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蚝》：在日常生活中洞察人生世相
高君的小说作品通常被认为是写出了“一种呼吸的感觉”，并形成了“穷人的诗学”的叙述风格。无可否认，他的《底色》《大声歌唱》《段落》等小说确实书写了复杂多样的生活，传达出了无处不在的疼痛气息。但高君并非满足于特定“小天地”的作家，而是在坚守写作理想中不断自我突破，寻找更能释放个人审美冲动的“大世界”。不难看到，高君的《太平年》《柔情史》等小说在关注时代奔涌中小城市发展变迁的同时，开始逐步转向个人对乡村记忆的回望。正是出于写乡村、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的理想和使命，发表在《钟山》2023年第3期的短篇新作《生蚝》沿着《太平年》写东北松花江畔乡村生活的路子出发，在“我”与二姐、二姐夫的日常对话中抽丝剥茧般道出了东北老段一家子的家长里短和人心失序，还原出了岁月流转与时代变迁中当下东北的乡村生活图景。
《生蚝》写的是东北的乡村生活故事。康大腊山余脉、长白山余脉、松花江、松花湖、北河沟、蛟河、桦甸、敦化、岭岗、吴家屯，等等，山水江湖岗屯的交织不仅鲜明地标识了小说叙述的东北地理空间，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明确指向了作家的故乡所在地吉林蛟河。最近几年，“铁西三剑客”“新东北文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法不断发酵，双雪涛、班宇、郑执和杨知寒等东北作家的“东北叙事”更是被视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当目光投向这一座丰饶的矿藏时，高君的《生蚝》并不是简单地将“东北”作为其故事叙述的主要背景和叙事基调，而是超越性带领读者深入探寻居住在松花江沿岸的乡民生活。可以见到，高君所写的乡民们生活是传统的。多年前，母亲给一大家子做豆包和豆腐时会前往生产队碾房用碾子磨玉米面、白面、荞面等；多年后，二姐和二姐夫依旧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给“我”做豆包，家里的电磨磨的东西粗，他们便去二十里外的代路河上大电磨磨黄米面和小豆腐。特别是用铲子试尝小豆腐后，二姐表现出一副大功告成的欣喜状，只夸因“我”有劲，一点儿都没嘎巴锅。其实，不论是生产队碾房的扇车和碾子，还是母亲和二姐都做的豆包和小豆腐，寻常物件和日常吃食，凝聚着富有乡土文化特性的东北乡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和生存经验。
对于出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代人而言，他们既有过不无特殊的乡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深刻记忆，又亲身见证了在城镇化进程中乡土文化的延续与失落。在《生蚝》中，当下东北乡村的诸多问题暴露无遗：住在屯子里多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小姑娘和半大小子外出打拼了，即便是仨俩在外面念完书直接就站下了；乡民们不再攀比生娃了，顶多的生俩，剩下都一个，让生也不生，屯里人口从六七十年代的三百号人锐减到现今的不到四十人；屯里的学校因出生人口减少，招不上来学生，连原本在代路河规划的学校都黄了；开耕种了几百年的土地受农药污染，肥沃的南河沟变成了垃圾堆，开春涨水一并都淌大江里；屯里风水好的喇叭口子变成了墓地，“埋的都是外边的人，老多都是城里有头有脸的”。如今，因丰满新坝加高五十米，屯里的乡民们随时准备着搬迁，有说往蛟河那边迁的，有说往敦化那边迁的，但终究会迁往何方，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清楚。显而易见，高君的《生蚝》聚集东北乡村的过去和当下，敏锐观察到了新时代下东北乡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栖居。进一步来说，这种东北书写，复原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东北乡村的时代变迁及其乡民日常生活的实际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带着一种当下东北的象征意味。
