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1987年出生,甘肃天水人,现居兰州。先后出版《南城根》《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青山隐》《彩虹预报员》等作品,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
荷马的忧伤
王选
腊月,城市除了凛冽之气,竟片雪未落。学生们裹紧棉衣,瑟缩着,在校门口出进,像一群鱼,在冰层下游来游去。我去学校办事。
我一直在酒店打工,当服务生,且还是客房那种,每天跟着一群五十岁满脸褶子的大妈换床单、扫卫生、擦桌椅、消毒等,这让我极度郁闷。我想,这都是娘们干的活,我一个爷们,最不济也得当个保安啥的。况且,我还是中文系本科生,干这破活,让人着实憋屈。可又能如何,就业困难,一毕业又毫无工作经验,只能在酒店谋一口饭吃。当铺床单的服务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还得考个工作。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在酒店我已快干了一年。铺床单、打扫卫生这类活,我已干到得心应手,但每次客人退房后,屋子里凌乱不堪也就罢了,但那种暧昧气息让人反胃。汗味、橡胶味、药水味、腥味、脚臭味,混合在一起,甚至还残留着压抑的呻吟,在打开门的一刻,扑面而来,让我晕头转向。我曾向经理提出换岗,但被拒绝。我带着愤懑之情,在打扫完房间后,怀着报复心态,躺在床上,把自己摊开,舒舒服服睡一刻钟。甚至想象,如果有个女朋友该多好,我们就可以在这柔软而洁白的床上挥汗如雨、死去活来。然后留下那种暧昧气息,让别人打扫。我唯一感到满足的是,我把这家国际酒店的床,利用两月时间,都睡了一遍。近百张床啊,试问有几人能做到,哈哈。把这些时间累计起来,相当于二十四小时。那等于这六百元的客房,被我白白睡了一整天。带着这种满足感,我继续在酒店干着娘们干的活。
当然,这期间,我参加了一次事业单位招考,因为没复习,加之报考人数众多,岗位需求又少,我只能充当个炮灰。即便如此,我依然有一颗被招安的心,想着考个事业单位,虽不是铁饭碗,但也是塑料的,端在手里,心里踏实。再也不用干这劳什子活,被一帮毕业后作鸟兽散的同学在微信群里笑话。不过就在报考时,我档案有个地方不合适,应该是学校填写时疏忽大意,搞错了。为此,我又得去学校开证明。证明我就是我,我在档案上不是我是因为学校搞错了,特此证明我是我没有问题。
学校还是老样子,贴着老旧瓷砖的校门,刷了灰漆的教学楼,永远昏昏欲睡的看门老头,落了叶子反倒筋骨健壮的梧桐。还有学生,每年都有新入学的,每年都有毕业的,一波接着一波,潮水一般,可大家都是同等面貌、同等穿着,我甚至怀疑那些毕业的又来入学了,年复一年,是同一拨人,循环往复着。就在开完证明,我满怀羞愧(一个在酒店当客房服务员的毕业生,没有给学校争光,甚至在拉低下线,人家回校是荣归故里,我则如丧家之犬,我甚至感觉到学生们犀利的眼睛在戳着我的脊梁骨,说:你看这人,铺床单的。)离开时,对面一个面貌和穿着稍异的人,与我擦肩而过,我把头缩进衣领,仅是眼角一瞟,没有在意。走了没几步,我肩膀被拍了一下。转身,把脑袋稍微伸出几寸,我还在疑惑中。
王社长,你不认识我了?那人从灰棉衣中抽出手,伸过来就握。我带着几分疑虑,做了配合。
我何马啊,还没看出来?你再看看,他顺手抹掉头上的暗红色棉线帽,一头弯曲扭拧、油光明亮的黑发,瞬间膨胀开来。是何马,没错。
我又一次握了握他的手,带着几分关怀之情,拍了拍他肩膀,说,认识认识,诗人荷马啊。
他把额前的头发拨拉到一边,脸上明显开阔了,且带着几分欣喜,问我来学校干嘛。我说了开证明准备参加考试的事。他嗷嗷点头,说你们都毕业两年了,时间真快。又问我干什么工作。我曾作为文学社一社之长,此刻在诗人荷马前,羞于开口说自己铺床单,犹豫片刻后,说,我在某国际酒店当大堂经理。他又频频点头,愈加欣喜了,说真好真好,都是大经理了,有出息啊。我们闲聊了一会,风把他细瘦的身躯吹得哗啦作响,再吹,他就要飘起来了。我说我该回去了,酒店还有事。他一把拉住我,忙说,那怎么行呢,你来了,我该请吃饭,走走走,你上宿舍等我,我去打饭。他硬拉着我走,我只好跟着。
宿舍没人,床铺凌乱,和我在校时,几无区别。只是有种错觉,让人恍惚间,似乎回到了上学时某个冬日午后。我坐在何马的床沿上,他的被子堆在一边,床单卷皱,隐约有汗渍和污垢拓下的轮廓。床头枕边,散乱丢着几本书,除课本外,还夹着一本诗歌年选,年选是三年前的。我拿来顺手一翻,里面落下一张卫生纸,用蓝色笔迹写着一首诗。我刚要看,何马推门进来了,牙齿打战,说,迟了,没饭菜了。我夹上纸,放下书。他从宽大的衣兜里掏出四个馒头,左右手各两个。喏,你吃这两个,太简单了,不好意思啊。我接过馒头,馒头上粘着他衣兜里的碎纸屑、渣滓、灰尘等。接过馒头时,我看他十指没有指甲,光秃秃的,像梧桐树枝。我心里一阵难过,心坎上就像放了块寒冰一样。
你这指甲?
