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母神崇拜与乡土叙事

生与死，苦难与苍老，生之历程与死之命运，从来都是文学绕不开的话题。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浓缩一百年来中国乡土世界的生老病死，道尽一个世纪中国百姓的苦难与辛酸。于历史而言，二十世纪是求解放、寻自由的世纪，而对于芸芸个体来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生活。《有生》用文学的千言万语来丰富这个“日复一日”，让百姓的生活在脱离宏大、复杂的历史语境后，变得清晰可触。

小说以祖奶为核心，用独特的伞状结构勾勒出一幅乡土世界的女性群像，建构起一个与男权话语迥异的、更为温和绵长的乡土世界。《有生》的世界是女性的世界，书中的女性形象有着更加多元丰富的性格内涵，她们美丽、勤劳、刚强、无畏，她们是抚育万物的大地母神。这些女性写得远比书中的男性更加坚韧，更加赤诚。书中的男性，如钱氏兄弟、杨八叉、羊倌父子之流，多作为女性的陪衬出现，正是他们的软弱、功利和无能，更加衬托出书中女性人物的血肉。阳刚与阴柔两种特质在《有生》中发生了性别转换，女性肩起了乡土文化中的大梁，展现出别样的乡土世界。

凸显女性人物形象并不意味着小说陷入了“善女恶男”一类的套路化怪圈。《有生》里的女性性格迥异，有善良的如花、宋慧、喜鹊等人，亦有麦香、李二妮、李桃等刻薄之辈。这些人物性格特质的差异，展现出作家对乡土文化的独特认知。正面形象的女性多为生理或心理上的“母亲”，拥有坚韧、包容、善良、吃苦耐劳等优良品质。如花虽未生子，但她像对待亲生子一样照料钱宝；宋慧没有生育能力，但在毛小根的身上，她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母爱；喜鹊一辈子要强，母亲入狱后，她成为了这个家的“母亲”，掌管着父亲和弟弟的一切……这些叙事安排背后隐藏着乡村母性观念的强大影响力，甚至暗含生殖崇拜的影子。祖奶形象的神化便是传统生育文化的产物。前半生，她是有名的接生婆乔大梅，后半生，她是受万人供奉的祖奶。在胡学文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中，祖奶是最核心、也最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一个，作者赋予她神性只是表象，内里流露出的是对原始母系文化的回归。

祖奶在一片蛙声中来到这个世上，“蛙”与“娲”“娃”谐音，在民间有多子多福之意，或许乔大梅日后迎接万千生命降临人世的命运在那片犹如鼓点的蛙声中早已写定。家道中落时，乔大梅辗转多地，差点成为宫廷锔匠，但她能够抓住机遇，师从黄师傅，成为接生婆，扎根宋庄。“命比天大”是乔大梅信奉的人生信条，母亲与接生婆的双重身份赋予了乔大梅在生理与社会两个维度自证其价值意义的手段——生育与接生。作为母亲，乔大梅一生与三个丈夫生育了九个孩子。但这三个父亲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不是早逝，就是逃离，乔大梅是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孩子的重任，由此，乔大梅作为母亲的核心地位得以凸显。小说中唯一存活的孙子乔石头，对抚养自己成人的祖奶敬佩有佳，但他从没有提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存在。乔大梅不停地生育，绵延的是自己的血脉，并非传统父权制度下的父系传承，这一设定颇有远古时期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意味。

母亲身份是乔大梅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接生婆职业则赋予了她超越个人的神性一面。乔大梅一生接生过一万多个婴儿，宋庄新生人口大多由她引来这个世上，她从无中迎接新生的到来，在死中抢夺回生的希望。她为挽救更多生命，不断向各方学习，精进自己的医术。为了随时可以出诊，乔大梅几乎夜不沾席，躺在床上便能听出产妇家人问诊的脚步声。若有产妇，不管天气如何，交通是否方便，孩子有没有人看管，她总是义无反顾地踏上接生之路。即使因为接生，孩子早夭，丈夫出走，她也未曾放弃。为了别人的家人，舍弃自己的家人，这种宗教式的自我牺牲为乔大梅日后母神般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传宗接代”在乡土文化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这是农村普通老百姓最朴实的愿望，也是千百年来文化得以延续的最初一环。乔大梅作为新生儿的迎接者，是生命的象征，连接着乡土新一代与旧一代的血脉与文化。她在万余生命艰难诞生的啼哭中，成长为宋庄的母神。

