中，但我一点也不急。创作还是要有耐心，好作品一定像一煲靓粥，一粒粒米、一滴滴水搅裹在一起，盖捂严实，文火慢熬，掀盖一刻，满鼻扑香。
记者：：《燃灯者李大钊》文末有一句“时间在流逝，燃灯者的光热永在”。这句话于当下有着一种非凡的意境。这是否就是所谓“历史的心情”？是否也是你创作这个系列报告文学的初衷？
康岩：“历史的心情”源自“人民文学奖”评委会给我的授奖词。我一直觉得，只有守好两个“粮仓”，作家才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一个是“历史”，一个是“生活”。“生活”自不必说，“历史”则是生活以外另一笔矿藏，等待作家睁开眼去发掘、去勘探。摊开来说，“历史”就是过去的“生活”啊！它所包孕的故事之丰沛、人物之典型、进程之曲折、纵深之广阔一点都不亚于“生活”；作为创作素材，“历史”的肌理与弹性也一点都不弱于“生活”。就拿我所聚焦的“党史”“革命史”而言，比如李大钊，我们对他惯常的印象是党的创始人，最后被反动军阀秘密绞杀，献身革命，是一个很伟大、很悲壮的“革命者”“燃灯者”的形象。李大钊的老家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祖父是非常有威望的乡绅，早年在山海关外经商，赚了银两回馈乡里。有一次，父亲带着他来到爷爷的墓碑前，碑上刻有一行文字：“从九品李如珍”，“从九品”在整个晚清的官僚体系里是最末端，这真是极强的画面感。其实少年李大钊跟今天的孩子一样，也背负着沉重的期待。就像今天的一些父母，一定要让孩子读名校是一个道理。
再比如瞿秋白，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他少年有段时间寄居在表兄周均量家。那时候的瞿秋白，是个典型的“i”人，跟所有表兄妹都不怎么说话，唯独对周均量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瞿秋白甚至主动要求看周的日记。后来，周一直为国民党鼓噪呐喊，晚年定居台北，孑然一身，活到96岁，晚年还写文章回忆与瞿秋白交往及决裂的经过，攻击瞿秋白的革命行为。我常想，周均量在生命油尽灯枯之时，是否会想起与瞿秋白倾心晤谈的那些夜晚？大时代、大革命风卷残云，小家庭、小兄弟情仇交错，这里有着极其撼动心魄的伦理。其实，过去的历史与当代的生活在时空上紧紧相依，谁又能说“历史的心情”不是“当代的心情”呢？
记者：：你的作品里不乏历史资料的铺陈，但这些资料放在文章里却并不显枯燥，很多文学性的“细节”细读之下，大有身临其境之感。你在创作时，是怎样把历史真实和文学性完美融合的？
康岩：“完美”真是过誉，我只能说我像个裁缝，以历史的骨干情节为底，把原料裁剪成衣，再把文学的锦缎绣花似的绣到衣服上。这里其实涉及的是创作方法问题。对于报告文学，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我总觉得报告文学在如今的文坛有着被“污名化”的倾向，大家好像认为报告文学写作就是堆材料，机械搬运，不需要作家动心思。其实，这是对报告文学大大的误解。翻阅报告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比如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文学的真实、真诚、真挚与匠心，一点不弱于经典的小说和散文。写了几篇，我才发现，报告文学其实是一种综合性、包容性很强的文体，创作者的“技能包”其实非常丰富。你既可以像写小说一样叙述情节、描画人物，也可以像写散文一样勾勒场景、抒发感情，还可以直接引述历史材料，比如历史文献原文、人物手稿书信原文等，还原历史现场。甚至可以跳出文本评说几句，发一些议论，也不违和。关键是，创作者如何把这些“补丁”缝在一起，缝得细密、扎实，了无痕迹。这就又涉及到结构文本的方法，就是另一话题了。
