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秋》：小说传统的边缘处回响
刘震云在散文《俺村、中国和欧洲》中谈道：“作为文化和文学，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文化和文学的兴盛，与创作者有关系，但是，跟时代、民族和民族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更有关系。”（1）在刘震云看来，文学与文化的发展首先要与一个民族的传统与惯习取得联系，其次才是在传统中寻找新的可能。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最先出现的就是“俺村”，这个微小的地方为刘震云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气象。在立足地方的文学叙述中，他不断从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找寻写作的新意与路径，也在对“俺村”我土的描摹中为他熟悉的乡人画像，这种从地方抵达文学的写作方式也是近年长篇小说的一种潮流。在长篇小说《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在对小说传统深层认同的基础上，以“六叔的画”为叙述契机，展开了对故乡延津人们上演的一场“笑话”人生的追溯与叩问。在将花二娘这一民间寓言与传奇融入当下人生存故事的叙述框架里，刘震云在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现代表达中以樱桃、明亮为线索关联起了故乡与远方，也打通了死者与生者。小说传统的绵延悠长正是在“俺村”这个地方铺展开来，在苦难人生的笑与泪中，在对生活细节的反复打磨里，在一日恍如三秋的隔膜下，刘震云的长篇小说实践无异于传统边缘处的回响。可以说，正是《一日三秋》的出现，为乡土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一部难得的典范之作，也为当代长篇小说在地方路径上的叙事探索提供了新意。
一、苦难的“笑忘录”
与刘震云此前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是，《一日三秋》在构思的过程中呈现了作家对小说所承担的审美功能的本体化认知，即他不再满足于仅仅叙述精彩的故事，或者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是从“小说是什么”或者说“中国人审美观念中的小说是什么”这样的思考出发，去呈现作家对小说更为宏阔的想象。在《一日三秋》的小说文体实践中，尽管故事与人物仍然担负着推进叙述与审美效果达成的任务，但是，在审美经验塑造的层面，刘震云显然有更加深入的探索。他试图以《一日三秋》来书写人生的轻与重，也试图在地方的文学传统中带入更为现代的、哲学化的思索，那就是在苦难的不断涌来和生命的奔袭中，人的终极目的是什么？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进入《一日三秋》的解读中会发现，这部作品本身就是刘震云对“小说是什么”的回答，也是作者对自己写作之路的一次回顾与总结。我们可以从作品中寻找到作家刘震云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痕迹。小说前言“六叔的画”里有一段文字：
我本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过用写作给人解个烦闷，心里曾默许六叔，要用自己的一点技能，把朋友已经被人忘却的情感和心事捡起来，不能重诺轻信，半途而废……在写作中，我力图把画中出现的后现代、变形、夸张、穿越生死、神神鬼鬼和日常生活的描摹协调好……总而言之，该小说中，有忠于六叔的地方，有背叛六叔的地方，这是我开始写起时没有想到的。（2）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刘震云对写作《一日三秋》这部小说缘由的交代。放入小说前言里，一方面是贴合了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在写法上欲言其事，先表其由的写作来路铺陈，另一方面也是作家对自己写作家底和文学态度的坦露。在刘震云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养分的汲取，但是他毕竟是受到了现代高等教育洗礼的作家，因而，传统小说中的教化功能在这里不再仅仅依赖于书写者的知人论世与惩恶扬善，而是要在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掘那些已被忘却的情感和心事，将那些丝丝缕缕的普通人的生活以情感与关系为黏合剂呈现出来，这可以说是刘震云文学创作的起点，也是他力图到达的终点。
