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胜利完成，我国农村走向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这种历史性巨大演变，为我们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也给当下的文学创作提出了“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新任务与新目标。

“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这个话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谈论。我想主要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谈谈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写好山乡巨变中的人。可以说，这是一个小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

写好人物至关重要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以人为中心来构筑故事、表现主题、反映生活、描写环境，并着力于塑造好具有典型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重要的使命、主要的目标。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不仅不例外，而且更重要。

文学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形象包含了艺术形象和语言形象，艺术形象也即人物形象，因为是文学作品描写的中心，在创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生活中的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一定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因此，文学作品不是孤立地描写人物，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来描写和塑造人物的。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就交织成一幅鲜活生动的生活画卷。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借由人物的性情性格，来揭示社会生活和人民精神世界的深层异动。

周立波就明确告诉人们：“故事是人物的行动构成的，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山乡巨变》的写作中，着重以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与性格描写为主，以年轻能干的邓秀梅、大公无私的刘雨生、真挚可爱的“亭面糊”、思想固执的“菊咬筋”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的作为与心态，展现了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

在柳青看来，作品“以人物为转移”，“是人物发展的过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他在创作《创业史》时，着力塑造了一系列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如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梁生宝、消极抵制互助合作生产的郭振山、抱有传统的发家立业愿望因而总是犹豫不定的梁三老汉等。由这样一些性格迥异又取向不同的人物形象，作品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中国农业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写出了社会变迁在人们心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在精神世界引发的深层悸动。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到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巨变进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各自的自然反应和精神变异，既体现着旧时代农人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方面有许多品质较高、影响也很大的精品力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塑造好主要人物、描写好各色人物，通过笔下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时代变化、揭示重要主题。因为这些人物普遍具有形象典型化、性格个性化和情绪时代化的特征，都给人们留下了读后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如赵树理《三里湾》里的王金生、袁天成、范登高、马多寿；周立波《山乡巨变》里的邓秀梅、刘雨生、盛佑亭、王菊生；柳青《创业史》里的梁生宝、徐改霞、郭振山、郭世富、梁三老汉；浩然《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小辫等。值得注意的是，《三里湾》《山乡巨变》中的很多人物，作者都给取了风趣的“外号”，如“翻得高”（范登高）、“糊涂涂”（马多寿）、“铁算盘”（马有余）、“惹不起”（马有余老婆）、“能不够”（袁天成老婆）、“一阵风”（王满喜）和“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这些“外号”对人物性格塑造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注重人物的形象描画和性格塑造，并由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表现了生活演变与时代演进在人们心理世界激起的不同回响，这些作品就具有了记录时代情绪的特殊价值和精神现象学的特别意义，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那个时代在文学写作上的某些条条框框，作品成为了人们读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形态和人们精神状态的重要文本。可以说，因为注重人物塑造并写活了各色人物，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又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局限。

在过去农村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不仅十分必要和重要，而且还比较时兴和流行。因此我们就读到了许多以人物描写见长的，甚至是以人物的名字或名号命名的一些优秀作品。如孙犁的《铁木前传》、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实干家潘永福》、李凖的《李双双小传》、柳青的《恨透铁》、王汶石的《黑凤》、马烽的《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西戎的《赖大嫂》《宋老大进城》等。这样的作品，因为以塑造人物为主，而且独特又传神，人们记住了人物，也记住了作品。可以说，人物与作品相随相伴，作品与人物同生共荣。

