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2025年第6期｜苍耳：前言和后记
作者简介：苍耳，学者、作家，著有大量诗歌、散文、随笔、小说和理论批评文字。出版有散文随笔集《纸人笔记》《内心的斑马》，文论专著《陌生化理论新探》，长篇小说《舟城》等。作品入选《诗歌报10年精华》《〈散文〉精选集1996—2001》《文学中国》《中国新诗年鉴》《三十年散文观止》《随笔三十年精选》等国内及海外各种选本一百三十种。
倘将世事、冥思和想象放在一起比照，现出裂隙和蹊跷是必然的。博尔赫斯写出“我，总是在想象着天堂/是一座图书馆的类型”（《天赋之诗》）后，我已随父从省城下放到贫瘠荒寂的皖南丘陵地带。多少年后读到这句诗，仍令我震惊。天堂看上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一座图书馆就足以跟它相似或平行。我冒出这些想法时，正身处迎江区人民路448号“前言后记”书店—这座经历劫火的百年老建筑为市图书馆旧址。恍然距天堂一步之遥，于我倒来得真实。该建筑坐西朝东，为三层砖木结构，青砖扁砌，白泥勾缝，木顶黛瓦，拱券回廊，呈现西洋文艺复兴的经典风格；再看数十个轩敞房间，被布置成风格各异的雅致书吧，灯光柔黄，读者徜徉其间如金鱼且游且栖。拾级而上，木质地板发出静寂而幽渺的声响，虚幻但沉实。听闻其在杭州摘取全国“2023年度最美书店”桂冠，我并不感到意外。问题反倒是，《圣经》和《神曲》何以要将天堂设定在高不可及处？那年博尔赫斯坐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办公桌前，双目黯淡无光，面前仍摊开一本书：爱伦·坡的小说《金甲虫》。失明的黑暗使他感官更敏锐，感觉也更迷幻，天堂再美还能超过图书馆吗？
进入“前言后记”书店，除了浏览、翻读，便是寻索“前言”和“后记”之间的正文部分。我在想，一座建筑是像一本书呢，还是一本书更像一座建筑？拿我来说吧，我有好几本准备出版的书写好前言后，结果泡了汤，前言成了孤零零的拱券门楼被遗弃。后记也一样，写了好几篇都作废了，如荒芜的后花园以及残梅香冢。至于阅读这座民国老建筑，你固然翻不动它，也无法折角，但每块青砖缝里都有故事，每扇木叶窗后面都暗藏伏笔，尤其三拱门楼内的四围旷地在雪夜回旋着凄切唱腔，并非出自我的想象。当楼前那棵老枫树在凛风中落下最后一片叶子，必是弦歌幽起之时。
这部青砖扁砌的皖城之书，历经不同年代也有了不同版本——诡谲时势不容分说地指派它担当不同的角色。这么说吧，“劝业场”便是它的初版，所谓“劝吾胞兴，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远在清末，皖抚冯煦就看中御碑亭旁一块三亩半的地皮，筹设安徽劝业场以促进商贸，因资金短缺未及动工。不久武昌首义改天换日，陈独秀就任皖省都督府秘书长，再次筹议劝业场，苦于财政极空虚，旧官僚充斥督府，只得就地改为菜市场。仲甫履职仅一年多，为民谋福的理念于共克时艰中显现，堪称民国最早关注民众“菜篮子”的地方执政者。随后癸丑之役爆发，反袁军溃败逃亡，陈家大屋被倪家军抄没，袁世凯走向独裁。1915年留日归来的段瑞兰、段兆龙兄弟志大气高，动了兴建超级“劝业场”的念头，取得官衙允准后，又以众筹入股方式吸纳社会资本，并于初夏开始施建，夜不歇工以汽灯继之，引来全城市民热议、围观。12月6日落成开业，《申报》如此报道盛况：“工程告竣，四面楼房均已金碧交辉，所有各类商店、各茶楼、酒肆、绸缎、洋货、书籍等店，亦均维列其中。其门首之味纯园，于昨日开张，宾朋满座，而歌妓亦纷至沓来，甚为热闹。”