在《一日三秋》里，刘震云在日常生活中选取了基本的伦常关系：夫妻、父子、朋友。从他们的纠葛、牵连中剖开生活的日常，也检视普通人平凡的一生。小说第一部分“花二娘”从流传于延津的古代民间传说里的人物花二娘寻夫这一关节点写起，最终却写出了等待的无果与荒诞，花二娘成了专去活人梦中听笑话的那个亡魂，这样的构思很明显受到了古代志怪“轶事”小说的影响。从民间传说中搜集而来的笑话构成了刘震云写作时所浸润其间的民间文化环境，在笑与话中挥洒了人生的苦难与沉重，也消解了人生的无常与宿命，“幽默”因此成了“解个烦闷”之后的意外收获。这一点我们从《一日三秋》的第四部分“精选的笑话和被忽略的笑话”里可以触摸到，例如“给所有人的肚子里都装上笑话机”（3）这样的轻松调侃背后实际上则是刘震云对当下人生存境况的严肃审视。在某些层面上，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嘲讽乃至恶搞，正暴露了我们在碎片化生存中一地鸡毛的生活面貌，文化重建与传统对话在乡民日常生活中逐渐缺席的现状也带来了乡村文明的日渐消散与渐趋崩塌。在《一日三秋》这部长篇小说里民间文化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存于其中的，无论是爱听笑话的花二娘，还是爱听奶奶“喷空”的明亮，或者是喜欢听豫剧《白蛇传》的延津县乡人，这些细节都熔铸成作家对乡土文明的文学性表达。因此，刘震云笔下的乡土更多是带有城乡接合部意味的县城空间的隐喻，这种空间立意与纯然书写乡村的河南作家显然是不同的。当然，也正是在将小说《一日三秋》的时空拉开后，故事与人物才有了更大的腾挪发展的空间，也才能在更为开阔的层面寄寓刘震云的写作理想。
在小说前言所写六叔的画随着六叔之死都被付诸一炬时，作家深切地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奈与失落，那些曾经的欢欣与悲切也都随着生命的消逝变成了惘然与怅然。在情感的淤积处，恰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地方。但是，小说技巧的使用仅仅是刘震云实践其小说理想的浅层，更为深层的写作动机乃是刘震云对如六叔这样普通小人物平凡一生的凝视，他的苦与闷都在其生前的随手勾勒中被悉心的作者体察入心，正是六叔那些被六婶视作无用之事的画作传达出一个被时代不断抛弃却又在生活中不断失败的县城艺人动荡卑微的一生。小说前言不仅奠定了《一日三秋》整体的叙述基调，也为小说主体部分人物的苦难人生提示了线索。无论是樱桃死后附身照片仍想借凡间之力脱离轮回苦海的努力，还是明亮寄人篱下的少年时光，这些都让整部小说在处理苦难这一主题上感人至深。也因此，刘震云写作《一日三秋》最重要的动机不仅是写一个个听来的奇崛的笑话，而是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传达出笑与泪共生的生存哲学。这一思考痕迹在小说最后一部分“花二娘传”的开头中显现出来，这是小说的第五部分，刘震云托名作者司马牛，以再次虚构的方式直言：“这是本笑书，也是本哭书，归根结底，是本血书。多少人用命堆出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4）但是，这里托名司马牛的再次虚构指向的实际上仍是《一日三秋》的题旨，这是刘震云对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总结。《一日三秋》既是一本笑书，又是一本哭书。它以笑入人生体验的呈示，以笑话贯穿全篇的叙述尝试，不仅勾连起邯郸淳、侯白这一脉中国古代小说“轶事”传统，而且也以更为现代的方式完成了完整的故事元素的构建，零散的笑林片段辑佚被刘震云借由人生苦难的沉重连缀成篇，这无疑是属于一次锻造传统的写作。
如果说，在笑、笑话承载的轻逸之态里，在寓言、传说包裹的象征启迪中，在苦与泪浇灌的人生难题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隔膜与遗憾，那么寻找与遗忘则构成了小说《一日三秋》最为本质的底色。于是，刘震云在小说前言里这样写道：“立足延津，望延津之外的世界，或立足延津，忘延津之外的世界。”（5）望与忘，这是人生的两难，也是作家孜孜以求在苦难滞重的生活泥潭里跳脱开来的叙事自由。从这个角度看，《一日三秋》正是一本苦难的“笑忘录”，刘震云在小说里着力铺排的故事情节背后一直有回到故乡与离开故乡的空间布景，在自杀而死的樱桃这里是希望能回到故乡延津，在命运多舛的明亮这里则在离开故乡多年后仍无法忘怀疼爱他的奶奶，回望与遗忘这恰似我们每个人渺小的一生。正如刘震云所言：“一日三秋苦日短，泪洒衣襟两相忘。”（6）
二、从生活中来：“算账”中寓世情
