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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翔小说的语言

2022-11-04 10: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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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比起那些一年出一本或数本书的作家来说,南翔无论是发表还是出版都显得节制。近七八年,除了一本非虚构《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二〇一九),南翔仅有两部中短篇小说集《绿皮车》(二〇一四)、《抄家》(二〇一五),以及一部纯粹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二〇二一)。南翔的非虚构主要集中于全国各地非遗传人的田野调查,用一组囊括了木匠、绣娘、制药师、制茶师等匠人的群像,为日趋式微、却又马蹄声近的传统手艺精细描摹;他此前的中短篇小说则横跨了域内与域外,现实与历史,底层与中层,包括他一九七八年上大学之前当过七年铁路工人的经历,却又大都不是作家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故事。而《伯爵猫》中的十六个短篇小说,袅袅生烟,尽管还窥见得到作家脐带中的湘方言和赣方言血脉,整体却是根植于深圳——这是评论家们总喜欢用作家的名字“南翔”来打趣、类比与匹配的。燠热、潮湿、海风咸腥,一年四季熏蒸若夏,南腔北调的移民大本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拍岸如潮水,这个年轻、伟岸却又不无躁动的城市,或许可以安放一个教授的讲台,又能否同时措置一张作家的书桌呢?

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在《诗艺》中写:“我们要遵守理性制定的规则,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件事,一直把饱满的戏维持到底。”简而言之,即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并为同一个吸睛也吸脑的主题服务。南翔短篇小说集《伯爵猫》中的单篇《伯爵猫》,有意无意间与“三一律”合上了榫卯。故事发生在这座滨海城市的一个“小如蝌蚪”的书店里,一个冬至的夜晚,一群现代都市读书青年,聚集于此举行了一场书店的告别仪式。“伯爵”,既是一只猫庄重的大名,也是小书店的略显滑稽的店名。猫的出现恰若舞台上的精灵,勾连起了店主人娟姐姐、打工小妹阿芳与一众读者的过往。书店的店招和室内灯坏了,带点痞气的师傅来修,也像极了戏剧舞台上的灯光,随着灯光强弱的变化,伯爵猫在纵横交错、神秘幻想的灯光中跃动,承接着剧情的走向,使得小说伏脉隐约,情节跌宕。猫有九条命,是否寓意代表文化传统的实体书店不会黯然退出,而是在暂时揖别之后,更换了另一种演进的存在?小说集首篇《檀香插》,讲述了中学教师罗荔,经历其身处企业,会计师出身的丈夫肖一木被调查,无意发现丈夫另有隐情的故事。罗荔生性善良,对丈夫为人处世的远观近品,像是一卷轴山水画,既有大块泼墨,淋漓氤氲,又有细笔勾勒,纤毫毕见。一直荡漾而出的夫妻恩爱,此刻遭遇了“他”被带走与“他”曾背叛的双重击打,以主人公个性的敏感和脆弱,第一次得独自面对真与假,是与非,表与里的重大判断。作家在将两难之境交给罗荔的同时,无疑也交给了每一位难脱代入感的读者。在此,南翔用巧妙的内心独白传递人物的纷纭心态,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同年发表的《凡·高和他哥》,也收录在《伯爵猫》中;《遥远的初恋》,宥于时间未及收录,略微可惜。这两个短篇小说,将“非虚构”式的人物身份与叙述语言萃取,成就了小说打通虚构与非虚构之名。短篇小说《遥远的初恋》里,“我”是深圳某高校教授,主持一个“非遗会客厅”开幕式,邀请原单位同事水根来深圳参加活动。小说是虚构的,但虚构之根还是毛茸茸的诱人的生活。谚语云:说谎亦须说得圆。圆,不出情理之外;巧,恰在读者意愿之中。水根人物或有原型,将水根的牛之根雕引进到深圳,作为非遗文化工作者的“我”,凭借多年的交情,有这样的想法是水到渠成、情理之中。这一点,不是任意虚构,而是发自“我”内心的想法,确凿可信。短篇小说《凡·高和他哥》亦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开端,“荷兰的凡·高,没有哥,下面有五个弟妹,与他关系最亲密的是大弟提奥”。用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成功引入与贴近小说中的主人公。“深圳油画村的凡·高——龙向北,没有弟弟,却有一个哥龙向南。”故事发生在深圳油画村,来自江西赣州的兄弟俩,在深圳以复制经典油画谋生。小说中的凡·高是弟弟(向北),仰赖哥哥(向南)支撑;历史原型中的弟弟(提奥),依靠哥哥(凡·高)支持。这种身份的反转,恰如评论者陈劲松所言,体现了作家塑造小说人物时的想象和创意,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兄若父”的孝悌观念。

南翔在“非虚构”式的小说中,用知识分子的话语叙事,以语言之力、逻辑之密、情感之实,呈现出非虚构写作的特质。小说《遥远的初恋》中的主人公“我”,以火车站专栏编辑的视角,将水根的纪实散文《致敬,老黄牛》,稍微作了修改。以忐忑的心情,写了专栏前的驻足者,邓坦克兵、屠格涅,还想象着水根看到板报的表情。等到吃晚饭时间,我下去食堂,飞快打了两钵饭上来,分明是想得到水根的认可与赞美啊。水根看自己的文章,自然看得仔细和认真,作家却并无相关议论,全用白描说话:“看到结尾部分,他手里的灯光来回拉了几次,停住,收光,默默地进了办公室。”大量铺陈、细节描写,不厌其烦地对水根看板报的反应埋下伏笔,只用“停住、收光、默默地进了办公室”,结束了好戏正待开场。水根到底怎么了,“我”改得到底好不好,让读者内心很是煎熬。“他猛然抬起头来,吓了我一大跳:两只眼通红通红,大颗大颗的泪珠一连串地滚落下来。”水根被伤得很深,不仅仅是文字被改动的缘故,内心也被伤到了。读到这里,契合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词语,叫做“破防”。

