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旒《重钞之术》
原文
宋孝宗以内帑金帛易楮，藏于内库者四百万，行于民间者仅二百万，一时楮币重于黄金。龚茂良奏：闻得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一为免税，二为省脚乘，三为不复折阅。以此观之，大段流通。叶衡奏：今诸处会子甚难得，宜量行支降行使。上曰：未可，向来止缘所出数多，致有今日之弊。今须少待，徐议施行。上又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按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是诚然矣。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则钞亦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
《宋史》云：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淳熙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
金明昌三年，敕尚书省曰：民间交钞流转，当限其数，勿令多于见钱也。按此亦同宋孝宗之意。
明昌中宰臣奏：民间所以难得钱者，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过二千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三万贯。
按唐制过五千者死，其法太重，富家多蓄钱，罚之足矣。钞法行恐民蓄钱而不蓄钞，斟酌此法行之可也。
金承安二年，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墨工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墨工钱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钱愈少，则民愈便。宰臣以为有妨钞者法谬也。若一贯之钞，而权作一贯一百文，使民乐于用钞则可行。
金高汝励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邑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缗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缗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金泰和时，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正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钞渐重，可以流通。
按此三说，皆所以使钞之必行。或问行钞可决信民之乐从否？曰：可。但当图之以渐，而用之有术尔。盖钞之利厚，必分散于官与民，使各享其利，然后行钞可常久不废，此能使钞必行之术也。
《日知录》云：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货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
按既禁用金银所以重钞也，而未几即许民易金银以进，是自坏其法也。顾亭林先生钱粮论，谓不收钱而收银，则河北之响马必多矣。此可知用银之弊，易长盗贼。盖钱货重实，盗贼所取无多，则因而止者多矣。若用钞则又轻而易藏，盗贼既不能知觉，又可多为标识，则窃之必易于败露，亦弭盗之善术也。夫以钞之虚为之母，以钱之质为之子，子母相权，民已甚便，又何为而必用银乎？明初觊于用银之利，故自弛其禁。而不知其长盗贼之风，启谋财害命之端，卒至开矿殃民，而国用益以不足，此计之失也。
译文
宋孝宗用皇室府库的金银布帛来兑换纸币，藏在内库的有四百万，流通在民间的只有二百万。当时，纸币比黄金还贵重。龚茂良上奏说：听说商人们往来贸易，争着使用会子（纸币），一是为了免税，二是为了节省运费，三是为了避免亏损。由此看来，纸币非常流通。叶衡上奏说：如今各地会子很难得到，应该适当发行一些来使用。皇上说：不可。以前正是因为发行太多，才导致了今天的弊病。现在必须稍等一阵，慢慢商量着施行。皇上又说：大凡使用会子，数量少就贵重，数量多就贬值。
按：孝宗说会子少则贵重、多则贬值，这话确实没错。然而，问题不在于发行太多，而在于回笼太少。如果收敛有办法，那么纸币就能在上下之间无穷地流转，怎么会因为发行多而贬值呢？
《宋史》记载：高宗曾论及四川的交子最好。沈该提出“称提”之说，认为官府中常备百万贯钱，如果交子价格下跌，官府就用钱买进，这样才能没有弊病。淳熙七年，规定十八界和十七界会子不再设置期限，永远流通。淳熙十一年，根据会子价格的涨跌来考核官吏的政绩。
金明昌三年，敕令尚书省说：民间交钞的流通应当限制数量，不要让它比现钱还多。按：这跟宋孝宗的意思相同。
明昌年间，宰臣上奏说：民间之所以难得现钱，是因为官宦豪富之家积蓄太多。唐代元和年间，曾规定富户存钱超过五千贯者处死，王公贵族重贬，家产没收，将五分之一赏给告发的人。皇上命令斟酌制定具体规定，让官民之家根据品级和财产，限制现钱最多不超过三万贯。
按：唐代规定超过五千贯就处死，这刑罚太重。富户多存钱，处罚一下就行了。因为推行钞法，恐怕百姓存钱而不存钞，可以斟酌用这种办法来限制。
金承安二年，宰臣上奏说：原先设立的交钞法，凡是用旧钞换新钞的，每贯收取工墨钱十五文。到大定二十三年，不再按贯计算，每张收八文。这样既对官府无益，也妨碍钞法，应该恢复旧制才方便。如果用钞来买盐引，每贯折合为一贯五十文，或许能多卖一些。皇上说：工墨钱每贯可收十二文，买盐引的每贯可折合为一贯一百文。
按：工墨费越少，百姓越方便。宰臣认为有碍钞法，那是错误的。如果一贯的钞折合为一贯一百文使用，让百姓乐于用钞，那么钞法就行得通。
金高汝励说：各州府的库房里都有辨钞库子，钞虽破旧但并非伪造的，也可以收纳。距离城市远的城镇，既然设置了合同换钱处，客商经过，都可以兑换。还担心没有合同的地方难以兑换，可以让官库凡收纳现钞的，只收不付，在钞背面印上官吏姓名，积存半年后到京都换取新钞。这样，现钞就有归处而不至于滞留了。
金泰和年间，采纳辽东按察司杨云翼的建议，因为咸平、东京两路是商旅聚集之地，于是仿照都南的成例，一贯以上的交易用交钞，不得用钱。
又孙铎说：民间钞多，正应该加以收敛，院务税收的各项钱款可全部收钞，秋夏两季的税除了交纳本色粮食外，也令其收钞，不限贯数。农民知道了，钞就会逐渐贵重，可以流通起来。
按：以上三种说法，都是为了使钞能够顺利推行。有人问：推行钞法，能断定百姓乐意服从吗？回答说：可以。只是要循序渐进，使用有方罢了。因为钞的利益丰厚，必须分散给官府和百姓，让各方都享受到好处，然后钞法才能长久不废，这就是使钞必定推行的办法。
《日知录》记载：洪武八年三月初一，禁止民间用金银作为货币进行交易，违者治罪，有人告发就把交易的金银赏给告发者。立法如此严厉。洪武九年四月己丑，允许百姓用银、钞、钱、绢代替交纳当年的租税。洪武十九年三月己巳，下诏说每年解送的税课钱钞，如果路途险远难以运送，允许换成金银进献。五月己未，下诏户部，将今年的秋粮和仓库存粮合计总数，除留用的部分外，全部折成金银、布、绢、钞定好数额运往京师。这种折变之法虽然是暂时的，但交易的禁令也稍微松弛了。
按：既然禁用金银是为了重视钞法，但不久就允许百姓换成金银进献，这是自己破坏自己的法令。顾亭林先生的《钱粮论》说，不收钱而收银，那么河北的响马（强盗）一定会增多。由此可知用银的弊病容易助长盗贼。因为钱币沉重厚实，盗贼抢走也拿不了多少，因此就此收手的情况很多。如果使用钞，又轻又容易藏匿，盗贼既不易察觉，又可以多做记号，那么偷盗后必定容易败露，这也是消除盗贼的好办法。以虚值的钞作为母，以实值的钱作为子，子母相权，百姓已经很方便了，又何必一定要用银呢？明朝初年贪图用银的好处，所以自己解除了禁令。却不知道这样做助长了盗贼的风气，开启了谋财害命的端倪，最终导致开矿祸害百姓，而国家财政更加不足，这是计策的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