关于“细节”，我想以发表在去年《人民文学》第11期头条的报告文学《播火者郭大力》为例来说明。这部作品写的是首个《资本论》中文本全译本的翻译者郭大力的故事。“五四”时期，他是进步革命青年，后来与厦门大学原校长一起，合作翻译了《资本论》，建国后长期在中央党校担任教职，教授政治经济学。写这部作品，我很明确告诉自己，不能只写郭大力翻译《资本论》，更要写他为什么要翻这部“天书”，而且是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翻译“禁书”要冒着生命危险。这就牵涉到郭大力这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成长历程等等。这里就不能把郭大力仅仅看成翻译家，而要兼顾他社会属性的同时，尽可能还原他的“自然属性”，把他看成一个活生生的“郭大力”。他做翻译、干革命，也一直把自己置于“家庭”与 “事业”的撕扯中。我安排了一个他在上海多年后回乡给母亲上坟的细节：
郭大力让一双儿女向墓里的祖母跪下，弟弟扯着脆生生的嗓子喊：“非得跪吗？”妻子扶住儿子的肩头说：“爸爸让跪，听话！”温煦的风吹过凌乱的草木，郭大力掏出洋火，点燃两道黄表纸，很快，纸头变成一缕青烟，在坟前缭绕，最后落下一团白灰。这里蔓草丛生，人迹罕至，只有几道荒疏的车辙和脚印。这一刻，世界如此安静，隔着墓碑，郭大力仿佛仍听见儿时母亲的低哝和絮语。那是寂静的黄昏，母亲在油灯下为自己纳千层底。她从笸箩里抽出针线，再细密缠绕，她一手握着硬邦邦的鞋底，一手用锥子给鞋底穿洞，再把线紧紧匝匝地穿进锥子打出的眼中。灯捻燃烧的噼啪声，母亲指尖走线的唰唰声，交响在一起，郭大力爱听极了。他微微闭上眼，尽力在记忆里搜寻曾经熟悉的声响，突然，几只受了惊吓的野鸟腾空跃起，向远空飞去。
这个情景的细节是我想象出来的，它可有可无吗？好像是，因为无关翻译《资本论》宏旨。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过祭奠祖辈的经历，郭大力跟每个普通人一样，也深深思念着至亲，也面对时间流逝、亲人故去这些永恒的“大哉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时刻，你我都是“郭大力”。
记者：：你本身是九零后的年轻人，这样来写革命历史题材，是否觉得更能贴近一些年轻的读者？
康岩：先插播一则小故事。去年初夏，我到浙江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一个活动，在机场等待接站的工作人员时，碰到了同来参加活动的一位刊物的年轻编辑，我们就聊起来。他问我写什么，我说主要写报告文学。我清楚地记得，他脸上闪过一副惊讶的表情，停顿几秒后说：“你是我见过的写报告文学最年轻的了。”这是一个十分“黑色幽默”的片段。这位编辑是文学中人，见过那么多写作者，为什么会发出这种疑问？为什么年轻人不能用文学向读者报告？我们的读者，到底期待年轻人写出什么？
关于吸引年轻读者的问题，我想拿主流的叙事艺术——电视剧来说明。业余时间，我爱看电视剧，国产剧、英剧、美剧、日剧、韩剧……什么剧都看。实话说，无论是讲故事的水平，还是制作工艺，国产剧跟英美剧、哪怕韩剧，都还有一定距离。比如英剧《唐顿庄园》《王冠》，一部讲英国近代贵族制度，一部以王室家族史侧写英国现当代历史，妥妥的“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作品”，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追逐？还是因为提供了好看的故事、生动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我看了《唐顿庄园》才知道，旧时代英国贵族每天早上读的报纸，管家要用熨斗烫一遍；家里每顿饭，桌椅、杯盘之间的距离，也要用尺丈量。这些细节看似“迂腐”，但就是这一次次考究，把剧本的氛围感营造得真切，人性还是喜欢真的东西。读者的眼睛雪亮，文字又是白纸黑字的东西，你糊弄不了的。