吃药,掉光了。他拍打着馒头,坐下,又从裤兜里翻东西,上衣挡着,只得站起来,把馒头放在枕头上,撩起衣襟,掏出一包咸菜来。又到柜子里取出饭盒盖和筷子,撕开咸菜,挤到盖子上,把包装袋上的几滴辣椒油抹在了馒头上,又给我用他的杯子倒了开水。我们坐在床两边,他随手取来那本诗歌年选,垫在下面,放好咸菜和开水。他似乎带着歉意,用两个馒头招待我,实在寒酸。不过又安慰我说,你尝这馒头,是不是和以前味道一样?我点头嗯着。他说,都是青春的味道啊。我一笑,心里的酸涩又浮了一层沫子。他用下巴指指床,说,这不是我的,我没宿舍,学校没安排,我外面租房,这是另一个同学的,人家有钱,谈了女朋友,宿舍不方便,去外面包了一间宾馆的客房去住了。馍馍噎着了他,他咳嗽了一会儿,脸憋得通红。我说,我给你倒杯水。他一手拿馒头捶着胸口,一手举着筷子摇着,表示不要。过了一会儿,气顺了,又说,冬天出租屋冷,我这同学心眼好,床铺留出来让我过冬。
说毕,停了片刻,他示意我吃咸菜。我用筷子尖指指那本年选,问,还写诗吗?他低下头,嘴角咧出一团笑,跟叹息一般。
我跟何马是同级同班,中文专业。刚入学那会儿,何马留着一头长发,瘦高个,披一件旧风衣,穿梭于校园,像半截旗杆挂一面旗,风吹着猎猎有声。到教室上课,坐最后一排,总是半歪着脑袋,沉默不语。有时找他说话,他从长发缝隙里送出一个白眼,鼻子里哼一声,脑袋点着,鄙视一切的样子。于是,我们便少与他往来,而他,也懒得搭理我们,独自承受着那份孤单。
后来,听人说何马写诗,是诗人。我先是一惊,接着便坦然了。以他的相貌和行为,说他是诗人,倒是颇为吻合。不过如今在学校,诗人群体早已没落,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诗人风光无限,堪比现在一线明星。谁要是写诗,且在刊物发表诗歌,那真是星光熠熠,数不尽的女粉丝暗送秋波,甚至直接投怀送抱。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赶上那个好时代,不但没赶上,反而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对立面。如今,说谁是诗人,也就基本等同于说他是神经病。女同学一听诗人二字,都退避三舍。她们追求的对象是富二代、拆二代,白天有人送外卖,晚上一起去蹦迪、住酒店。
在学校,我也写东西,不过是小说。同学们知道后,略有佩服,毕竟写小说字数多,费时间,还要耐着性子,且要会讲故事,偶尔有个稿费,数量也比较可观,足以吹着牛请大家搓一顿大盘鸡。大家倒是对我颇有好感,也有女同学私下递来情书,表达爱慕之意。不像对待何马那般,满是嘲笑。但毕竟小说诗歌都是文学,也属自家兄弟,我倒是对何马有些天然的亲切。但这种亲切,也仅是表面,互相偶尔闲聊几句,扯扯当下顶流作家,猜猜下届诺奖得主。但我明显感觉,他以一个诗人身份对我这个小说写作者又有些许漠然。他那种优越感和高傲感,或许是诗人的基本属性吧。
日子就这么过着,我们上课、吃饭、睡觉、谈恋爱、聊八卦、闲游逛,把后青春的尾巴高高翘起,招摇在时间的风尘里。
有一天,应是早自习,我们在教室,或看书,或玩手机,大家都很安静,蒙头各干其事。突然有人拍打着黑板,大叫道,大家都抬头!我们一惊,应声望去,何马站在讲台上,一手握拳,一手提着风衣衣襟,居高临下,怒视着我们,甚至因愤怒而嘴角有些抽动。我们齐刷刷看着他,有些蒙圈,这个大多时候被我们遗忘的人,第一次如此明目张胆站在众人面前,倒是稀有。他又敲了一下黑板,扫了一圈教室,拍拍胸口,说,下面,我郑重宣布,我是诗人荷马,荷是荷花的荷,马是荷马的马,以后大家要叫我荷马,而不是何马。我们是中文专业,自然知道荷马。外国文学讲荷马一章时,老师正好去流产,让我们自学了。我们自学到荷马时,很自然联想到教室最后一排的何马,也打趣过他,但没有太多在意。经他这么郑重一宣布,我们倒是被惊醒了,他应该是诗人荷马,而不是何马。