关键的问题在于生活

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的一些经典作家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经验告诉我们，在小说创作中，描写人物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难度很大、要求也高，需要写作者在了解生活和研究生活、观察人物和吃透人物上下很大的功夫，花很大的气力。周立波在《关于〈山乡巨变〉答读者问》的文章里介绍道：“我的体会是作者必须在他所要描写的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留心观察他们的言行、习惯和心理，以及其他的一切，摸着他的生活的规律，有了这种日积月累的包括生活细节和心理动态的素材，才能进入创造加工的过程，才能在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驰骋自己的幻想，补充和发展没有看到，或是没有可能看到的部分。没有接触和研究过的人最难描画。”柳青在谈到《创业史》的写作经验时也说道，小说写作“人物是中心，写人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矛盾和斗争”；作家是“用笔来扮演自己书里的人物，而且要扮演他书中的所有角色”。因而，他告诫年轻作家，“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他还就小说创作的写法特别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写法，谁来创造这种新的手法？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这里既讲到人物描写与生活积累的关系，也讲到了写作技巧出于生活之中的道理，高度强调了深入生活、研究生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与山乡巨变，是正在发展变动着的生活，是属于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对于这种我们尚不熟悉，或者熟悉了又陌生了的现实生活，写作者显然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下更大的功夫。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之所以写出了传得下去、留得下来的经典作品，是因为他们在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研究上，在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与把握上，一直都非常地用心用情和用力。赵树理告诉人们，他创作经验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长期性地“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而且他还总结出深入生活的“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的四大好处。他在进城以后，仍然经常回到晋东南的农村家乡，或者下到北京附近的河北乡下，以各种方式保持与农村生活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人物形象鲜明、乡土气息浓郁的《三里湾》。在创作与生活方面，周立波反思了他过去“在生活中，却没有生活”的经验教训，从1954年就下沉到湖南益阳的乡下老家，深入观察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作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山乡巨变》。柳青在皇甫村落户和工作14年，在与人民一道前进、一同生活的过程中，写作出新颖又厚重的《创业史》。他们的这种执着的文学追求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经常性、长期性和深入性的联系，而不是像马烽所告诫的那种“与群众的关系断了，或者是藕断丝连”。这使他们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而是生活的参与者、建设者，也即是生活的主人公。二是他们的《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重要小说作品，既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获取故事素材、熟悉人物形象的，也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开始酝酿与进行写作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作品都是“现场写作”的产物。因为是“现场写作”，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现场感”与乡土味的那种气息、气质与气度，既是特别的，也是浓厚的，绝非那种闭门造车一类的写作所能相比。可以说，长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在生活现场进行近距离地写作，这是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辈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的重要文学经验，也是他们给文学创作树立的属于他们自己和他们那个时代的艺术标高。这些做法与经验，值得我们敬仰和纫佩，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既要抓创作，更要抓生活

为了适应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我国农村生活的新形势，记录新时代乡村的新现实与新变化，推动农村题材创作的与时俱进，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近年来加大了农村现实题材创作的支持力度。从2022年开始，中国作协推出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稿件征集。中国作协各部门组织专家推荐、遴选和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和作品。目前已出版了《雪山大地》等多部作品，取得了确有成效的初步成绩。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一个新的举措，也是一个新的检验。据了解情况的有关人士透露，“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实施以来，来稿不算少，好的并不多。近年来先后大约有1000多部来稿，可以选用的就二三十部，还有一些作品看似有修改可能，但几经修改，仍然达不到要求。我参加过其中几部作品的改稿会，客观地说，阅读这些作品不仅新意无多，感受平平，且由此生发出了许多感想，感到这些作品所存在的问题，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而这些问题的切实解决，又带有某种紧迫性。这些作品在主题与故事上各有各的长处，但涉及到当下农村的新现实、新人物，都有避实就虚的现象，缺少深入细致的描绘，甚至流于概念化、悬空化。由这样一些作品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作家，在对当下农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书写中，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写到老农人、旧生活，比较得心应手，甚至游刃有余，笔下生花，写到新举措、新变革，往往不知所措，笔墨生涩，缺少应有的生活实感和必要的细节支撑。这使得这些作品缺乏该有的新质，欠缺应有的新意，这与“新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要求与目标尚有着较大的差距。

作品中存在的不足，是创作中的问题；创作中的问题，还需要从作家自身去寻找原因。究其根本，是我们的作家对于正在发展变化中的农村现实与农人生活不够深入了解，缺乏切身体验，因而比较隔膜，隔靴搔痒。他们的创作，还是以自己既有的生活积累为主，或者以此为立足点的自我想象，还是在自己原有的写作轨道上自我重复、惯性运行。

有鉴于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在当下的新时代，我们的写作者只满足于眼下的现状，在生活库存方面半新半旧，在深入生活上浅尝辄止，都会制约自己的创作追求，使自己的创作疏离于生活，疏远于时代。我们的文学组织管理与引导部门，既要抓作品征集和作品修改，也要关心和引导作家的创作过程。就农村题材创作的振兴与发展而言，还是要把精力主要放在有助于作品品质的提升方面，把功夫下到大力引导作家深入农民群众，扎根农村生活，走近并阅读当下的新农村，了解并吃透农村的新变化，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真正读懂读透当下的农村生活与农民精神的深刻新变。

有志于农村题材写作的写作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跟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这些老一辈的小说大家相比，我们在文学写作上与他们的差距不仅特别明显，而且十分巨大。我们当下的小说作品中，比较缺少饱含时代情绪又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时代气息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这些缺少与不足，说到底，是在生活积蓄与生活底蕴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可以说，我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把握与研究，不够长久，不够深入，不够到位，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此，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我们生活与写作的当下现状，以向老一辈作家学习和借鉴的虚心态度，像他们那样满怀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焦灼感、紧迫感，把深入人民、扎根生活作为必修课，甚至当成日常化、常态性的功课，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更内在、更紧密的联系，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与此同时，还需要对《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作品进行认真地细读和深入地品味，从中学习他们捕捉新生活的卓越能力、表现新人物的高超技巧，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向着大众化、民族化的方向不懈努力的坚定追求。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条件和有可能写出具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富有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优秀作品，才能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不断发掘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现象新人物，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