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与阐释》：这世界还有什么慰藉像词语的慰藉呢？

孙生民是我三十年前的语文老师。

那时候，我还小，莫名其妙来到高邮读中等师范，等着三年后回宝应老家做小学或者初中老师。记忆中的高邮是一座寂寞的小城，总共就几条马路，不管去哪里，走走就到了。小城说起来出过秦观、王氏父子和汪曾祺，毕竟风流已远，那几位声誉鹊起的文学批评家也先后远徙他乡，曾有过的喧闹只是让如今的寂寞更寂寞。学校有一位舞蹈老师，高挑、清瘦、冷淡，电台报道她，题目叫做“小城起舞人”。不知为什么，这个题目让日后的我总是想起《站台》里的赵涛。就我所知，小城还有好几位起舞人，他们用笔、用泥巴、用乐器、用嗓音，来表达自己对于太过黯淡的生活的不甘、愤怒，他们的身体被死死捆缚在自己的位置上，目光却始终朝向虚空处凝望——他们就像是波德莱尔的信天翁。

孙老师就是“小城起舞人”中的一位。我多次描述过那一洗礼、开悟的瞬间：“孙生民老师矮矮的个子，也是那时节流行的牛仔，摁也摁不住，好像一摁就会弹起来的活力。一手狂草，几个字就能填满整块黑板，有一天却在黑板的左上角工工整整写下沈从文《菜园》里的几句话：‘秋天来时菊花开遍了一地。主人对花无语，无可记述。’然后认认真真地宣告，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语言。这几句话是不是最好的小说语言，我不敢说，不过，它们深深地镌进我的脑海，再也抹不去。”之所以一再提起这一瞬间，一来是因为它之于我的成长史的重要，二来是因为，除此之外，我跟孙老师几无接触，我太小、太羞怯，还不可能就文学的问题叩开一位令我心生敬畏乃至恐惧的老师的门。不过，谁说受影响就必须耳濡目染、亲承謦欬？一句话、一个神态就可以是一道闪电，炸亮绵延的黑暗。很快，我回乡任教。我想，就是在孙生民等老师的开启之下，我成了一个小镇起舞人——我一边给小朋友们讲述从来没有讲述清楚的下午三点就是二十四小时计时法的十五点之类问题，一边朝向虚空处失神凝望，我相信，那个我所不知道的神奇地方才是我的家。

真快，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里，我跟孙老师仅有数次接触，接触时也基本不谈文学，因为陌生、羞怯，更因为对于文学的一份尊重。我所看到的只是他的年华逝去，活力有些衰退，摁一下大概再也不会弹起来，就像我也已两鬓微霜。但是，我从来不怀疑孙老师拥有令人目眩的才华，一直隐隐期待看到他的文字——一个热爱文学的人的宿命不就是把自己抛进无边无际的写作中，把自己写出来，最终写出一个自己？当我收到孙老师的新著《选择与阐释》时，第一反应是，薄了，他应该写得更多，多得多。再仔细看书名、目录，进而拜读文章时，我好像又慢慢懂得他为什么写得少，比我期待的少很多。以下就是我关于他的“少”的一些理解。

“选择”与“阐释”这两个概念所连结成的逻辑锁链的起点当然是“选择”。这个阐释的主体始终在选择，在寻找，他必须找到最契合他的心境的阐释对象，才能开始他的阐释，或者说，他的阐释的奥秘就在于选择合适的阐释对象，并藉着这个阐释对象阐释出他自己。这样的阐释必然是过度阐释，一种更靠近阐释主体、溢出了阐释对象却又最终改写了阐释对象的阐释。看看他所选择的阐释对象吧：“沉默的鲁迅”“暗夜里的鲁迅”“漂流的鲁迅”……鲁迅当然有高亢、光明、确定的一面，阐释主体却一眼看穿他的沉默、幽暗和漂流，并沉迷地发掘起他的沉默、幽暗和漂流，以至于搞不清楚被一再讨论的沉默、幽暗和漂流指向的是鲁迅，还是这个阐释主体？我相信我的推测：孙老师从鲁迅身上照出自己的沉默、幽暗和漂流，他自己的沉默、幽暗和漂流就在“照出”这一动作中得到了慰藉和疗救。对于慰藉和疗救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因为这只信天翁落到了甲板上，他不止回不了他的蓝天，垂伏的巨翅还像船桨一样拖行，妨碍他的行走。于是，他还会一再地说起作为“孤愤之书”的《聊斋志异》，因为柳泉居士所谓“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说的正是沉默、幽暗和漂流，而“青林黑塞”之间的鬼狐，又与鲁迅的影子、死火相暗合——起舞人、信天翁，难免是“孤愤”的。“孤愤”之人一定要谈“孤愤之书”，他的文字当然是少的。

其实，人世间的苦痛何止“孤愤”，时间、空间更让人心生恐惧。上世纪三十年代，卞之琳出版《西窗集》，选到洛庚•史密士的《小品（二十篇）》（请注意，这也是选择，选择即阐释）。在《小品》中，史密士说到空间的恐怖：“无穷的恐惧，银汉中的黑深渊，最远的星球外那些永久的空间的静默。”接着，他又强调：“当然时间是一个更坏的梦魇。”掉进时空双重梦魇的人们，或者说对于双重梦魇有充分体认的人们，当然会“独怆然而泣下”，他们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慰藉，比如，酒，琴，石，才能获得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孙老师就是被双重梦魇所攫的人，他找到了属于他的慰藉：词语，以及由词语连缀而成的文学。连石头都会风化，惟词语永存，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中锵然作响——这世界还有什么慰藉像词语的慰藉呢？我想，几十年来一直被词语慰藉着的孙老师其实又是幸福的，就像在绰然堂中“香梦重寻春复春”的柳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