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新春特刊丨中国作家 勾承江 作品展】

树   殇

——祭奠那颗被砍倒的圣树

  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舂糯米，娃儿闻到糯米香.....——这是一首传自于圣树下至今铭刻在心的童年儿歌

  我们的家乡叫马头嘴，现在改叫啥了，无心多问，我们只记得她叫马头嘴，在距离盐亭县城差不多40来里的一个深沟沟头。马头嘴有一块几百上千亩的平地，土肥水丰，滋养了世世代代的勾氏族人，哪怕在灾荒年间，也没饿死过人，只听说一个单身汉因为一顿吃了五斤麦麸面炕成的饼子，被肠梗阻撑死了。在平地的中央，矗立着一座由山脉延伸出来的山头，形如高昂的马首，因此这地方就叫作马头嘴。

  马头嘴下曾经耸立着一株参天大树，谁也说不清楚它生长了几百几千年，也不知道有几十几百尺高，总之，它的树径不下于两米大小，树围足要五六个男人才能将它环抱，树冠覆盖了两三亩田土，在沟头几里远就能看见它巍峨的身躯。至于它究竟是什么树，属于哪个科哪个目从来没有人去在乎，祖先传下来就都叫它“马灵官树”。

  可能是勾氏族人从“湖广填四川”来此定居前早就有了这棵树的缘故，它成了我们世世代代共享的财富。哪怕人民公社时期将勾氏族人分为了两个生产队，两个生产队也不时要为田边地角的越界吵吵骂骂，但从没有人觊觎过这棵树的权属，只要到了这棵树下，总能够一团和气，化干戈为玉帛。因此，我们勾氏族人把它作为睦邻相助的象征，奉为共同敬仰的圣树，逢年过节总会有人去上几炷香，磕几个头。

  马灵官树下，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一年四季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空地上面有一副石碾，供两个生产队上百户人家使用，但从来没有因为谁要争个先而起过争执，自觉排队成了祖祖辈辈达成的一种默契。有人家在碾米时，一些老汉儿老婆婆总要去凑个热闹，或帮忙吆喝吆喝拉碾的牛，或帮忙扫拢碾磙外面的稻米。那些路过的人也总要招呼一声：“你家碾米了啊！”碾米的人就会高声回答：“是呢！你们家啥时来碾哪？”然后是莫名的兴奋和自豪。米碾好后，碾米的人都会自觉把地方清理干净，如果有了牛粪，也一定会铲起来带回家。

  马灵官树下是勾氏族人的集聚之地。两个生产队有什么事情要协商，队干部一般都会坐在树下磕几杆烟锅扯几句白，最后便达成了共识。每年的春节，勾氏族人都要在树下欢聚，舞狮子荡秋千放火炮整得不亦乐乎。过年的前几天，两个生产队就要抽出一些人力在树下编织篾绳，编篾绳的篾片是大家自觉贡献的。启篾片必须用当年的新竹，当新竹长高还未发竹枝时就得砍下来，然后泡在水田或池塘里，大约半个月后捞起来，这样启出的篾片才柔软有韧性，比麻绳更耐磨。待两根篾绳都编好后，由一个爬树功夫最好的男人上去，将它们栓在一根水桶粗细的树丫上，下面的人在底端系上一个木块，一副秋千便成了。过年那天，不管男女，都要去荡上一荡。荡秋千的人一坐上木块，双手抓牢了千绳，其他的男女就会争先恐后上前使劲推动。那些胆子小一点的，被众人一推，一下子荡上了半空，被吓得脸青面黑，死死的抓着千绳，紧紧的闭着眼睛，但推千的却嘻嘻哈哈，越推越起劲，直到吓你个半死，不停地求饶，方才抓住千绳放你下来。那些胆子大的，轻松自如，越荡越高，站在木块上时不时还要做个怪相，表个浪情，场下便是一波波的欢呼喝彩。荡秋千谁荡得高荡得好似乎便有了两个生产队鄙夷对方的底气，过了好久，都会听到有人显摆：“你看我们队今年荡秋千就比你们队荡得高荡得好！”一脸的胜勇和骄傲。