一街之隔的倒扒狮老商业街，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这里须交代当年两大背景：其一是陈独秀主编《新青年》9月在沪创刊，高张民主、科学之帜；其二是袁世凯在京宣布接受各界“请愿”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由此联系到主营者段瑞兰的双重身份——明为安徽都督府军法课课长，暗为反帝制地下党成员。这注定了劝业场其成也勃焉，其败也忽焉。次年5月，倪嗣冲侦悉城内反袁起义的绝密计划，朱蕴山等人遂被缉拿。在其后的侦搜中，发现此案牵涉段瑞兰、杨允中、沈子修等人，6月11日（袁世凯五天前忧惧而死）劝业场突遭荷枪实弹的军警团团包围和搜查，疑为暗藏反袁党人机关，而段氏兄弟已逃之夭夭。尽管并未查到任何证据，倪嗣冲仍下令查封，不久又颁令取缔充公。民国五年（1916）袁氏帝制梦破，“袁大头”依然在流通，安庆作为一条船被困在坚冰中。在这场共和与专制的激烈争战中，这座无辜的劝业场也被裹挟其中，旋生旋死，同时被锻造成一个最不起眼的、沉默最久的见证者。
倘将劝业场这段视作“前言”，那么其后的正文部分该如何叙述呢？在匮缺契约精神的国度，私产被强行充公曾演绎过多少血和泪的剧情。然而这座庞大建筑不像金银细软，可以吞噬消解净尽——它始终作为地标矗立在省城中心路段，其体格足够庞硕，骨头也足够硬！当然，从问世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被不同政客书写的命运；反过来说，所有进入它的主角、配角和反角也被它书写，并被它镂入青灰深黯的瞳孔深处。“命运即地理和时间的媾和之物。”我信奉这句格言，但还得补充一句：一座城市的命运之书往往通过某座建筑来书写。不是吗？我在其内部看到这座省城曾经的影子。1917年后，不同党派的主政者均将劝业大楼作为市政大楼，一道道政令从这儿发出，一条条讯息从四面八方飞向这里。1927年安庆首任市长韩安入驻此楼，所颁例规、令文、布告及呈文、批示和报告，在民间收藏家那儿仍可以看到；次任市长宁坤在这里提出建立横跨两岸的双联市，以及建设安宁、安九、安六铁路之构想，践行中山先生的宏伟蓝图，极具前瞻性并被后史确证。然而，此近景远梦很快被日寇入侵打破。1938年6月，省城安庆沦陷，地标大楼蒙受耻辱，成了日本驻安庆领事馆，驻扎鬼子宪兵和间谍，其机关长樱庭子郎和伪安徽省省长罗君强在这里进进出出。抗战胜利后，此楼先后成为省市政府公署，国民党要员李品仙、夏威等在此办公。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军弃城南逃，安庆宣告解放，军管会和行署相继设在这里，首任专员桂林栖进城次日，即派人将流散江湖的戏人潘泽海、潘璟琍父女请到城内，并在办公处接见他们。这里已埋下黄梅戏崛起的伏笔。
“正文”部分的电闪雷鸣，霜侵雪暴，足见皖城在巨河之岸所饱经的风云激荡和世事沧桑。由此可知，“后记”蓄谋已久，势不可挡了。这如同荒芜的后花园，某天忽然柳儿扬絮，残梅香冢飞来了蝶影。以雅可布森的眼光视之，此建筑堪称皖城史上最重要的转喻之一。其间它所浸润的京韵梅腔，又让我想到一部被地理和时间勾兑的奇诞之剧。“四折”悲情演绎，生旦净末丑各角均已谢幕，但道具仍充斥后台。笔者充其量只是从外围介入的旁观者之一，如爬行在它斑驳外墙上的小蜥蜴。到了“后记”的后半部分，我已调入皖城，周末在法梧枝繁叶茂的人民路上无目的地晃荡，其时此楼已划归文化馆（即后来的群艺馆）和图书馆，市书画院也设在其中。我时常伫立在南围墙的橱窗前，观赏里面各类文艺活动图片及书法美术展览。那时对它的身世风尘一无所知，也无法窥见此楼全貌。到了全民下海年代，沿街外墙盖起附加商业建筑，橱窗被改成门面，其面目也愈来愈模糊、可疑，以至于被彻底遗忘。