诗人荷马大手一挥,又说道,你们这群不读诗、不写诗的白痴,打着中文专业的旗号,不学无术,虚度光阴,你们应该为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感到痛苦。他义愤填膺地批评着我们,又带着几分怒其不争的慈悲感。而这时,有女同学没憋住,发出了咕咕的笑声,也有人小声嚷了句有病。诗人荷马明显听到了,他脸色血红,牙关一咬,顺手在讲桌上一拳。伴随着我们的惊叫,咔嚓一声,讲桌两条腿瞬间断裂,“膝盖”一软,跪倒在诗人荷马眼前。诗人荷马毫不在意,厉声道,在这个诗歌式微、道德沦丧、价值坍塌的时代,我要带领你们这群中文专业的离经叛道者,重整诗歌辉煌,重续诗歌传统,重写伟大诗篇,让诗歌的光芒再次照耀大地,重新点亮人们内心的灯盏,让诗意的火焰再一次为青春命名、再一次把叛逃者焚烧,给坚守者力量……他因过于激动,下巴开始不住颤抖,两腿也把裤管摔得哗啦啦。
他在讲台上平复了约一分钟,接着说,下面,我朗诵一首自己的诗歌,大家先鼓掌。我们明显被诗人荷马震慑住了,他的威力、暴躁、气场,让那发笑和低语的女同学有些瑟瑟发抖。我们身不由己,鼓起了掌。
河流修改河岸
白云修改青天
就如同
我修改你
蜜蜂修改春天
雨水修改咳嗽
秋天了
果实挂满窗口
蚍蜉守着灶台
一个人用刀
修改被绝症扼住喉咙的命
读完后,诗人荷马摆摆双手,示意我们不要鼓掌。他又扫视了一圈我们,然后把歪歪扭扭的讲桌扶了扶,抱拳道,各位诗友承让、承让。说完,径直走出教室,决然而去。
自此,我们就直呼他诗人荷马了。很多时候,他都是特立独行,偶尔也有一两个志同道合的诗人去找他,他们坐在宿舍,大声谈论诗歌,声嘶力竭争吵,随后以朗诵收场。他也邀请我前去参与他们的诗歌活动。因为他知道我写小说,偶尔发表,且文学社社长有意将下一届社长委任于我,这让他高看我三分。每一次,他都让我发表意见,甚至朗诵。我对诗歌一知半解,加入不了他们的话题,而小说又不利于朗诵,我只好讲一两个荤段子,博得他们一笑。
后来,我顺利接过文学社社长一职。文学社有会员三五十人,是学校人数最少的学生社团。我也曾试图壮大队伍,有慕名而来者,参加了两次文学活动,便觉单调乏味,不如其他社团还能聚餐K歌,最不济还有长相出色的师妹可以撩撩,自然就不再来了。于是,这三五十个社员,在我极力忽悠下,还是如杨令公舍子——越来越少,这让我极为郁闷,直呼文学早已日落西山。同时,文学社还办有一本刊物——《奔腾》,据前任社长说,《奔腾》也有辉煌之日,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手一册,读《奔腾》,上《奔腾》,成为校园莫大的荣誉,甚至有人为能在《奔腾》露一下面、发一句诗,请社长连吃一周牛肉面,加蛋加肉。如此吃法,在当时,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如今,《奔腾》已从昔日滚滚翻涌的黄河,干涸成为裤腰带粗细的溪水,用副社长的话说,不如一个小伙子的一串尿了。
我们感慨着,对往事反复咀嚼回味,对眼下满是无奈酸楚。
这时候,据说诗人荷马在创作一部新时期的伟大史诗,已经三千余行。他开始不上课,窝在宿舍潜心抒写。甚至不洗头,不洗衣服,完全沉浸其中,难以自拔。除去一日三餐,他几乎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多同学已经一学期没有见过他了。
有天晚上,我因失恋待在宿舍没去上自习,痛不欲生,大有被那女生抛弃后自我了断的决心,但一想我好歹是一社之长,何必如此?况且天涯何处无芳草?离了狗粪难道不种荞?这么自我安慰一番,也算疗伤,心中略有平复,靠在床沿边唉声叹气。这时,宿舍门吱一声被掀开,诗人荷马大步走了进来,身上没有穿他四季不换的风衣,而是披着一张蓝白相间的格子床单。一进门,径直到我跟前,扑通一声,单膝跪地,双手捧起我的脚,疯狂亲吻起来。因为近期遭遇爱情困境,其他事都无暇顾及,我的脚已半月滴水未沾,黏糊酸腐,臭不可闻,我看到都十分反胃。而诗人荷马竟然狂吻起来,这让我又惊又怕。极力想把脚抽出来,逃之夭夭。但他抱得紧,力道大,我难以挣脱。他一边吻着,一边呓语:“我伟大的缪斯,我无上的缪斯,是你给我了通天才华和无尽智慧,是你用海水和火焰为我的灵魂注入不竭的动力,让我完成了惊世的诗篇。如果彼岸花盛开,如果通天塔修成,我将拜服于您的脚下,永世为奴,我愿用生命做你诗歌的修辞,死而无憾。伟大的缪斯之神,让你的诗意毁灭我吧,让你的言辞掩埋我吧。让我此刻死去,让我的诗篇不朽。伟大而光荣的神!”