有论者指出：“《一日三秋》是一部脱胎于传统而形神毕肖地呈现我们这个时代的世情书，张竹坡评《金瓶梅》是‘因一人写及一县’，《一日三秋》亦如此，它由人及面地叙写出延津的人对延津的惦念，叙写延津人和人之间‘一句顶一万句’的托付，而这惦念和托付里隐伏着的依然是中国人能感知兴会的世情。”（7）这里值得研究者多加注意的是“世情”，《一日三秋》尽管延续了刘震云此前小说中以延津为圆心而观照俗世的写作方式，但它最大的不同在于刘震云在世情之上以花二娘传为原点，为小说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关涉的延津与武汉这两个地方的叙述时空搭建了一个可以自由往来的平台，因此，《一日三秋》里与日常生活相对的则是对浮生幻渺的世情景况抒发的深切感慨。小说中对“浮生奇幻”的记载与书写，可向前推至唐传奇，正所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这里所说鸟花猿子，纷纷荡漾，就是对浮生奇幻世界的形象描述。明代胡应麟的定断最为切实，所谓：“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8）刘震云恰是在世情、人性的一贯勘探中才得以将《一日三秋》里浸润的中国小说传统风味为新的世情形态所化。如果没有了当下人新的世情风俗画的根底，那么《一日三秋》也就失去了它与世情小说传统最本源的联系。在这种从生活中来的小说哲学当中，能够把笔触移向并重新确认民间世俗生存的美学力量与人性底蕴，这样的创作指向在《一日三秋》里表现为对“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虚构”二者处理时的平衡取舍。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小说第二部分李延生为是否由延津去武汉参加好友陈长杰婚礼时在经济问题上的拿捏与纠结，那么，作者笔下世俗生活亦缺乏令当下的读者感同身受之处。此时的李延生并不是不想去参加婚礼，而是实在为这笔路费犯愁。尽管他算了一笔经济账，但作家却没有站在道德立场上谴责小说里的人物，而是设身处地为笔下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职业背景、家庭关系着想，在“生活的真实”方面作家与人物站在了一起。这样的创作态度和小说本体意识是作家能够在《一日三秋》中成功再现如李延生等民间小人物主体诉求的关键，也是他在这纸上的世界里打磨出胡小凤、吴大嘴、郭宝臣、老董等性格各异的俗世之人的艺术实践。小地方延津的一鳞半爪与生活的琐屑细碎，也都在《一日三秋》中被作者不露声色地赋形于世情的艺术虚构里。王富仁说：“小说的‘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是被小说家同时创造出来的。它没有凌驾于作者之上的另一个凝固不变的‘历史的真实’。它的艺术素材就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资料，它的历史资料也就是生动具体的艺术素材，其‘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9）能够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以小说虚构的方式融合起来，这需要小说家对艺术虚构向度的不断探寻，也需要在生活的本来面貌里稳扎稳打地写出人物的经济基础和身心挣扎，没有这一点体贴入微的观察是不可能成就小说在细节上的精彩的，也不可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情世态。
如前文所述，刘震云的文学创作更多时候是扎根于城乡接合部的空间中，因此，他笔下人物往往具备了乡土与城市之间的过渡性。从《一日三秋》里出现的多次“算账”细节来看，刘震云所关心的经济问题中蕴含着的实际上是更为精明而务实的现代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观念，这显然与惯常写农民的乡土作家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所不同。比如在赵树理的小说里也经常出现“算账”这个细节，但是在赵树理笔下的这一情节“不仅意味着经济账，更指向意味深长的文化账、政治账。赵树理细描算账行为中的人和事，发现并讲述了农民‘翻心’的具体途径”。（10）如果说，赵树理小说里的“算账”细节背后常常有道德内涵，那么，在刘震云《一日三秋》的“算账”细节里则处处与人物那一刻的真实处境与更为具体的利益衡量有关。小说里这一处描绘堪称从小处说事的经典笔法：