  马灵官树下是勾氏族人的信息中心。每天都有一些男人端着能够映照出蓝天白云的斗碗，聚在树下边呼噜着碗里吃食，边传播分享着家里家外的新闻八卦。哪家男人探亲回来了讲什么见闻，谁谁谁去了盐亭县城或太和镇（即射洪县城）遇到了什么新鲜玩意儿，是最受欢迎的谈资。讲的人绘声绘色，听的人聚精会神。故事讲完，一般都要开展讨论，或感慨或评说或展望。实在没有什么稀奇的话题，就要讲讲报纸上都登了什么，从哪家的收音机里又听到了什么，或者哪家扯经聊皮了，哪两口子又双叒叕了......我们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几个小伙伴下午一放学，都要轮流的拿着一个广播筒，到马灵官树下去广播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闻，或者老人家的文章和最新指示。那些在地里薅草浇粪的大人有时从包谷林间偶尔吼一声：“没听清楚，再来一遍！”我们便受宠若惊般勒一勒裤带，提高了嗓子再读一遍。

  马灵官树下是勾氏族人的儿童乐园。到了夏天，因为马灵官树枝繁叶茂遮天蔽日，树下特别凉爽，每天晚上都有人来这里乘凉日白。尤其是我们一帮孩子，那时还不兴做什么家庭作业，一到晚上，便吆五喝六的聚集在这里玩耍，躲猫猫，顶牛牛，玩老鹰捉小鸡，娶媳妇过家家。最有意思的是躺在篾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夜猫子在树枝间跳跃，听大人们讲目连救母的故事，讲西天取经的故事，讲杨门女将的故事，讲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讲丰都鬼城，讲孟婆送汤，讲桃园结义，讲水浒造反......或者教我们唱“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舂糯米，娃儿闻到糯米香，打起锣鼓惊姑孃，姑孃不喝茶，上山点（种）芝麻，芝麻不开花......”“早不忙，夜心慌，半夜起来补裤裆，忽闻贼娃子偷水缸，聋子听到水声响，瞎子赶忙拿猎枪......”等等充满乡土气息的儿歌。

  但是有一天，大概是一九七三或七四年吧，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马头嘴，震惊了我们勾氏所有的族人。由于大炼钢铁时期的乱砍滥伐，加之后来肆意盗伐，我们公社原本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得精光，连一颗碗口粗的树木都基本找不到了，公社要修建礼堂，公社那帮家伙便盯上了我们这颗马灵官树。那时，父亲担任大队书记，公社的头偷找到他说要砍这棵树拿来建礼堂，父亲坚决不同意，头偷便大发雷霆，一顶走资派的帽子给父亲扣下来，父亲也无能为力诚惶诚恐。他回来后就找到两个生产队的干部说了这件事，马上就传遍了整个马头嘴，引起了群情激愤。

  过了没两天，公社便派了几个人拿着斧头改锯钢钎锄头来了。勾氏一帮七八十岁的老头儿看到那些人真的来砍树了，汹涌着跑到树下或坐或躺，誓死捍卫马灵官树，声言要砍树就先砍人，并把砍树的一应家什抢夺过来或毁坏或扔到田里，那帮人见势不妙，只有灰溜溜的走了。老汉们在树下守了几天后，见没有什么动静，以为这些人不会再来，便卷起铺盖回了家。这期间，父亲被叫到公社，遭到一顿狠狠的责骂教训，回家后，只听到他一阵阵的唉声叹气，然后出去召集两个生产队的干部开会。

  又过了十来天，父亲早早就出了门，说是要到姑姑家去几天。中午时分，气势汹汹的来了一大帮人，有的扛着斧头改锯钢钎锄头，还有的居然扎着皮带扛着枪，直奔到马灵官树下。扛枪的在外面围了一圈，其他人在里面开始挥锄舞锯，砍起树来。有几个老汉儿冒死往里冲，都被外围那些人拿枪挡着，或拨倒在地上，顿时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嚎哭和谩骂响彻了整个马头嘴，也引来了其他生产队很多人的围观和怒骂。那一天，整个马头嘴阴风惨惨，天昏地暗。