在独到的东北叙事语境中，高君显然没有单纯地抱守乡土文学传统，没有固守乡土生活的习惯和经验，也没有陷入乡村失落中无法自拔，而是把对乡村的记忆汇聚到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上，捕捉到三代人之间的亲情裂隙、精神痼疾和人心失序。在《生蚝》中，高君所写的家人、亲情和血脉等被赋予生存与生命意义的情感，总是一种沉重和哀伤的方式托呈出来。对于父母那一代人来说，父亲是家里的绝对权威，一辈子要强、好面子、爱攀比，凡事都得跟邻居孙万山家争个高下。尽管母亲和老孙五娘以及两家小孩都处得不错，但父亲耿耿于怀的是孙家四男三女，男的在前，而自家四女三男，男的在后，坚定地认为这是造成两家光景不同的根本原因。正因如此，他似乎处处都要和孙万山比试或者较量，默默地要比过孙家的“风光”。在女儿的婚姻上，父亲对孙家想把“我”三个姐姐中至少一个娶家当儿媳的事明面上不表态，暗地里却将与孙祥情投意合的三姐许给了江西沿儿太平大队支书家儿子聂玉武。在子女的人生选择上，父亲放的是长线是供二哥和“我”读书，他“想争一口气，或说扳回一局，只能通过我们，我们读书，然后金榜题名”。不过，令人唏嘘的是，当孙万山老两口早已在孙祥家颐养天年时，父亲却从桦甸县江边叫朝阳的屯子搬回了岭前，还得继续上山种地养家糊口。更为关键的是，二哥进城后以老丈人已入住的名义委婉拒绝了父母同住的请求，而父亲也在“我”大学尚未毕业时离开了人世。由此可见，高君的小说笔触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父亲的攀比心理和言行、子女对父母感情的淡漠等，唤醒了那些潜藏于人心深处的隐秘情感，带来了令人隐隐作痛的生命体悟。
在通常情况下，单纯书写亲情裂隙和生命痛感，已经不能完全有效传达更具价值和意义的精神景观，唯有在观照普通的生命个体和人生命运中，发掘人性和看透人心才能真正抵达有血有肉的文本深度。客观来讲，《生蚝》所带给读者的正是这样的阅读体验，也是小说具有吸引力的魅力所在。从“我”这一代人来说，三姐几乎是整个家庭的主角，也是小说叙述的中心人物之一。实际上，关于三姐的一生，都是在“我”与二姐、二姐夫的对话中转述出来的。在二姐看来，出嫁前的三姐滑头，在生产队干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父亲偏向她，一句不说；出嫁后，三姐又是大队书记的儿媳妇，偷奸耍滑同样没人敢说，并且三姐夫在婚后就张罗把家分出去，无须照顾公婆生活。但即便是最受父亲偏爱的三姐，都不过是他精心打造的算盘的棋子罢了。在父亲的盘算一步步全落空中，三姐的人生也如同过山车般从当年的风光无限跌落到谷底——得了糖尿病，瘦得就跟个灯笼刺儿似的，一天得吃三遍降糖药；从当年的凡事躲懒变得干活麻溜，还得伺候丈夫聂玉武、儿子小飞和孙子小佳讯；活着时总被丈夫当着人的面骂她是“白吃饱”；借孙祥的一万，都七八年了都未还，关键还欠着二哥、二姐和“我”的钱；这辈子就能惯孩子，小飞打小逃学、玩“炸底”、进游戏厅、辍学，却打工心疼，当兵心疼，最后混社会染上了毒品；在小飞不到五年败光家底后，却不依三姐夫的送戒毒所，宁可送去住一回就好几万的医院，等等。可以说，在与二姐等对话中，我们得以潜入小说叙述最深处，深入日常生活的最深处，探寻人物的内心最深处，不仅真切把握了三姐的人生起伏和命运走向，而且也逐步窥探到亲情是如何被琐碎的生活所消耗，人心是如何在残酷的现实和复杂的生活中被侵袭的。
在小说结尾处，高君借二姐之口转述了三姐曾认知的“生蚝”：“（生蚝）就是一种海物，跟蛤蜊似的，我以前不敢吃生的，小飞说，烤熟就没意思了，就吃活的，吃那生性味儿，揭开壳，淋点儿柠檬汁儿，腥蒿的，酸溜的，一咬，那肉在嘴里溜滑直聚聚。”从表面看，这句话起到了直接点明小说标题“生蚝”的作用，但深层上，生蚝所具有的那种“腥蒿”“酸溜”等实则指向了二姐、三姐和“我”等一家子撕裂的亲情关系，更营造出“沉郁”“感伤”“悲凉”的审美质感。总起来看，《生蚝》的情感饱满，视角独特，在对话中叙述故事，在叙述中对话人生，所呈现出的整体性氛围和情境，构成了一个具有浓厚的东北气息的精神气场。当然，读完《生蚝》，我们对高君所写的关于乡村记忆的小说有了更多、更高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