出门的由头找到了，李延生又开始发愁盘缠的事。李延生查出，从延津到洛阳坐汽车来回车票是二十块钱，从延津到武汉来回的火车票是一百二十块钱，这一百块钱的饥荒打哪里找补？再说，出门在外，你光拿车票钱就行了？在路上你就不吃不喝了？你敢保证就没有别的用钱的地方了？俗话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来这饥荒还不止一百块钱。说成洛阳是出公差，路费可以由副食品公司报销，私下去了武汉，这钱可都得花自己的体己；而李延生背着胡小凤藏在副食品门市部的体己，算命花去二十五块八，目前只剩十块两毛钱了。十块两毛钱之外的一百多块钱的饥荒如何打发？看来只能跟人借了。这钱跟谁借呢？李延生在副食品门市部边卖酱油醋和酱菜，边卖花椒大料酱豆腐，边想在延津能借给他钱的人。能借给他钱的人，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手边有闲钱；啥叫闲钱？刨去养家糊口，买过这个月的柴米油盐，手头还有富余的钱。二、这人须是李延生的好朋友，肯把钱借给他。（11）
为了能凑够钱去武汉，小说里的李延生不得已采取了曲线迂回的办法，先去洛阳，以出公差的名义，然后再借机去一趟武汉。只是这样一来反倒增加了路费支出，所以才有了如上小说里这一段李延生的心理活动。在刘震云的叙述中是时刻贴着人物的真实处境来写的，李延生在路费问题上的斤斤计较、反复思量，这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刘震云在这段文字里，显示了一个小说家不动声色的高明之处。李延生的心事与无奈都在他发愁盘缠的“算账”中不着痕迹地流露出来，尤其精彩的是，作家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处理仍然是切实而妥帖的，他没有抛开人物的现实难题。李延生的“算账”是在副食品门市部边卖油盐酱醋时的“算账”，而不是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的“算账”。从这个层面而言，《一日三秋》里着力铺陈的世情样貌是存在于普通人日子中口袋里的分分角角，正所谓油盐酱醋皆成文章。
或许也是因为刘震云小说里无处不在的世俗生活，在有的研究者看来，这些显得过于细碎的叙述有“精致的流水账”（12）之嫌疑。也有研究者认为，这些充盈于小说里的生活细节与小说前半部分的叙述构成了一种反差，即：“《一日三秋》和既往的‘故乡’系列、《一腔废话》叙事狂欢的先锋性有显著区别。小说虽然是一个魔幻性框架，但小说的细部内容仍然是写实的日常。刘震云所谓的变形、夸张、神神鬼鬼、后现代、穿越生死的‘超现实主义’都被融入延津人的凡俗生活之中。”（13）这些看似趋于两端的观点，实际上也从小说研究学理化的层面凸显了当下的研究者对刘震云小说中世情元素理解的差异。如何在对日常生活细致入微地书写里包含更多的叙述面向，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命题。也就是说，如何在“精致的流水账”与“写实的日常”间做有效处理？这不仅是小说以向壁虚构之事为“从生活中来”所竖起的一道叙述难题，也是小说家如何以更为深刻的人性洞察与历史意识让小说重新回到生活中去的一个叙述难题。意大利小说家乔万尼·维尔在短篇小说《牧人耶利》中用十分简省的笔墨呈现了“算账”的情节，在他的笔下，平实的细节与乡间人物的性格毫无缝隙地融合在了一起。恰如评论家所言，这样的细节是“彻底不带感情地描写日常的乡村生活……不是从作家可能的角度，而是完全从他笔下几乎未受教育的人物的心灵来打量生活”。（14）我们在乔万尼·维尔加对“算账”细节的描绘中能够感受到作家是站在了他笔下的人物的阵营里，是从内部向外部的书写，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具难度与厚度的细节呈现方式。
三、传统与美学的新变：
三秋之“隔”
仍然回到小说《一日三秋》，在“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话语表述里，刘震云巧妙地将三秋之“隔”这一思考融入小说整体的美学风貌中。可以说，小说传统的依附性一方面构成了中国小说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血统和美学特质；另一方面，对传统的重新打量也使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美学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则是由传统与美学的新变而牵引出的民间小说传统和文人小说传统的美学趣味，恰如《一日三秋》里所写的三个主要章节都是借由人物带出，这是非常明显地受到了中国小说传统中由史传书写引申而来的为人立传这一流向的影响。顾炎武曾谈到古代史官著述中的四种立传方式，有“以寓言而谓之传”，有“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有“微者而谓之传”，有“戏而谓之传”。（15）为人立传这一“传”的传统出现，其实并不宜仅仅从史官的作史之职方面来究其有无，若能不在所谓“作史之职”的“金科玉律”中寻求它的流向，也不一味纠缠在这些表面的史体与小说体的各自圈定范围，那么，似乎可以获得另一种不同的小说家写人物的深层美学含蕴。这是在叙事传统的涵盖下所生发出的简省却意义丰富、能令读者自知的审美趣味。《一日三秋》里故事情节发展表面的汪洋奇变实际却饱含着人与人的隔阂、隔膜以及人与时间的距离，甚至是自我的分裂。因此，这部长篇小说整体的美学风格不仅是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为人立传这一面向的承续，而且更是作家从当下人深藏的心灵危机的探究中去完成小说的整体性叙事效果，这一从人类基本情感经验出发的叙事美学既带有悲剧性，又带有荒诞的喜剧感。
