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焱：来自血脉深处的回响，熊焱历七年推出55万字长篇小说《白...
一个差点“烂尾”的漫长工程
记者：首先祝贺熊老师新书出版，这好像是您的第二部长篇？能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吗？
熊焱：是的，这是第二部，第一部是七年前出版的《血路》，写的是四川的保路运动。第二部是从清末民初到新世纪十年，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和爱恨情仇，以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时代变迁，展示个体在这时代变迁中的生命存在和精神境遇。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创作的契机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创作历程？
熊焱：这部小说写得很早，是2006年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写的。之所以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祖上也曾是一个富庶之家，后来在时代变迁中没落了。听长辈们零零星星地讲过一些，我便有了创作的冲动。当然，这只是一个核，一个模糊的原型，大量的故事都是我虚构的。大约在2006年的年末，我写到18万字左右，便停下来了。停下的主要原因，是我想好好写一些诗，去冲击2007年的青春诗会。青春诗会被誉为“诗坛黄埔军校”，对青年诗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也不例外。但没想到的是，当几个月后我重新回来续写，却发现怎么也回不到那个小说的思维状态中去了。无奈之下，只好停下来，这一停，就成为了一个漫长的烂尾工程。直到2017年，我又重新提笔续写，但写得极慢。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的语言表达方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回不到最初的那种表达模式中了，但我不想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因为我最早写作的十几万字是我早年的热血和青春的见证与记录，我无法割舍。于是我尽量试着在语调上、在表达的气韵和氛围上与之前的保持一致。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写到2023年，才勉强完稿。
记者：书，很厚，在读之前，我看了介绍，说这是一部百年家族秘史，如此来看，书也不算厚了，您是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来讲故事的？这种庞大的写作框架是如何搭建的？
熊焱：这类作品姑且叫“长河小说”，在文学史上早已琳琅满目。这类题材，既不新奇，又很笨重，写它实在是费力不讨好。但写作，更多是顺从于内心的召唤，而不是以世俗成功学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否值得书写，比如它是不是重大题材，它有没有顺应当下的热点，有哪些元素可能成为爆款潜质……我不去考虑这些。伟大的作家如皓月当空，照亮人类精神的前程。但有无数像我这般普通的写作者，其写作是钻木取火，照见自我的前行。就这部小说而言，我就是想表现个体生命，尤其是小人物在时代变迁和岁月流逝中的本质存在。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家族作为切入口，故事就围绕着一代代人的命运来展开，同时也展现了与这一代代人相交织的其他人物的群像，写他们的爱恨纠葛，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在结构上分为上中下三部，每一部都是不同的主角。在叙事上，都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从不同年代人的视角去揭示不同代际之间的精神镜像。上部以家族的第四代人作为第一视角，从上20世纪50年代入笔；中部以家族的第三代人为第一视角，接着上部开始写，然后又倒叙到家族的起源，顺着书写家族的发展史和衰落史。下部以家族的第五代人为第一视角，从20世纪90年代写到21世纪10年代。三部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
记者：看到书名《白水谣》，就有种少数民族风的感觉。熊老师您是贵州人，众所周知，那里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方。不知道这部作品是不是以您的家乡为背景？如果是，里面是否有真实的投射？对于“文学的故乡”，您作何理解？贵州和成都，这两个地方，对您产生了怎样的文学影响？
熊焱：这个小说没有少数民族的风情。不过文中的地名白水，确实取自我的家乡。我老家就叫白水村。但文中写的是一个镇，而且是距离省城很近的镇，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成为省城的一部分，包括文中的省城和县城名字，也分明取自我老家的两个镇。因此，在构思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地理的原型，而这种原型往往来自在精神和生活上给自己影响最深的地理，那里的山川地貌、气候条件，人们的生活习惯、生存方式，以及人物的整体性格特征，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在文本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小说是有我故乡的背景的，有着部分真实的投射。