在他的呓语中,我隐约猜想到他的伟大史诗完成了!他已不再是何马,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荷马了!我几经挣扎,终于抽出脚,顾不上穿拖鞋,跑到宿舍门口,因受到惊吓而浑身起满的鸡皮疙瘩扑簌簌落满一地,继而又是冷汗在额头、后背、胯下等纷纷渗出。
诗人荷马几步走到我跟前,我躲不及,他一把揪住我衣领,怒目圆睁,双眼血红,浑身颤抖,一词一顿,叫喊道,请你,王社长,务必,立马,现在,把我的三千行长诗,在《奔腾》,全文刊发,这注定,是一首震古烁今、流传千古的、旷世的、牛逼的史诗,我要为世界诗坛,投下,原子弹,我要毁灭,你们人类所有的诗句,唯独,让我的,长存于世。他又使劲摇了摇我,摇得我有些头昏脑涨。他接着说,“如果不发,那就是你,独裁,霸道,专断,我要代表缪斯,消灭你!”刚一说完,甩手把我扔到墙角,地上有拖把水,我脚下一滑,踉跄倒地,躺在污水中。诗人荷马仰天长啸,扯起床单一角,扬长而去。
后来,便是暑假,我们都各自回家了。带着失恋给我造成的沉重打击,我像残废一般,回到了家。整个假期,那些未完待续的小说一字未动,我想永远也不会动了。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和五十岁了还单身着的母亲叫板,对着干,然后反复阅读格非的小说《褐色鸟群》,作为中国当代最费解的一篇小说,到处闪耀着博尔赫斯式的诡谲光芒与自我指涉的绝妙色彩,那真是一个牛逼闪闪的小说。
自然,诗人荷马也回家了。
很快,又到了九月,开学了。我们陆续到校,上课,吃饭,睡觉,谈恋爱,聊八卦,闲游逛,把后青春的屁股高高翘起,被俗世的冷风反复啪啪抽打。日子就是这般,陈旧,重叠,甚至乏味、干裂。而诗人荷马再没有到校,他的座位一直空着,时间一久,大家几乎将他忘记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大家昏昏欲睡,老师也讲得有气无力。门口两个黑影,一闪,又一闪。是诗人荷马。他背后一个瘦弱的老人,一身黑衣,黑脸,像一颗煤,将他推了一把,说,进去吧。诗人荷马带着几分羞怯,进了教室,老人看了他几秒,转身离去了。诗人荷马剪了短发,穿一件藏蓝西装,人倒清爽了许多,但面色苍白,甚至有些虚弱。老师示意他去坐,他两手抓着西装衣襟,回到了自己座位。
往后的日子,诗人荷马依然寡言,时间一久,我们还是几乎要将他忘记了。
只是听说,暑假期间,诗人荷马住了精神病院。他带着三千行长诗回到家乡小镇。父亲已听说其在学校写诗,有些疯疯癫癫,本欲带他去找乡间医生看看,抓几服药,趁着假期,疗养一番。可不曾想,诗人荷马提出,要拿出家里的三万元,印刷自己的诗集。父亲自然是不会同意,那笔钱,是有一年母亲挖了一个夏天药材,拿到街上去卖,结果被三轮车碰撞身亡,人家赔的钱。本欲多让赔些,毕竟人命价,三万元是不可能的。可那三轮车司机是破落户,除了两间土坯房、一辆旧三轮,就仅剩一条命了。最后实在没辙,收了这笔钱,就算了事。钱到后,一直存在银行,分文未动。好多年了,就像银行存着一条活命,想起来,就难过,就想跑到银行看看。
诗人荷马要动用这笔钱,这如同给父亲心上扎刀子,自然是不会同意的。于是诗人荷马和父亲大吵大闹,不得消停,说是什么旷世奇作、什么名留千古、什么诗坛、什么原子弹等等。父亲一介农民,自然不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诗人荷马不依,爬上房顶,开始掀瓦溜椽,父亲搭着梯子,把儿子赶了下来。儿子从屋顶下来,满屋翻找银行存折,父亲一怒之下,趁儿子不备,翻出那写在稿子上的厚厚一沓伟大史诗,塞进灶口,付之一炬了。
