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看到鲁迅的手稿，夙愿得以实现
大江健三郎在鲁迅博物馆
大江健三郎：这次访问鲁迅博物馆是个本垒打，获得了巨大成功。刚才在地下书库里，我渐渐失去了阅读手札的力气。
记者：您是说，您失去了阅读鲁迅先生手稿的勇气？
大江健三郎：是这样的，我失去了阅读鲁迅先生手稿的勇气。
记者：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您感觉到鲁迅先生是个巨大的存在吗？
大江健三郎：是因为手札里有一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这是一部清晰显现出鲁迅之人性的手札，阅读手札里的汉字，我完全能够读懂。其实呀，刚才在大家面前阅读那些手札的时候，我的眼睛里已经渗出了泪水。我在《鲁迅全集》里曾经读过那些书简，是收录在全集里的书简，这些个人书信非常重要。最为出色的文章，应该是宛若写给最亲密朋友的私人信件，这是法国学者加斯东·巴什拉说过的观点，此人是想象力的专家。或许是我受了他很大影响的缘故，在阅读鲁迅先生手札的时候，确实觉得那就是写给多年来熟读鲁迅先生作品之人的信件，甚至能够感受到内里的话语声、语感和风采。还有一点感受很深，那就是博物馆保管鲁迅先生那些藏书的方法非常好！他们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而保管了那些图书。在日本，与那些藏书相同时期的图书，由于纸张吸收了水分，或膨胀开来或凹陷下去了。
记者：那是因为保管鲁迅先生藏书的书库是恒温恒湿的特殊场所，这才没有出现那些现象。
大江健三郎：那些图书还能够几本一起同时装入盒套里，保管得真好！我也有手稿，不过，长篇小说的手稿存留下来了，随笔之类的手稿呀，由于书库的空间越来越小，手稿就不断出现破损现象，便不时处理掉一些。刚才在鲁博的藏书室，我为之深受感动。
记者：先生的书库里也有很多藏书吧？
大江健三郎：多是多，只是书库并不大，只好从阅读过的书籍中把自己认为并不重要的那部分整理出来卖给旧书店。
记者：这可不太好，太可惜了！
大江健三郎：是不太合适，也曾考虑另建一处书库。
记者：如果能像鲁博那样建一个书库，将藏书很好地保存下来，将会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大江健三郎：是呀，可是我担心那样会使得妻子种植玫瑰的庭院越发狭小，便取消了那个计划，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我家前面还有一块不大的空地，如果把那里买下来或许可以建一座书库。我和岩波书店的朋友商量过这件事，他以前是岩波书店的老板，表示可以借钱帮助建房，当时基本这么决定了，可是再一想，我本人连学者都不是……最终还是作罢了。
记者：先生的藏书不仅仅是您个人的物品，那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吧。刚才，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先生塑像前，您好像受到了震撼，是这样吗？
大江健三郎：是的，我受到了震撼，在博物馆里让我看了各种藏品，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记者：还可以去鲁迅先生在绍兴的故居参观。
大江健三郎：等身体好点儿再去吧（笑）。
记者：在绍兴，可以参观鲁迅先生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爬过的树、捉迷藏的地方。他家的院子很大，能够参观他小时候做游戏的地方、他小时候睡过的床、上课时的课桌等等，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完全不一样。他在绍兴的老家原本是一个望族，后来逐渐破落，参观时可以看出这个大家族逐渐衰落的痕迹。
大江健三郎：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革命，在崛起过程中，经济也出现了极为繁荣的局面，中国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转折，在这大动荡的百年里，鲁迅先生的所有藏书能够一本本地被完好保存下来，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雄厚实力。
记者：这一点从上午参观的故宫藏品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从公元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藏品开始，一直到五千多年前、四千年多年前、两千多年前，然后到战国时期，从以上不同历史时期的藏品就可以看得出来，历史就这么延续下来，脉络非常清晰。从最初的陶罐，慢慢演变到了后来的瓷器。从最初的单色，到后来的双色，再到三色乃至诸多彩色，色彩一点点地丰富起来，这很有趣。
大江健三郎：历史久远的文物，显得非常娇嫩，宛若刚刚长成的蔬菜一般，很新，很鲜，很嫩，充满生气，这真让人称奇，哪怕那是千年以前的文物……我去过古董店，那里以高价出售的茶碗都显得古色古香，看上去是那么古旧，而故宫博物院里那些年代久远的小茶碗却非常新，如同刚刚制作出来的一般，真是让人为之惊讶。观看那些年代久远的文物后，我很感动。当然，展品中也有一些比较古旧，都是一些精品，尽管已经褪色，却仍然很漂亮，不过茶碗上面遗存下来的色彩还是最初上的色，那些元朝的小茶碗，非常新鲜，就像今天午饭吃黄瓜时用来蘸大酱的、形似香瓜的喇叭口小盅一样，给人的感觉如同黄瓜那样新鲜。刚才，在鲁迅博物馆的参观者留言簿上，我在上面写了留言，是为自己而写的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写着：“我终于来了，我终于来到了这里。”其实将近40年前，我被邀请第二次访问中国，当时有来中国的机会。
记者：您是指1984年那次访问中国吗？
大江健三郎：不，是那之前的70年代。不过那次未能成行，直至1984年才来中国。
记者：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60年，这里所说的第二次，实际成行的应该是1984年吧。
大江健三郎：是的，当时是随井上靖先生一同访问中国的。在三十多年前，我原本想拜访北京市内的鲁迅博物馆，可是面对鲁迅这样一位大文学者，尽管我在三十多岁时已经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等作品，可是一旦面对鲁迅这位伟大作家的全部藏书资料，我担心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自信将会完全丧失，便委婉地予以拒绝，表示自己无法前去。总之，那次我没有勇气去鲁迅博物馆。在那之后不久，也就是距今大约二十年前，NHK电视台曾和我商量，想约请我访问北京的这家鲁迅博物馆和故居，其后让我在电视节目里谈谈访问感受以及自己是如何受益于鲁迅先生的，NHK再根据这些材料制作电视节目。不过后来种种原因，我中止了这个计划。这次我终于来到了这里，看到了这些信函，内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记者：下面我想向先生请教一个问题，是关于大江文学中的地形学问题。比如说，您小说里的地形学对于大江健三郎文学究竟具有哪些重要意义？这些地形学的主要元素是什么？分别具有哪些隐喻？我对这些觉得懵懵懂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很难真正读懂您作品里的一些描述，尤其是关于您老家当地的地形学。
大江健三郎：归根结底，那是我的小说故事中的地形学，具有神话意味的地形学。你可以先去阅读那些小说，当你感觉到一些地方因地形学而费解甚至矛盾的话，不妨向我提出来，我将予以解答。大致说来，小说是正确的，而我的记忆则有可能是错误的。那是通过小说写作表现出来的大江的地形学。
记者：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也就是说，与其说那是当地真实的地形学，毋宁说那更是小说文本里的地形学。
大江健三郎：是小说里的地形学，小说里的神话学，小说里的历史。
记者：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说小说里的大濑村与现实存在的大濑村毫无关系，只是所有事物都被重新加工为小说里的内容，这就与现实产生了差距。这不是等同关系。
大江健三郎：是的，经过种种变形后成为小说里的内容。几乎在自己的一生中，我都在小说里写着与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地形不尽相同的内容，这已经是虚构的地形学、虚构的历史了。如果你能把这一切作为虚构的地形学写在你的研究论著里，那就太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