至于文学的故乡，我的理解是生理的故乡和精神的故乡。生理的故乡指的是出生地和童年时成长的地方，将会构成一生中永恒的记忆，成为人们的精神源头之一。当你开始创作，文本与故乡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生理的故乡便又内化为精神的故乡。另一个精神的故乡就是思想、精神的来源之地，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深邃的哲学著作，都可能成为精神的故乡。
对我来说，贵州是的我出生地和生长地，成都是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两者都对我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我有大量的文本是写故乡的，也有很多作品打上了成都的烙印，成都可谓我的第二故乡，她的城市气质、文化底蕴、生活美学，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滋养着我的写作。
记者：小说中各个时期的生活场景非常有质感，各色人物的个性也非常鲜明，杨志强、王秀莲、陈兴民、张春明以及文中的那个“我”等等，有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物群像。关于生活，您是如何做到还原的？有查阅资料吗？而人物的塑造，您又是如何完成的？
熊焱：对生活的还原就是要恪守诚实，回归于细节，在写作技巧上要符合叙事逻辑，而不是进行凭空的、没有生活根据的虚构。但是，又不能对生活进行照搬照抄，不能与生活贴得太近，而是审视生活，与它保持距离，从中提炼、甄别，努力去发现那些被遮蔽了的生活的本质和真相，所以书写那些自己未曾经历过的生活和岁月，当然要去查阅资料，资料也是一种素材，同样需要甄别和提炼，并在这过程中内化为自己的生命经验。
某种程度上，文学是一种人学。对人物的塑造特别重要，人性的复杂就导致人物的形象不是单一的、扁平的，而是立体的、圆形的，所以人物群像也应该避免同一性，当然，群像中的人物形象肯定带着某些普遍性，但一定又有差异性，即使差异性很小，也要在下笔时体现出它鲜明的特征。在这个小说中，我一直努力让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有自身的、相异于他人的形象，比如这个家族的第一代人，那位老太太，她只是配角，但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坚韧、传统的女强人形象，同时这种强还表现在她的果敢、骄横、雷厉风行的杀伐上。她虽然强势，但内心却是寂寞的，她在与年少的王秀莲相处时，又展现了她女性细腻的柔情。
在诗意中，追逐文学的光
记者：您更为大众熟知的身份，是诗人。为什么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
熊焱：大众熟知我诗人的身份，那是因为我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诗歌上，我所取得的文学成绩，也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但事实上我一直都喜欢小说。我的写作是从评书、武侠小说启蒙的。我父亲是小学老师，他喜欢看书。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看那些评书、武侠小说。看多了，也跃跃欲试，在小学六年级时动手写武侠，一直到大学，我都在写武侠。但是很遗憾，至今都没有完结过一本。不过，将来我一定会完完整整地写完一部武侠小说，以遂我未竟的武侠之梦。所以，创作长篇小说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之事。当然，更重要的在于，当我想要在写作中呈现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和话语模式时，大约只能选择长篇小说这种文体。
记者：其实在您的小说中，我明显感受到很多语言都是诗意的，诗歌写作对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熊焱：你说得很对，诗歌写作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是语言，还在于信念、思想。因为写诗，我一直保有着一份热忱、一种憧憬、一抹在彼岸遥远得微微闪烁的理想之光。即使我书写的基调是沉的，是冷的，是灰的，但终究是要在沉重中带着轻盈的飞翔，在冷中有暖，在灰中见光。
记者：从诗歌转为写小说，这中间有个过程吧？您觉得诗歌与小说，有没有贯通之处？诗意，是不是您创作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是否也是您的美学追求？
熊焱：事实上，我在2004年就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了，最早是发表在《作品》杂志上，随后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只是在之前我在小说创作上太懒惰，完全是玩票，有很长的时间都没怎么写，而是将更多的精力花在诗歌上。人到中年，有某些生命经验可能需要小说才能更完整地表达，所以开始认真对待小说。今后会是诗歌和小说并行。这两者有诸多差异，但在写作技巧上又有诸多共同之处，尤其是文学内在的精神属性却是一致的，它们都对广阔的外在世界和人类丰富而幽微的心灵世界给予深深的关切。