史诗被焚,诗人荷马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三天,大声哭吼三天,第七天一早,猛然从炕头爬起,裸着身子,像一只猫一样,弓着腰从屋里弹出去,消失在了镇子对面的森林中。两天后,父亲带着人,在森林中发现他的踪迹。众人商议后,挖了坑,铺了杂草,搞成一个陷阱,像赶一头野猪一般,将儿子赶入陷阱,成功“捕获”。最后,又在众人建议下,送到了精神病院。
我们想着诗人荷马被治愈了,也不再写诗了。他偶尔会来找我们,试图融入圈子,虽然不善言辞,但总是默默听着。大多时候,我们这群被荷尔蒙撩拨得瘙痒难忍的青年,围抵在一起,话题离不开女人,从新来的女老师,到隔壁班女同学,再到小师妹,如过筛子一般,齐齐经受我们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则是谁的屁股翘,谁的腿长,谁的腰细,谁的胸大,谁的脸白等。并经过反复讨论后一致认为:屁股翘性感,腿长耐看,腰细好搂,胸大巴适。说着说着,绘声绘色起来,就往下三路蔓延开去,满脸邪淫,垂涎欲滴,发出了腥膻而荤黄的笑声。这时,有人回头问,荷马,你作为大诗人,有女朋友没?没的话,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开房的钱,哥们几个给你凑。诗人荷马脸一红,带着羞涩,埋下头,嘿嘿笑着,没有言语。
后来,班上男同学果真给诗人荷马介绍了女朋友,是小师妹。因入学不久,自是不知诗人荷马过往之事。小师妹其貌不扬,长着几粒小雀斑,但人甚是单纯,且有几分可爱。诗人荷马也不像我们满脑袋情色之事,在恋爱中很拘谨。谈了数月,连手也没有拉过,嘴也没有亲过,更别说去开房了。我们笑着打趣他,是不是功能不行?他摸着头发茬,说,要珍惜,好东西要捧在手心,不能轻易使用。刚说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骂他是呆子。他倒一本正经,反衬得我们十分猥琐。
诗人荷马和小师妹的恋爱就那样风轻云淡地进行着,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逛街,一起看电影,一起谈文学,成双成对,又保持距离。这段时间,诗人荷马开始给小师妹写诗了。他重新回到诗人的身份,每天送一首诗给她。我们又带着几分嘲笑,但又担心他再进精神病院,劝他好好恋爱,切莫写诗。他倒是固执,嘴角一挑,说,唯有诗歌才能表达我对她的爱慕。说着,挤进人堆,满面春风,看着我们说,我读一首给你们听听——
天空真嫩
掐一把 满手沾染上蓝
一朵云 赶着拥抱另一朵云
多么肥而白的爱意
葡萄在六月怀孕
苦瓜在秋天出嫁
写信的人 连同自己打折 装进信封
寄给了黄昏
我本以为诗人荷马和小师妹的恋爱会一直坚持下去,他们风轻云淡,清汤寡面,可能是校园里最纯洁的一对恋人。但某一天,诗人荷马尚未灿烂的爱情结了苦果,且随后,便于这爱情中凋残了。
某一天,他带着小师妹逛完步行街,给她买了毛绒玩具,晚餐火锅后,又去了影院,一场美国动作片,外带各种挑逗、暗示和怂恿。在震撼人心的音效声中,他们十指紧扣,内心潮湿。观影结束,已是十一点,校门早就上锁。两人在街头徘徊一阵后,小师妹提出去住宾馆。诗人荷马犹豫了片刻,倒不是怕花钱。最后他鼓足勇气,拿着身份证先进去开好房子,然后打电话告知房号,小师妹随后进来。在房间,两人讨论了一阵电影情节,小师妹说瞌睡了。诗人荷马坐在床沿,说我看一阵电视,你先睡。其实他也略感疲乏,只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让他紧张,只能通过看电视来掩饰。小师妹脱了外套,脱了裙子。脱衣声窸窸窣窣,在诗人荷马耳边撩拨,他又以大口出气来减轻紧张,还有窘迫和燥热。小师妹像一条白鲶鱼,滑入被洞。过了片刻,用脚尖蹭了蹭诗人荷马,说,你帮我解一下胸罩。说着,翻身趴在床上,把后背裸露于外。诗人荷马转头,看到了另一种有别于白床单的白,在眼前如水波晃荡,而他内心的潮水开始拍打心坎,浪花四溅。