我读史书、年谱或大事记，发现史家交代时间相当认真，而事件发生的具体方位却往往忽略或语焉不详。例如1907年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地点再明确不过，却无人关切此学堂在哪儿以及是否存留，直到近年才发现它以“安徽官立中等工业学堂”的名义存在着。忽略、漠视空间地理对事件的影响，这种观念曾长期制约对地方人文史迹的研判。对历史建筑的漠视与轻弃，便是这种观念最糟糕的表征之一。尤其与主流政治无关的商贸、民居建筑，注定了不是被拆毁就是被掩埋的命运。
我至今仍认为，这座老建筑承载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是它问世以来度过的最幸福安详的好时光。那时图书馆在一楼和二楼均设有阅览室，往往座无虚席。我去那儿，主要是浏览刚出炉的国内报刊，也不时借阅一些外国文学著作，诸如托翁小说《复活》、博尔赫斯的《博尔赫斯文集》、卡夫卡小说《城堡》等。博尔赫斯有个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其议论甚精辟：“图书馆就是面包，就是金字塔，就是任何别的东西。”《圣经》里有个著名的巴别塔——早期人类曾联合起来修筑一座摩天高塔，以此通往天堂，但上帝设计让人们说不同语言加以扰乱，使之各奔东西。然而，“巴别图书馆”反其意而行之，图书馆就是“通天塔”，存在于人间尘世，人们通过阅读互相沟通、理解而达至另一座“天堂”。倘此星球存在第一家“巴别图书馆”，馆长当属老博尔赫斯无疑。
在老城安庆，让我叹服的有两任图书馆馆长，虽与他们并无一面之缘。他们都曾出入于这座老建筑，直到年老身退。一是张君，一个眼光深远、敢作敢为的豪爽女子。改革开放之初，市里要拆掉陈独秀南水关老宅，改成自来水厂地下水库，张君听闻后，搬一把椅子堵在陈家门口，像一尊门神守护着。拆迁工头欲劝走她，她说：“我是新四军老战士张君，这座老宅不能拆！”声音不大，口气却不容置疑，“陈延年、陈乔年在此长大，走向革命，看你们谁敢拆！”一直坐到太阳西斜才回家歇息，她却辗转难眠，连夜动笔向市里打报告，强烈要求保护这座特殊的人文老宅。尽管结果令人遗憾，老宅大部分还是被拆除，但残余部分得以存留，仍执拗地向世界宣示正向之力并未枯萎，卓识远见并未全然瞎掉！家父与她同在文化系统，且私交甚笃，常听他谈起张君搜罗、整理陈独秀历史资料，破天荒成立研究陈氏小组。我手头有一本《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就是张君主编并送给父亲的。她之所为在当时被视为不合时宜，遭打压固不可免，却从未后悔，也不曾退缩。去年有一文友发来1992年“陈研小组成立会议纪要”影印件，后面附参会名单，笔者名字赫然在列，尽管是后补上去的。谁最可能在上面增补人名？除了张君先生，不会有别人。她显然是通过父亲知道我也在做这方面研究，寄厚望于年轻的后继者。
另一位馆长是蒋元卿（1905—1999），如今的新辈鲜有知之者。他是山东青岛人，家境贫寒，小学文化程度，凭自学成为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痴迷图书的程度绝不亚于博尔赫斯。不过从业之路并不顺遂，早年他在洛阳投笔从戎，在直系军队当兵，第二次直奉战争两次被俘。他决意脱离军伍，漂泊于山东沿海一带，当过客栈小伙计、报馆校对、仓库装卸记录人。后来青岛图书馆招考练习生，他投考被录用。民国二十一年（1932），安徽图书馆馆长陈东源读到他的《图书馆报纸整理之我见》一文，大为赞赏，招聘他到安庆任省图书馆管理员，负责筹建临江分馆。从抗战时起，他在各个时期（除去“右派”二十年）均担任省立或市立图书馆馆长。