  两天后，随着那帮人最后一锯拉完，不知道已经活了几百几千年也不知道有几十几百尺高的马灵官树那巍峨的身躯，终于轰然的倒在了旁边的山岩上，把山岩都砸出了一道深深的沟渠。几只夜猫子从树洞中飞跃而出，倏忽间便消失在山坡上，马头嘴便再也没见过这种生灵。

  马头嘴的马灵官树被砍掉了，勾氏族人敬仰的圣树被砍掉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看见过过年荡秋千的热闹，再也没听见大人讲目连救母的故事，再也没人唱“大月亮，小月亮，哥哥起来学木匠，嫂嫂起来舂糯米，娃儿闻到糯米香”的儿歌......

  马灵官树倒掉的那一天，老汉们站在很远的地方，用那双干枯的手抹着干涩的老眼，干瘪的嘴唇断断续续喷发出声嘶力竭的谩骂和诅咒，道士祖祖在竹林下抬起发抖的手臂遥指着那帮人：“你们要遭报应的！”

  据说没过多久，公社那个头偷得了癌症，死得很痛苦；另一个出主意的中了风瘫在床上好几年，儿女不怎么孝，活活拖死了。第二年，马头嘴开始干旱，滋养了勾氏族人世世代代的两个巨大泉眼几乎枯竭，甚至两个队的吃水都有些困难，稻田干裂，包谷枯萎，小河沟里以前很多的鱼虾王八再也没有了踪影。再到后来，很多青壮年开始外出打工，肥沃的稻田有的长满了水蜡烛或剪刀草。马头嘴已经变得很清冷也很荒凉，偶尔看到几个在田间忙碌的老汉儿老婆婆，或者听到遇见生人便肆意嘶叫的鸡鸭，还表明了马头嘴似乎仍然还有那么一点点生气。

  每次回家上坟，总要久久的凝望已然成了菜园的那个地方，再也不见了马灵官树那巍峨的身影，心中总要涌入一片苍凉，儿时的缕缕记忆总是唤起淡淡的哀伤，于是便作此文，祭奠我们那颗历尽了岁月沧桑的马灵官树！

师   祭

  年龄一大，儿时的记忆便愈加清晰。一桩桩的事，一个个的人总如流水般的涌来。特别是最近，老是想起一个人，甚至于在梦中也出现了好多次，便勾起了我对他的深切怀念，这个人便是我的启蒙老师陶仕模。

  陶老师虽然是一个卑微得不能再卑微的小人物，在我老家的好多同龄人都记不起对他的印象了。可能是因为他给我一生带来了些许的影响，数十年来每每被我想起被我念及。尽管他的形象十分的模糊，但他慢声细语和蔼可亲的音容却是记忆犹新终生难忘，故谨作此文以为祭。

  记得是1968年的秋天，连绵不辍的秋雨下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单薄的衣服抵挡不了秋日的寒，乡村的道路蜿蜒过地角田边，没膝的泥泞滞迟了出行的步伐，溅起的泥浆时常糊涂了行人的脸。我十八岁的哥哥要去当兵的那天午后，天刚放晴，临行前他背着我趟过了一里多的泥路，把我送到了大队小学陶老师的面前，一番谆谆告诫后，把我托付给了陶老师。从此我便成了陶老师的学生，便开始了我漫长的求学之路。

  我们的学校是利用勾氏族人的祠堂改建而成的，设了一二三年级三个班，每个班大约十多二十来个学生。一二年级两个班在享堂上课，三年级在厢房。一二年级两个班由中间一个米把宽的过道隔开，算是有了班级的划分，陶老师就负责这两个班的教学。

  那时候学校没有钟，老师也没有手表，对课时的长短节奏完全靠老师的感觉掌握。每一节课都是陶老师一会儿给一年级讲，二年级就做作业，一会儿给二年级讲，一年级就做作业。两个年级的课程并不能绝对的区分，一年级可能预习了二年级的课程，二年级也复习了一年级的课程。就连两个班也只有一个班委，分别是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读一年级的妹妹当班长，二年级的我当学习委员，经常听我妹妹发号施令，有时不服她管就要打我的小报告，我骂她是汉奸，惹得妹妹更告我的状，现在和妹妹嘚瑟计较起这些掌故，常常弄得兄妹两捧腹不已。