关于“吸引”年轻人，其实不必刻意。阅读是刚需，渴求读到有质感、有收获的好作品，跟年龄层无关。当然，我们很难期待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阅读的“黄金年代”，但中国有着庞大的阅读基数，哪怕再小众、再孤僻的题材，都有着特定的阅读群，这是很让写作者心安的。如果非要跟年轻人挂钩，我想用国产剧《觉醒年代》来说明。可以说，我决定写这个红色翻译家系列，跟《觉醒年代》的启发有很大关系。这部剧很成功，年轻人喜欢，为什么？制作精良是一方面，但根本还是不说教，用心用力写人，写真的人，写真的人的感情，“革命”主题被紧紧包裹在“亲情”“友情”“爱情”中，爱国救亡、民族大义就不会显得假大空。
记者：：你塑造的革命年代的人物，总是充满了“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对于当下日渐“庸常化”的文学书写，似乎是一种挑战。你是否会一直保持这种“战斗精神”？怎么控制这种精神不会变成流俗的愤怒呢？
康岩：你所说的“战斗精神”按我理解似乎是对当下流行文学趋势的一种排斥与对抗，我并没有这种态度，更谈不上愤怒。阅读应该包容，分层分众，我从不期待人人抱着《燃灯者李大钊》《播火者郭大力》读，这个画面太可怕。我从小生长在南方，来北京工作前，压根不知道北方的羊肉这么好吃，好吃的羊肉，连膻味都“膻”得恰到好处。有一次一位好朋友来京，我带他去我认为很好吃的一家店吃羊肉，他就是受不了那个味儿。后来我想，就是有人接受不了羊肉，可能一辈子都不爱吃，你吹得再天花乱坠他也不吃。阅读也同理。坐地铁的时候，我很爱偷偷观察大家都在读什么。我发现刷手机阅读的，大多是一些“轻小说”，网文为主，升级打怪啊都市丽人啊；捧纸书的，大多是一些内容稍严肃的，这才是正常的阅读生态。你让人上班路上还没睡醒，下班回家累得半死，还捧着《资本论》啃，现实吗？但我有一个坚持，那就是哪怕社会上大多数的阅读都是轻量化的、娱乐性的，你也不能阻止我写我想写的内容。我很赞赏新闻前辈梁衡先生的看法：写大事、大情、大理。社会上的阅读品类，除了仙侠玄幻、开棺盗墓、悬疑破案、婆媳矛盾、夫妻斗嘴，也要有一些关乎大历史、关涉大时代的磅礴正气、黄钟大吕之作。但问题是，写这类作品千万不要图解时代、堆砌材料，这样的文字任哪个正常的读者也读不下去。要写出大历史骨骼处那些伸展和屈曲的“关节”，这考验写作者把握题材、结构文本、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是我努力的方向。
记者：：你会一直从事报告文学的创作吗？以后会不会写一些虚构性的作品？
康岩：报告文学是我的“初恋”啊！当然，写报告文学或许也跟我的职业有关。我在新闻单位工作，看稿编稿写稿，时间一长，对非虚构的东西会建立起一套基本认知。身边也有一大批优秀的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前辈，他们的作品也像是火把，点燃我写下每个字的热情。
关于虚构，再插播一则故事。两年前在四川泸州领人民文学奖，跟我同获新人奖的青年小说家栗鹿在饭桌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么不写小说啊？”是啊，我也这么问过自己。我一直觉得，写作需要冲动，这个“冲动”不经理性思考和逻辑推断，直接释放结果。也就是说，一个人他能写好的东西，真的是他想写的东西。如果哪天有“冲动”上门找我，说你该写写小说了，我想我会乖乖打开电脑，建起一个文件夹，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
记者：：能分享一下你的阅读经验吗？
康岩：关于阅读，我是个“杂食主义者”，我自己总结了一个十六字箴言：没有忌口，磅礴尽收。荤素搭配，杜绝速食。工作以后，要读大量跟工作相关的内容，阅读再也不能像上学时那么随心所欲了，时间也不允许。不过事情就算再多，文学阅读也始终不能放弃。最近我在重读《白鹿原》，通勤路上，睡觉前，把上学时囫囵吞枣的那些个环节都补上。陈忠实写得真好啊，那是怎样一种雄强的笔力和丰沛的语言，陈老五年磨一剑，捧出一本人生大书，写作大抵是天下最老实的事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