他愣在床边。小师妹明显有些愠怒,来帮着解开啊。诗人荷马上床,伸出手,在胸罩排扣上解了半天,手哆嗦着,额头沁出汗珠。他终究没有解开,那排铁扣如同牙齿,咬合在一起,同时还咬着他心。其实,他用双手,或者使点力,排扣便会应声而开。但那一刻,他想到了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他收回手,呆呆看着那嫩森森的后背,如同一片未曾被开垦过的草地,完整、新鲜,甚至蜂蝶翕动翅膀的响声,泥土濡湿的欲望,都让他寸步难移。小师妹翻身而起,眼含泪花,紧咬嘴唇,看了他足有一分钟,说了句,你不是个男人。顺手扯过衣服,潦草一穿,提着包,夺门而去。
那天晚上,诗人荷马如一截枯木,在床上立了整夜。电视一直没有关,嘈杂聒噪之声不绝于耳,但他已听不清了。那只玩具熊,坐在沙发上,歪着脑袋,如同被遗弃的婴儿,竟有细细的哭声。他知道,他们的爱情就此结束了。他也知道,喜欢的东西皆要珍惜,所有的破坏都将裂痕难缝,即便他也焦渴难忍,但绝不能在那片圣洁之地留下脚印。他想,那就此别过吧。他拉开宾馆的门,外面正下着初雪,白茫茫一片,世界模糊。
自此,诗人荷马就鲜与我们来往了,大多时候,都是孤身一人。某一天起,他又变得怪异起来。诸如:在楼道内大声朗诵《荷马史诗》,抱着那只熊在操场反复奔跑,把写有诗歌的纸张贴满校园每一棵树。甚至开始彻夜不睡,到水房把羽绒服洗了,挂在窗外,不到一小时,羽绒服冻得硬邦邦的,从窗外扒拉进来,生生套在身上,像穿一副铠甲。穿上后,在宿舍不停走动,吓得舍友整夜提心吊胆,生怕他有过激行为。
我们决定把诗人荷马的异常举动第二天报告给学校时,当天晚上,诗人荷马倒是分外正常。他扒掉铠甲,躺在床上,安静睡去了。我们隐约听见他微弱而均匀的喘息,像一朵云,浮漂于他的头上。我们想他应该正常了,于是各自睡去,且长吁一口气。
正当我们在梦中逍遥自在时,一声长啸,石破天惊般在楼道炸开。我们几乎被惊得屁滚尿流,从被窝里弹出,跑到宿舍门口,远远看见诗人荷马站在楼道顶端的窗口,从窗户里飞了出去。我们跑到楼下,叫醒舍管大妈,打开门,到楼下一看,空无一物,甚至连那排冬青也毫发未损,这真是奇怪。我们商议,得尽快把他找来,万一出事。于是分头行动,在苦寒的街头,裹紧衣裳,吸溜着鼻涕,借着疲惫而昏暗的路灯,仔细搜寻着。
应该是凌晨四点,我们找了三个钟头,终于在步行街找到了诗人荷马。他骑着一辆不知从何来的自行车在转圈。一圈,接着一圈,像一只陀螺,毫不停歇,他竟然不晕乎。我们赶过去,吆喝着他的名字,他无动于衷,还是不停转圈。我们冲过去,从自行车上把他扯下来。他倒在地上,竟然闭着眼睛,在睡觉,甚至打起了咕噜。我们摇了半天,他都没醒来,只好又背又抬,花了两个小时,搞到了宿舍。
当天下午,他那瘦弱焦黑的父亲,带着人,开着三轮车,把他接走了。临走时,他朝我们笑着,说,告诉小师妹,我把所有给她的诗篇,都已经焚烧了,那些诗,将如蝴蝶,永远飞舞在我们的爱情中。我们两眼酸涩,不知该作何回答,只是招了招手。
后来,我们就毕业了,像一树猢狲,四散而去。直到毕业,诗人荷马都没有再来上学,听说他又去精神病院了。
从学校回来后,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着诗人荷马的面貌。清瘦,惨淡,甚至带着枯焦。我没有问他中途停学后这三年怎么过的,包括去精神病院的事,怕惹他伤感。他只说出院后,在家休养了半年,又到学校,多方哀求,才重新在大三入学,但学校以床位紧张为由,住宿让自行解决。