  陶老师的家在我们大队五生产队陶家坪，离我们学校有五六里地的路程。陶老师虽然是老师，但他的真正身份是生产队社员（农民），靠教书挣工分养家糊口。开学后的每天早上，不管风霜雨雪严寒酷暑，陶老师总是早早的就到了学校，把周围的卫生打扫好，把教室的桌凳摆放整齐，把当天要讲的课备好，等着孩子们到校。

  陶老师与我父亲是朋友，解放前在一起断断续续上了两年私塾，后来我父亲参加了工作，三年自然灾害后恢复生产，从县公安局下来支农支成了我们大队的书记。陶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也背得很多古文，比如《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之类，他教我背的《叶公好龙》，至今我还倒背如流，也常常用来借文喻人。不知道为什么陶老师没有参加成工作，我父亲当了书记后，就争取他来当了我们大队初小的老师。

  陶老师是一个很有学究气的人。他要求学生是很严格的，课堂上虽然两个班级混杂在一起，但除了回答提问，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影响课堂纪律。上午上课前的第一件事，就是陶老师领着我们手拿“红宝书”，歌唱《东方红》，祝福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福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背诵“老三篇”段落或最高指示。如果有谁迟到了，喊报告被陶老师允许进来后，都要自觉的站到讲台前重复这一仪式，其他同学都坐着静等，没有谁敢发出一点嗤笑或表达不满的声音。我们每天的作业都要在陶老师的看守下做完，谁先做完就先交到讲台上，他当面进行批改指正。所以，很多时候天都黑了他才能回家。那时的手电筒属于奢侈品类的东西，一般家庭买不起更用不起那玩意儿，陶老师也没有手电筒照回家的路，在教室门口我们就能经常看到陶老师准备天黑赶路的火把。陶老师的毛笔字写得相当好，我们那一带很多人都请他写过春联，就连备课和批改作业他都用毛笔。所以，从上学开始，他就教我们磨墨，教我们写字，教我们用毛笔做作业。过去几十年了，我从来没有去参加过什么专门训练，这点毛笔功底都还是陶老师给奠定的，虽然有时获得一些谬赞，但自己心里有数，汗颜得很。

  陶老师是一个很慈祥善良的人。他成天总挂着憨厚的笑容，说话也柔声慢语，从不会因为我们犯了错就打骂我们呵斥我们，虽然那时打骂学生是很正常的事。他批评学生都会叫到教室外面稍微背静点的地方，轻言细语的指出你的错误之处，教导你如何改正，好像生怕别的同学知道你被批评了，让你没有了面子。下雨天路很难走，有的小同学经常摔的水一身泥一身，所以上学放学都要家长接送。有时家长因为耽误不能来接，陶老师就要亲自把最小的学生背送到家里。学校旁边有一片冬水田，每到冬天都要蓄很满的水，有很大一部分同学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狭窄的田埂，有的同学天生惧水，一走在田埂上就胆战心惊。陶老师怕孩子们掉到水田里，经常放学后都要手牵着一串学生慢慢的走过田埂，直到把他们送到大院子院门外。

  我上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后，就没有在学校见过陶老师了，公社学校派了一个新老师顶替了他，说是他不能当老师回家务农了。我多次问我父亲，陶老师多好啊，为什么就不能教书了？父亲终于抵不住我的追问，悄悄的告诉我说，陶老师参加过抗美援朝，后来负伤被俘了，当了俘虏，在战俘营呆了很长一阵子才被放回来。上面的干部说他历史不清白，当了叛徒卖国贼，是美国的特务。我说，陶老师那么好的人，怎么就当了叛徒卖国贼，成了美国的特务了？我说我不相信！父亲说他也不相信，但上面说他当过俘虏是事实，是有记载的，当了美国的俘虏就是叛徒就是卖国贼就是美国特务，就是不能教书了。