战火频仍，馆务困顿之际，他做了两件积功德的事：一是搜存董其昌摹刻《戏鸿馆法帖》残石一百一十三方（原件二百六十四方)，请名工拓印成十卷；一是访得清吴熙载刊刻包世臣书《小倦游阁法帖》梨版二十四片、枣版八片、石版三方（除日寇劫去两枣版外）。两部法帖均藏于省博物馆，书法界视为瑰宝。解放初期，他从废纸残书中抢救了不少文物，如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资治通鉴纲目辑览》、《十竹斋画谱》、方宗诚手稿、抄本《南诏野史》以及徽墨、铁画等。其后命运坎坷，“将萎之华，惨于槁木”。蒋先生一生著述甚丰，出版有《校雠学史》《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皖人书录》等十余部。有一反例可见其成就：三十年代撰写我国第一部《校雠学史》，八十年代仍遭中山大学赵某教授剽窃，更名为《校勘学史略》出版后大获好评，当年即被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赵永东等多人举报。另一部《皖人书录》编著耗时四十余年，收录皖人著者六千六百余人，著作一万七千余种，跨度从春秋末年到民国三十年代，历经烽火连天、时代变乱而咬牙持守，耄耋之年再行修订，不啻建一座皖地之“巴别塔”。我视蒋元卿为安徽图书馆之魂，生死相依，苦乐其中，直至最后一息。
笔者才疏学浅，曾到图书馆搜集陈独秀资料，未及向蒋老先生求教，至今视为憾事。我有一部《辛亥革命安徽资料汇编》，为蒋元卿风烛残年馈赠图书馆诸种图书之一，上有九秩亲笔题签，当时借阅未还，被扣罚图书证及押金。此书可视为我与蒋先生之别种相遇，亦是与这座老地标建筑的另类交集。人与人相契，人与物交会，至境在于神遇，在于气通。纵观天地大化，唯一气而已！
“后记”写至此，有点门额所镌“城南逸事”的味道。疫情中的一个冬日下午，我戴口罩进入这座老地标建筑，像一片残羽飘移在拱券的眉睫下，两侧的马蹄拱仿佛凝固了远去的悲凉嘶鸣。书籍作为生命体在这儿找到了自洽空间，闲散、自在、优雅。至于留声机、黑胶唱片、铜座钟、老算盘、旧缝纫机、黑白影片转盘，似乎更有资格代替你我他在这儿倾听、低诉、触摸。布罗茨基认为：“人就是自身阅读的产物。”几千年来，人和书互为灵肉，相互滋养。父亲辞世后，我在抽屉里找到一本蓝皮工作簿，发现他多次在群艺馆开会，诸如动员参与省文艺调演等等。早年市书画院成立，是在群艺馆馆长吴坚主持下，池州行署撤销后他和父亲一同来安庆，后得白血病而殁。很难想象哪一阵江风里不曾渗入逝者的身影，哪一本图书不与此前的线装本和手抄本存有或多或少之关联。九十年代我经常出入这儿，池州来的文友江浩一度担任馆长，那时这儿已被单位、住户分隔得七零八碎，阴暗、潮湿而且肮脏，唯有几只灰鸽偶或从屋顶上飞起，仿若它永不屈服之幽魂在江天徘徊。直到2020年那场大火，将物欲和喜新厌旧的迷梦烧出个大窟窿，引得全城蚁群和鸟族震惊莫名！巨河的雪第一次落入它焦黑冒烟的内部，落入结痂突然被撕裂的深处痛点，在四围的裸墙上续填又一页残破的履历。
不得不说，这座老建筑修复后仍有前后结构之差异，其俯视图由1916年的“日”形，变成2016年的“口”形。它最初坐西朝东，朝向喷薄而出的江上朝暾，寓意如“日”东升；一百年后，太多的沧桑、悲喜和酸楚，不堪承受的重负、遗忘和遮蔽，使它艰于呼吸，困于喑哑，只能像蒙克的油画《呐喊》中那个站在桥上的男子，捂住双耳，徒然地朝向天空张“口”嘶叫。我不知道这种释读是否合乎它的本意，是否有助于悟解历史中的种种偶然所暗藏的神秘！它不该如此，竟然如此，又不得不如此，岂是“命运”一词所可轻易了结的？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