对小说《一日三秋》三秋之“隔”这一美学风格的探察，一方面可以借助小说故事情节的间离效果来获得，如刘震云在小说第三章对明亮与孙二货关系的处理，从仇家写起到孙二货痴傻结束，不仅交代了明亮离开延津在西安开卤味店的不易，也以明亮之眼让读者看到了延津的没落，20年的时光对明亮来说恍如一天里所历经的初秋、仲秋与暮秋。另一方面从语义溯源的角度来看，一日三秋中本就包含着时间的承续与断裂这一悖论，小说美学风格的呈现很大程度上正依赖于小说对一日三秋这一语义中蕴含的情感要素的提炼以及转化。日常生活中常说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句话被小说家以笑与泪的方式将中间所间隔的时光与人事一一打捞，这里面有郑重的托付，也有滑稽的相遇，但最终却是在别处与故乡相逢时的百感交集。这样的美学风貌也正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正如丁帆说：“无论人类和世界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乡土文学都是需要表现人性的正反两面，而且需要用多种不同艺术形式写出两种不同美学取向的人生悲剧与喜剧来。”（16）《一日三秋》的美学风貌正在于从这些故乡人事中体味人生多变的悲喜无常，小说对“一日三秋”匾额的叙述里即倾注了刘震云在乡土与现实间不断回望、在悲剧与喜剧中迂回开掘的努力。
而从语言效果上体味小说对三秋之“隔”这一美学风貌的传达时，刘震云显示了一个地道延津人的语言本能。如前所述，小说《一日三秋》里写得最多的是笑话，而且这些属于延津人的笑话集锦里往往具备了令更多非延津人心领神会的审美功能，这不能不说是刘震云在小说语言中对笑话的能指与所指采取的更为有效的表达策略。而在延津当地的用语习惯里，普通话的耻笑之义即对应着“延津话笑话”，（17）也就是说，《一日三秋》中很多笑话蕴含着的意味绝非只是类似于前文所论“给所有人的肚子里都装上笑话机”这样的轻松调侃，也不仅是小说情节设置里孙二货成了明亮后来收留的一条流浪狗的名字这样的戏谑，而是包含了更多的语义转化甚至是言不由衷的无奈与心酸。以笑语说苦事，以笑语说荒唐事，以笑语说荒诞事……凡此种种，皆是刘震云在《一日三秋》里表达的心曲。
值得一提的是，《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叙写的几位重要人物都各有其声口，也各有其无法忘却与解脱的故事与心事，在叙述的间隔中作家一边让每个在小说里登场的人物都能有一段行状表现，却也处处为重要人物留下他们自己的声音形貌。在中国传统文论里“声口”是很有民间色彩的说法，它进入文人的知识体系是在于点评明清长篇小说人物形象的生动和语言的通俗活泼，恰如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序三所言：“《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18）金圣叹评《水浒传》的这一段话堪称精妙，也道出了中国小说传统最为深邃之处，即“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对小说家而言，最难写的莫过于“人有其声口”。刘震云在《一日三秋》里以李延生这一人物写出了普通小人物的世情之语，他的“算账”自是其声口；以樱桃这一亡灵之魂写出了在情欲苦海里苦苦挣扎而不得超脱的警世之语，她的“附身”自是其声口；以明亮这一游子的离家与归家而最终与故乡告别的经历，写出了人世间的隔膜之语，他的“寻找”亦自是其声口。在小说即将结束时，明亮在重回延津的最后一晚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这天夜里，明亮梦见，这块匾又变成了一棵树，还是奶奶家院子里，那棵二百多年的大枣树……一群人，坐在树下喷空。……平日里，明亮总会想起的那些人和动物，生活中再也见不到了，现在聚到了一起。老董生前眼瞎，现在不瞎了；孙二货这只京巴从来没去过延津，现在来到了延津；那只中年猴子，身上的血道子也已经结痂。不过不是人在喷空，而是黄皮子、犟牛、孙二货和中年猴子在喷空，喷它们一辈子遇到的人和事；你说一段，我说一段，大家时而哈哈大笑，时而热泪盈眶。看到此情此景，明亮突然想用笛子吹一首曲子；好多年没吹笛子了，没想到笛子就在手中；他想随意吹开去；过去他随意吹过妈在长江上起舞，奶奶家那棵枣树不知哪里去了，吹过他对延津的陌生；现在想吹一首“一日三秋”；“一日三秋”在哪里？原来在梦里。