  后来，我路遇过陶老师两次，每次都充满了热情的招呼他，但他每次都只是笑一笑点个头，就快速的擦肩而过了。望着他佝偻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我才抹一把几欲夺眶而出的泪滴，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这就成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永别，成了我们的永别！

(本文作者沉重地作于2021年10月23日深夜）

幺   爸

——在盐亭乡下，把最小的叔父叫“幺爸”

  幺爸发丧的时候来了很多很多的人，有成都的，有重庆的、有绵阳的，有广元的。他们是听到幺爸病逝的消息，驱车几百上千里，风尘仆仆赶来，就是为了给幺爸做一个最后的道别。

  幺爸在绵阳404医院住院时，我和大姐去探视他。他一见到我们姐弟俩，特别的兴奋，硬撑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待我们坐定，他喘息了一阵子，也渐渐的平息下来，说有很多话要讲给我们听。我说，您有什么想给我们说的，都说出来吧，我们听着呢！于是，他便从他孩童时代的苦难经历讲起，一直到他病倒前的历历往事。他时而眼含热泪，时而容光焕发，又时而呼吸滞阻，时而剧烈咳嗽，幺妈要不停地给他捶背揉胸，我们也心疼的劝他别说了，改天说吧，但他说等不及了。我们只好由着他，听他讲了个多小时，完全的精疲力竭。最后，我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想回老家去，与我父母葬在一起，并一再嘱咐我们，他死后要按规定火化，也不要告诉太多的人，一切从简。第二天我就请老家镇医院的表妹安排救护车把他接回了老家，在乡卫生院住了两天，见了很多乡亲，便撒手西去了。

  幺爸的童年十分辛酸，全都因为祖祖辈辈太过于穷苦。解放前，我们家是佃户，祖父祖母都是残疾人，姑姑也还小，一家人都靠父亲和大爸做点扯挂面的营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幺爸出生后，实在难以抚养，便送了一户好不了多少的人家，同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后来，我母亲嫁过来了，知道了幺爸的状况，便硬把他要了回来，半饥半饱终于熬到了解放，分了田分了地，总算把日子过了起来。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大办工业，不到17岁的幺爸便响应国家号召，到广元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从此开启了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历程。

  幺爸工作的单位叫广元拣银岩煤矿。那里处于秦岭深处，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林深叶茂，人烟稀少，通向外界的交通主要就是一列转运煤炭的小火车。幺爸最初被安排到采煤一队当采煤工，天天下井，难见天日。但哪里有危险他就冲向哪里，什么活重他就挑什么活干，加之年青踏实，自学了点文化，几年后就入了党，被提拔为采煤队长。

  幺爸当采煤队长那会儿，正是工业学大庆，煤矿赶开滦热火朝天的时候，几个采煤队比学赶帮超，都争当红旗采煤队。如果那个队落后了，矿上就把我幺爸调到哪个队去当队长。说来也怪，只要幺爸在那个队干上一段时间，那个队就会把红旗夺到手，他的采煤队甚至多次获得广旺矿务局和煤炭部的表彰，幺爸也多次出席了矿务局和煤炭部的表彰大会。有一次幺爸要去部里开会，临行前到井下检查，不料发生了局部塌方事故，当时他正好站在塌方处，被一个同事推了一把，虽然受了伤，但总算逃过一劫。但救他的那位同事却牺牲了，这便成了我幺爸一辈子的痛。幺爸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就吵着闹着要出院，医生和领导都劝不住他，他说救他的同志都牺牲了，他哪里有资格躺在病床上。没有等到痊愈他就偷偷跑回矿上上班，因此就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幺爸受伤后，体力精力都不如以前，矿党委便安排他当了组织科长，掌握着招工招干人事调动和干部推荐考察的大权。但幺爸总是严格按照有关政策制度办事，从不因为大权在握谋取半分私利。那时候，我们家三亲六眷都在农村，靠种田挣工分吃饭，如果幺爸存一点私心，解决个把人进矿当工人吃皇粮应该是没多大难度的。但谁也没有得到过分享过他的权力，也没有谁去找过他的麻烦。80年代中期，幺爸因为身体一直没有全面恢复，主动从纪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卷起铺盖就回老家盐亭乡下种起了分给幺妈的责任田。