到新年后,气温极端寒冷,街上已鲜有人往来,一场大雪正在更北的北方拍马赶来。我们酒店生意也颇为惨淡,加之新冠疫情影响,每天入不敷出,大老板吊着哭丧脸在大厅坐着,员工们稍有不慎就惹怒于他,然后劈头盖脸一顿。有次我从楼下搬洗衣公司送来的床单被套,装在平板车上,拉过大厅时,被大老板叫住,狠狠收拾了一顿,我不知所以,很是委屈。大老板指指平板车后面,我才发现是一条床单角掉在地上,我赶紧重新码放了一下。大老板骂了句,没脸色,我看你连个铺床单的活都胜任不了。我窝着一肚子火,上了客房,坐在草铺间。心想,我他妈好歹一个本科生,要不是生活所迫,谁干这窝囊活,看你那鬼脸色。再想,他可能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主动辞职,正所谓隔山打牛。如果他们辞退我,没有理由,怕我闹事,所以让我主动,他们正好顺势而为。那就走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第二天,我打了辞职报告,很快批了下去。下午,结清工资,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了。带行李时,我收到诗人荷马的信息,说学校已放寒假,他不准备回家,已在一家房屋中介公司找了工作,挣点钱,现在有空,想找我来玩。
我约他到一家烤肉店见面。
烤肉店就我们两人,店主烤完半把肉、半把筋、半把毛肚、一把面筋、一把韭菜,送来一箱啤酒后,缩在火炉前,心不在焉,玩着手机。我和诗人荷马对面而坐,吃着肉菜,喝着啤酒,闲聊着。大多是谈及一些校园往事、同学旧事,也说一些毕业后的酸涩不易。但我们都没有提及那段他写诗、我写小说的经历。那段时光就像一只满是裂缝的陶器,摆于我们中间,得小心翼翼避让着,稍有不慎,便会碰碎,满地残渣,满地伤心。很快,肉菜一扫而空,只有铁签,散乱撒在桌上。我们一杯接着一杯,大口喝酒。泡沫破碎的声响,在寒冷之夜,尖锐而惊心。一瓶空了,又是一瓶,我们醉意朦胧。烤肉用的炉火已灭,老板袖着手,像一只鹅,把头塞进翅下,沉沉睡去。诗人荷马起身,摇晃着出门去路边撒野尿。进来后,浑身抖动着,双眼眨巴,满脸泛红,说,下大雪了啊。我转头,隔着玻璃,隐约可见大片雪花,棉絮一般,乱纷纷落着。
诗人荷马醉了,耷拉着脑袋,不时端起酒杯抿半口,嘴里发出古怪的嘿嘿声,不时来一句他妈的。我也有些晕乎,眼里全是飘荡的影子,站起来,两腿发软。这种名叫乌苏的啤酒,酒劲很大,一般酒量每人三瓶就已到位,四瓶已是顶点,我们两人差不多喝了十瓶,属于极致发挥。在晕晕乎乎中,诗人荷马摇晃着站起来,举起满满一杯酒,酒洒下来,流过指缝,落满桌子。
他说,王社长,我敬你一杯。我端杯,起身。
敬你,还记得我,也敬过去。他伸来酒杯,和我一碰,举头一饮而尽。低下头的一刻,我看见了他眼角的泪水。坐下时,他手一松,酒杯掉到了地上。哐当之后,破碎声四溅开来。老板从翅下拔出脑袋,睡眼惺忪瞅着我们。屋外的大雪也乱了方寸。
我突然想起北岛的散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杯子碎裂的一刻,我猛然间发现:关于青春,此刻,我们真的一无所有了。
从烤肉店出来,我们走在大街上。茫茫大雪,纷纷扬扬,是这个城市这么多年最大的雪。映着昏黄的灯光,大雪如幕,铺天盖地倾泻下来,似乎要把万物淹没了。我们踩着没脚的雪,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不知去向。学校已放假,而诗人荷马的出租屋又很远。我也辞掉了那份鸡肋工作。最后,我决定,去那酒店开一间房住。他妈的,老子铺了这么久的床,还没完整地睡过一夜。我他妈这次去,是客人,是上帝,不再是寄人篱下的打工仔。要是大老板在,我一定会揍他一顿。
到酒店,我理直气壮,吧台服务员小雨认识我,叫着王哥,看我又回来,很是惊奇,又见我醉醺醺。我说开一间房,她犹豫着,我说我掏钱,难道你们拒绝客人入住。小雨哦哦着开了房。我和诗人荷马上楼,进了房间。他问,王社长,你是经理还要掏钱。我苦笑道,骗你的,我算个锤子经理,不过是个客房服务生。他哦哦着,问,这房很贵吧。我说一晚上六百。他啊啊叫着,嫌弃太贵,不如去小旅店,实在不行在银行自助服务厅睡一晚也行。我骂道,他妈的,我们享受一晚上不行吗,我还从没这么睡过一次,贵就贵,没钱明天再挣。我把自己摔到床上,床弹性太好,把我弹起好几次,弄得我差点吐了。我四肢叉开,平展展躺着。真舒服,真自由,真他妈好。