虽是写梦境，却勾连起了小说的多条线索与隐藏的伏笔，然而，即便如此温情的画面，刘震云仍然在这里用了“陌生”这一词语来隐含着三秋之“隔”的人世空茫。正如这部小说英译本标题Laughter and Tears：A Novel，笑与泪从某种意义上正构成了小说最本质的情感基调，而这背后隐含的恰是“原来在梦里”的虚无之感。如果说在传统与美学的新变中，刘震云以《一日三秋》所提示的三秋之“隔”这一美学情境更多地带有当下人对现状与未来无从把握、无从预期的焦虑与迷茫，那么，对人类普遍情感的质询与探问则构成了作家不断向小说的虚构世界张望的契机。
结 语
“在我的小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与故乡有关。这个有关不是主要说素材的来源或以它为背景等等，而主要是说情感的触发点。”（19）刘震云对故乡的理解特别强调了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也可以看作是他文学创作最初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其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既可以看到小说中萦绕不去的故乡情结，又可以在细微的日常中感受到那些故乡里“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20）以及小说里的人物如明亮者面对故乡时情感态度的复杂。在中国小说传统为人立传流向的影响下，《一日三秋》既挖掘了故乡延津的民间传说与寓言笑话，又展现了小人物的凡俗人生，在笑语中渗透的是苦难的沉重与存在的荒诞。在对传统的重塑中，《一日三秋》以延津世俗风景为依托，写出了一部苦难的“笑忘录”，也以三秋之“隔”呈现了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在对古代小说“声口”传统的承续中，作者构建了《一日三秋》立足故乡延津而重新审视和回望故乡的写作路径。因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给了刘震云一次重新书写故乡的机会，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小说传统的一次重新赋形，在传统的边缘处回响里是《一日三秋》对苦难人生的不竭勘探。
注释：
（1）刘震云：《俺村、中国和欧洲》，《人民文学》2010年第6期。
（2）（3）-（6）（11）刘震云：《一日三秋》，第7-8、294、306、12、14、53-5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
（7）马兵：《“不笑不话不成世界”——〈一日三秋〉论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己部·卷36·二酉缀遗中》，第37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9）王富仁：《现代作家新论》，第406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10）吉媛圆：《农民主体性的召唤与建构——论赵树理的“算账”》，《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7期。
（12）李丹梦：《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13）陈振华：《继承与开创：“延津叙事”的审美新建构——论刘震云长篇小说〈一日三秋〉》，《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4）〔英〕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第126页，李小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1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861页，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16）丁帆：《面对乡土 如何选择——从作家对乡土文学的观念视角谈起》，《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
（17）延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延津县志》，第7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18）施耐庵：《水浒传》，第10页，金圣叹评，刘一舟校，济南，齐鲁书社，1991。
（19）（20）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