  幺爸在乡下，身体逐步好起来。因为农村包产到户后，村级组织较为涣散，村里很多需要集体办理的事情无人承头，村民意见很大，思想行为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幺爸对当时农村的状况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加之在一帮乡亲的鼓动下，担任起了吃商品粮的农村村支书。

  幺爸当了村支书后，首先自己掏钱上下活动，让全村通了电，结束了祖祖辈辈点油灯燃桐籽的历史。然后又带领大家修通了公路，开挖了水塘，新建了村小，甚至开展了很多集体文娱宣传活动。很快地，村级组织的作用又得到了发挥，村民们的集体意识又得到了回归。我回乡时见他又瘦又黑的样子，心疼地问他：“幺爸你已上年纪了，又有退休工资，还这样折腾，图个啥？”他告诉我，当书记啥报酬没有，只是想给乡亲们做点事，要他享清福，他憋得慌。他说，等他培养起几个合格的村领导就会主动让贤。我啥也没法说了，只好由他去。后来，我经常谎称家里有急事需要他来帮忙，其实是想让他到城里清静的住几天。

  幺爸十分孝悌。他对兄长犹如父辈，每年回来探亲总要对我父母嘘寒问暖，体贴有加。他给我父亲讲在矿上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被评了啥先进得了啥奖，看到我父亲点头默许，他便十分高兴。帮我妈浇浇菜做点家务什么的，忙前忙后，生怕把我母亲累到。他对我母亲特别的敬爱，我们几兄妹都十分的感念。80年代初期，我母亲得了重病，在老家检查不出来究竟是什么病。那时，我哥哥在北京当兵，我在重庆上大学，父亲没告诉我们。幺爸知道母亲的病情后，立马请假从广元回来，把我母亲接过去。先是在他们矿务局总医院，后来又在827医院和广元县医院找了好多专家进行诊断，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的结论。幺爸一急之下，直接把我母亲送到了北京我哥哥那里，最终在北京得到了确诊。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竟然能到京城，在幺爸和哥哥的陪护下还参观了故宫和天安门，瞻仰了神圣的毛主席仪容，母亲至死都怀着一种无上的满足。母亲在天安门的留影，也成了她留给我们这些儿女的唯一的一张遗照。

  幺爸十分善良。在煤矿工作时，有谁的家属来反探亲了，他都要主动为两口子安排一个单人间，有时也要请两口子吃顿饭。谁的家里遇到了什么困难，他都要主动去问一问情况，尽力帮忙解决。他常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望慰问职工的家属，对职工子女的上学就业想方设法帮忙解决。退休回乡后，特别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工作。有谁家孩子辍学了，他就会找到家长，搞清辍学的原因，反复给家长做工作，如果因为经济困难，幺爸甚至要垫上学费，绝不让孩子们耽误了读书。他当村支书那几年，几乎没有孩子辍学的，全村考出去的孩子不在少数。对那些毕业返乡的孩子，幺爸都要利用各种关系，送他们走出去，到城市中摸爬滚打，成长创业。我以前有一个结对子帮扶的贫困生，帮扶任务调整后就再没联系了。那个贫困生后来考入我堂妹教书的那个班读书，幺爸十分疼爱这个孩子，资助这个孩子完成了学业，甚至对孩子一家人都给予了很多帮助，后来两家人就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孩子出嫁时还不忘送上一份贺礼。