睡到半夜,酒劲减退,我猛然醒来,一侧身,看见诗人荷马还坐着。我问怎么不睡。他说睡不着。我又问,再写过诗吗?他把头靠在床背上,说,写过,从今天开始,再不写了,以后就叫我何马吧。又说,你听,雪落下的声音。
如今,我已是县农业局的一名事业单位干部,每天扎进领导讲话中,与强调、指出、要求、切实、全面、充分、县域经济、农业产业、良种繁育等等这些乏味枯燥的词语打交道,整个人在单位变得谨慎、懦弱,甚至猥琐,至于那些文学、那些小说、那些校园往事,都如废纸,装进碎纸机,被打成粉末,倒掉了。在单位,大家忙着巴结领导、忙着应付检查、忙着扩大社交圈、忙着喝酒玩乐,没有人怀揣任何一丝文艺情怀,起初,我试图找个人聊聊文学、小说,或者青春也行,竟遭到嘲笑。于是,我开始像那些油腻同事看齐,学着阿谀奉承,学着两面三刀,学着皮笑肉不笑。现在的我,一方面想捞个副科干干,虽不能光耀门楣,但至少在小县城,也如猪油一般,漂在了人上面。一方面和同事、朋友出入于饭店、KTV,成天吃喝玩乐,给自己物色女朋友。
后来,大学同班同学聚会,第一次,我因事未能参加,具体何事,想不起了。第二次去了,来的人不多,小一半。大家按官职大小和钱的多少分主次坐定。我自然坐门口,一来仅是普通科员,二来每月三千元工资仅够糊口。在学校时,我好歹是个文学社社长,一起聚餐,虽不是主席,但也被尊抬到上席,我也颇为得意。现在缩首角落,大有被忽略之感。聚会间,大家举杯,起初多说一些冠冕堂皇之词,接着便是官场之事和生财之道。干到副处和身家千万的两位同学春风得意,大家频频去敬酒,说一些奉承之词。我也去敬了酒,两人带着优越感,拍着我的肩,说,大才子,王社长,以后有啥困难直接说。我在他们不断地拍打下,只能连道好的好的。
酒过七旬,看似气氛融洽、情谊浓浓。有人笑问我,王社长,有没啥新作,赐我们拜读一下。我忙说不写了。那位家身千万的同学说,以后要出书,给我吱一声,我赞助你五万元,听说现在出书都要花钱,一般作家出不起这个钱。我忙起身,一边道谢,一边为其敬酒。席间,有人偶尔提及校园之事,也仅是三言两语,似乎青春不堪回首。我本想聊聊那时的趣事,因为至少在那段日子,我们是相对平等的,可没说两句,就被人把话题岔开了。于是只好跟着人家随声附和,嗯嗯啊啊了。中间,有人问了句,大家还记得何马不?众人哗笑道,就那写诗的头脑不正常的何马,记得记得。有人补充道,好像回他们县当老师了。我本想说何马后来又到学校接着上学了,我还见过。但看着大家酒后面红耳赤、醉意朦胧,带着对何马的嘲笑和蔑视,便闭了嘴。
我也好多年没联系过何马了。那次大雪之夜喝完酒、住完宾馆,我们就散了。我回到了县城,反复参加考试。他去打工了,春天开学继续念书。也不知他最后毕业了没。
有一天,在同学微信群,有人发了一条新闻,大意是某县一何姓教师殴打学生被开除。原因是何姓教师上完课将笔记本落在教室,课后被学生撕扯玩耍并丢进垃圾桶,该教师回教室寻找无果,又欲去垃圾桶中翻找,结果垃圾桶已被清运车送往垃圾填埋站。该教师找到那几名学生,进行了掌掴。其间被他人拍了视频,发于网络,形成舆情,学校及时处理,将该教师开除。该教师不服从学校决定,反复找校长理论都被回绝。校长说,一个破笔记本,不见了就不见了,我给你拉一车都行,至于打学生吗?该教师说,很重要,里面有我几年的心血。说完,大声哭号着,从六楼一跃而下。
放下手机,我隐约看见了猩红的血液,蔓延开来,四处流淌,如流水,如湖泊,最终如红色的大海,波浪起伏,上面漂浮着一个陈旧的人。
有人在群里问,这教师是不是咱们那姓何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