小说《凡·高和他哥》,凡·高龙向北从欧洲回来后,与哥哥之间的分歧变得白热化。此时,小说用了大段的篇幅,描述哥哥与龙向北之间的分歧,最后,以“向南见向北去意已决,叹气,不语”收尾。短短“叹气,不语”四字,将哥哥向南的包容与妥帖、无奈与不甘、宣泄得淋漓尽致。这冰山一角的险峻奇观,全然靠着深海里八分之七的铺陈与堆砌。

短篇小说《遥远的初恋》,讲述了“我”和原单位同事水根长达四十多年间的交往。同在袁江火车站工作,亦是文学青年,水根轧死牛,擅自鸣笛致哀。其后处女作《致敬,老黄牛》问世;“我”在高考恢复之年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在大学教授写作;水根在一次掏煤油时,提着马灯误进了一辆汽油的槽车,明火猝燃,掏油者浑身烧伤;“我”调往深圳,水根在其引导下,根雕主攻牛主题,参加“非遗会客厅”活动,获得好评。之后,在南头古城小巷聊天时,倏地聊起沈护士,那是水根的初恋情人,“我愣住了,瞥见他眼里有隐隐的泪光,人生的初恋,原来可以藏得这么深,藏得这么久啊”。错综交替的叙事,如瓜牵蔓。不论多么复杂、缠绕、久远,最后还是找回来,来龙去脉,清晰可辨。水根喜欢沈护士,是很多年前掏油受伤之前的事,随着沈护士嫁给了火车站站长的儿子,文中没有付诸更多笔墨。“我一激灵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你失去了人生初恋,却迎来了文学初恋。”读者或以为遥远的初恋,便是水根对文学的初恋,其实不然,对水牛、对爷爷、对生命、对美好的情感,水根始终有难以割舍的记忆,那是多么夹缠、磨人而丰富的初恋啊。往事斑驳,却远未蛛网尘封。

南翔中短篇小说集《绿皮车》《抄家》里的作品,其汉语方言介入小说的方式方法,也值得一提。例如小说语言中普通话以及方言的嵌入(《特工》《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老兵》《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哭泣的白鹳》)、民族语和通用语的互补(《男人的帕米尔》《我的一个日本徒儿》)、外来音译词恰到好处的点染(《无法告别的父亲》)等,体现了语言本身在小说中塑造人物形象、展现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多种功用。如此一路逶迤,徐徐细读,感觉南翔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用朴实且富有张力的语言在书写田野日志。《回乡》讲述“我”大舅从台湾回乡省亲的盘根错节,该小说善用名词和动词,注重文字的韵律感,对多维语言身份构建与认同皆贴近人物,在打通历史与现实、画面与思想、复杂与简单等疆域,尤显得四两拨千斤,一一风荷举。

南翔小说的语言还可细甄:一是用简单的数字叙事。如《遥远的初恋》,“我下去食堂,飞速打了两钵饭上来,四两一钵;还有两份红烧肉,一份两角五分”。这不是数字游戏,读者却看得清清楚楚,算得明明白白。在《凡·高和他哥》中,借桂老师的口问到“提奥怕哥哥乱花钱,每月分三个时间,一号、十号和二十号,给哥哥共汇出一百五十法郎。你现在每月要给向北汇多少钱才够?”精准的数字,让逼真的画面感迎面扑来。二是用排比、堆砌短句。南翔小说的语言,用完长句、用短句,错落有致,别生景象。桂老师批评向南,在画《城市烟火》里的老东门片段时擅作主张,“你手里每一管熟黄、普兰、西洋红、火星紫……都是来自英国原产的温莎牛顿,贵得很啊!”小兰为向南收拾东西,“这回才见是腐竹、粉条、米酒、炒米糖、芝麻酥,以及广式香肠之类,不由好笑道,这些东西都是湖南、江西人往深圳寄的,你蛮好,倒寄回去!”还有《遥远的初恋》中,写“我”与水根的联系。“通信的年代,我与水根一直有信函联系,或繁或简”“我的心骤然收紧,泪水簌簌而下”“我去,他来,确实有的”。三是遣词造句讲格律。诗词中平仄的运用有一定的格式,称为格律。平声和仄声,代指由平仄构成的诗文韵律。小说语言不比诗文,读来却也要讲究韵味。“赣西那地方,女孩儿取名,用梅用丽用珍;男孩儿取名,用根用生用民,如水根火根荣根,春生秋生冬生,新民福民海民。”平仄是四声二元化的表现形式,根据隋朝至宋朝时期修订的韵书,如《切韵》《广韵》等,中古汉语有四种声调,成为平、上、去、入。除了平声、其余三种声调有高低的变化,故统称为仄声。平仄两两交替,即平平仄仄或仄仄平平的汉字声律有规律地交替出现,运用了诗句平仄的组合原理,读来朗朗上口。

南翔的小说语言精到,长短错落,字词有劲,萃炼见功。一会儿用形象的、逼真的文学语言,对绘画、对艺术进行阐释;一会儿用散淡的、趣味的湘赣方言,标注人物身份,比如“唦”“喔”作句末的语气助词;一会儿用新潮的、时尚的新鲜词汇,引领时空转换。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流行语,南翔的小说忠实地记录着具有时代烙印的词语变迁,比如听长辈说起“变羞了”,以为是变羞涩之意,未曾想是“修”字。

曾听南翔说过,中国白话文的历史太短,典范的白话文写作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接续努力。他无疑是在努力的道途中,我们需要更多的作家、教育工作者以及读者共同挽辔,勉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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