  幺爸十分慈爱。他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视同己出，尤其对我偏爱有加。记得是1974年，我因为得了急性肝炎无法上学，幺爸亲自把我接到广元去治疗。那是我第一次进城，第一次坐火车，特别的兴奋。中午在绵阳上车，一路上幺爸给我讲沿途的各种趣闻异事和风土人情，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故事。在元坝站下车时天已擦黑，我们又坐了小火车到他们矿上。小火车司机和幺爸挺熟悉，我们就站在车头的操作间，第一次见证了司机如何把煤炭送进锅炉炉膛，锅炉的蒸汽如何推动火车向前奔跑。在广元的那些天，幺爸每周都要带我去827医院找专家给我诊治，让我的病很快就好转。79年我考上了西南师大，进校没几天，有两个陌生人来学校找我，说是幺爸他们矿上的，到重庆出差。幺爸特意委托他们来看看我，还给我带了20元钱，并请我吃了一顿饭。要知道，那时的20元钱，差不多占了幺爸月工资的一半啊！1981年暑假期间，川北发大水，好多地方都遭了水灾，广元半个城都淹了，幺妈叫我去看看。我与同学去广元县城游玩，染上了痢疾，整整大半天都在寝室与公厕之间不停奔跑。幺爸下班后看到我的状况，赶快叫了两个朋友，背上我就往医院跑。那天的雨特别大，从幺爸寝室到矿医院要翻一道山梁，幺爸和他的朋友深一脚浅一脚把我背到医院，他们全身都被泥水浸透了，只有我被雨衣包裹着，没被雨淋。晚上，幺爸一直守在病床前，没有合一下眼，等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看到的是幺爸满眼的红。

  幺爸十分勤俭。卸任村支书后，幺爸便和幺妈到攀枝花与我堂妹一起生活。堂妹是很称职的英语老师，总是带毕业班，全身心都在工作上，带孩子做家务几乎都是幺爸幺妈的事。妹夫承包了学校的食堂，负责上千人的伙食，幺爸幺妈也是起早贪黑的在食堂忙，想着法子给学生增加菜品改善生活。后来妹夫因为其他事没承包食堂了，幺爸幺妈也不需要再起早贪黑操劳了，总该打打牌喝喝茶，安享晚年了吧。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学校旁边有家人让了一亩多地给他们，叫他们去种些蔬菜种些庄稼，说是锻炼身体。他们居然一本正经的乐此不疲，种庄稼上了瘾。一季玉米一季油菜，比人家正儿八经的农民还会侍弄土地，他们不仅丰收了粮食，更丰收幸福和喜悦。听堂妹说，那一年幺爸幺妈用他们收的玉米悄悄给我养了十几只鸡，准备过年给我送来。但过年前几天全被偷了，幺妈伤伤心心大哭了一场，幺爸也气得一天没吃饭。我当时还在想，鸡没吃成没关系，莫把他们气出个三场两短我就罪过了。后来因为幺妈种地回家时不慎摔了一跤，把手杆和肩胛骨摔折了，终于不再去地里折腾了，可落下了隐疾。据妹夫说，去年春节时，幺爸就一直咳嗽，感觉胸闷气短，一直在镇卫生院诊治，始终不见好转，叫他去攀枝花或绵阳大医院治疗，他一怕麻烦二怕花钱。幺妈打电话告诉我，我一急之下几乎是命令式叫他们赶快把他送出来，或成都或绵阳都可以。我又立即给绵阳医院的外甥打电话，叫他马上联系医院和医生。后来，妹夫把他送到了绵阳404医院，一检查，结果已是肺癌晚期......

  幺爸走的那天中午，我正好在出差回成都的途中，大姐和嫂子她们去看他，说是他精神特别好，大姐说幺爸要给我说话，电话里幺爸叫了我两声，我应了他两声，问他感觉如何，可再也没听到他的回答。

  幺爸就这样走了，走得很安详！我在电话里听到了他最后叫了两声我的名字，便成了我们叔侄间的永别。遵照幺爸的遗嘱，他走的那天下午，堂妹和妹夫他们就把他送去火化了，只抱回来了一具入殓着幺爸骨灰的半米长的木棺。

  幺爸下葬的那天早上，夏日的天空布满一层薄薄的黑云，层层叠叠的花圈堆满了整面山坡，树荫掩映下的送葬人脸上挂着擦不净的泪痕。葬礼的执事一声吟唱，幺爸的木棺落入金坑（盐亭一带把葬人的土坑叫“金坑”），送行的唢呐便悠悠响起，湮没了送葬人的悲泣，缭绕过沟壑缭绕过田间，在遥远的山间久久的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