我们无从得知“乔大梅”何时成长为“祖奶”，但二者之间悖论式的张力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乔大梅活在过去，是年轻的、生机勃勃的，象征着乡村生生不息的希望。祖奶活在当下，是衰老的，无法动弹的，但她为乡民带来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安宁。当乔大梅成为祖奶之后，她不仅仅是医术高超的接生婆，更像是庇护一方的神明，从生命的象征延伸出更宽广的文化内涵。每逢村民遇到困难，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拜见祖奶，祈求得到祖奶的庇护。拜见祖奶并不是一件简单事，需要如同礼佛一般，净身、焚香、跪拜、祷告。乔石头意欲大兴土木，修建祖奶宫供万人朝圣，更确证了祖奶神明般的地位。作者也有意为祖奶披上神性的面纱，祖奶不吃不喝，靠“闻香”为生的设定，与神佛需要供奉香火相似。

对祖奶的神化，始于乡村人的生育崇拜，触及了中国人最内在的精神信仰。祖奶本不具备神力，是宋庄人的信仰让她成为了神。前来祈祷祖奶保佑自己杀人顺利的杨铁匠因跪立太久导致出门摔跤，他却将这视为祖奶反对他杀人的预兆。在丈夫钱玉所变的乌鸦被毛根射杀后，如花向祖奶哭诉，祈求祖奶能保佑自己的丈夫。凭借祖奶形象，胡学文借方老先生之口总结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撑——“心理或灵魂调节器”，“但民间，我指的不仅是现在，是几千年来的民间，就大众百姓而言，更多的是泛信仰，在儒释道之外，有临时的急救式的实用信仰。”祖奶，就是胡学文抽离出的乡土文化心理调节器的具象代表。她身上凝聚着农民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是底层农民面对苦难生活的精神支撑。对“祖奶”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性提炼，展现出胡学文对乡土文化深刻的理解，他抓住了乡土文化中更为内核的“神”，并非流露于外的“形”。

从祖奶形象的象征意义来看，《有生》就不单是一部“家族史”或“生命史”，更是一部“心灵史”，它记录了百年来普通农民如何在欲望与现实间纾解心灵的疲惫，如何用绵绵不绝的生命力抗拒时间长河的湮灭，如何积极地面对生活的苦难……胡学文捕捉到了乡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有生》里流淌的不仅是历史的痕迹，还有乡民心灵的变迁。长期以来，描绘宏大历史下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反思式叙事”与展现社会转型时期现代化摧残传统乡土文明的“唱衰式叙事”，一直是当代乡土叙事中两大支流，而《有生》则避开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视角，站在纯文学、纯乡土的立场讲述乡村的故事。宋庄宛若世外的文学桃源，是内部高度统一的有机生命体，始终与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除个别情节的需要，作家的笔墨极少延伸至营盘镇之外，也较少触碰历史的边缘。情节的走向“生于斯，长于斯”，是宋庄内部事件勾连、交织、发展的结果。祖奶核心地位的确证也是乡土自身发展的产物，在“润物细无声”的日常关怀中确立，并非来自外部的强势主宰者，更加贴合乡土文学的内在秩序。

显然，《有生》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一部现象级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鲜有对男权社会中不公与欺凌的无根想象，也没有社会学视野下现代性对乡土的侵袭与哀悼，亦没有宏大历史的波云诡谲与人世沉沦。胡学文运斤成风，辟出当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另一重境界，他用绵长的文字铺陈出一幅传统中国社会的乡土图景，用更为哲思的视角梳理着乡村的命脉，内里流淌着绵延在中国人骨血中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