至于你提到的诗意，确实，对诗意的追求是我个人的偏好。在语言上，我不喜欢干巴巴的描述，那样太枯瘦、干涩。不过，诗人写小说，一定要警惕抒情的泛滥，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可能变成语言的汪洋，无法在叙事上暗示和呈现更多的空间。我曾经对诗意下过一个不严谨的定义，我认为诗意是来自于语言和灵魂的至高的力量。在这里我再简要概括一下，诗意分为两个向度，一是语言的力量，是语言层面上字、词、句所构成的摩擦力、压力和张力，并由此建构某种独特的气韵、节奏、情绪、氛围和意境，在字里行间呈现出多维的向度、丰富的弹性、捉摸不定的歧义，甚至还会呈现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但仅仅是语言表达的诗意是不够的，它必须要抵达精神和情感的核心。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向度，诗意是灵魂至高的力量，指的是以情感和思想所建构起来的内蕴、意义和气息，带给我们以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振动，甚至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心灵启迪。真要做到我所说的这两方面，其实是极难极难的。我也一直在努力的途中。
记者：可能在外人看来，写一首诗歌，很容易，因为它一般不会长到哪里去。但像这样的长篇小说，动辄几十万字，一定很辛苦。对此，您有怎样的感受？
熊焱：其实不论什么文体，要写好都不容易。尽管多数情况下诗歌不会很长，但对于严肃、认真的写作者而言，诗歌写作同样是非常耗费心力的。我的电脑中经常保存着一些诗歌的残稿，便是写了一部分就写不下去了，有时甚至卡在了结尾处。如果我要硬着头皮写完，也能做到，但我不能这么潦草地对待我的写作。不过，其艰辛程度还是无法跟长篇小说的创作相提并论。长篇小说的创作既耗费心力，又耗费体力。尤其是像我这样搁浅了好多年后又重新拾笔续写，更加剧了创作的难度，中间有很多段落、章节都是写了删，或者是写了改，改了之后又删。真有一种长跑的感觉，气喘吁吁，焦虑烦恼，特别是在抵达终点时涌现出一种精疲力尽的掏空感，但同时也有一种无可言语的愉悦感，以及一种只有自己才能体会的满足感。说真的，我也非常享受作品完成后的那种愉悦感和满足感，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有时候都会读上一遍，如果是诗，可能会反复多次地读，并且还自我陶醉地肯定自己，嗯，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哈哈哈。
记者：众所周知，阿来就是以诗人身份出道，最终在长篇小说上一鸣惊人。您觉得这会是您当下或者之后会走上的路吗？
熊焱：阿来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但他的创作之路是不可复制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命运和造化，不论是成为文学天空中熠熠生辉的星辰，还是成为被文学的长河无情淘洗的浮沫，但只要努力过，奋斗过，在文学的长路上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那便是无悔的人生。对我来说，今后将致力于诗歌和小说创作，始终把时间、热情和精力都献身于文学，踏踏实实地创作，认认真真地书写，那就够了。至于将来如何，那不是我所考虑的。
诚实地回应时代，超越时代
记者：您的两部长篇，《血路》和《白水谣》，都涉及到了清末民初这个历史节点，对于那个时代，您是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和兴趣吗？
熊焱：这两者涉及到相同的历史节点，只是一个巧合。写作的题材、表达的历史时间，有时是一种偶然。比如《血路》，我是偶然看到一遍关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文章，完全颠覆了最早我对保路运动的认知，觉得有趣，便查阅了一些资料，于是就萌生了动笔的念头。但写作《白水谣》是一个必然，因为我想写下祖上的某些故事，去回应来自血脉深处的某种回响。
记者：知所从来，方明所去。对那些您不在场的时代，您努力地去书写，书写那种历史或者文化的纵深感，意义何在？
熊焱：对历史的书写，是为了去蔽，还原历史的真实与重塑历史的复杂。同时还在于，对历史的回眺与追溯，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现实生活，是对当下的关切和对未来的展望。当你通过历史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现实生活，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记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命题。在您看来，一个作家应该有怎样的时代责任感？您如何理解一个作家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熊焱：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只要是诚实写作，都是对时代的记录和回应。哪怕你书写的不是当下的生活，而是过去的历史、未来的愿景，但都是基于你在你置身的时代的认知。不同之处在于，你的书写是面向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还是面向内心和生活日常的个人叙事。那些精神力量强大而宏阔的作家、诗人，比如杜甫、鲁迅、卡夫卡、米沃什、布莱希特、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为时代发声，为社会代言，承担着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但文学的大地上不能只是参天大树的壮阔风景，还应该有小花小草的别致样貌，这样才能构成完整而良好的文学生态。我想，只要严肃、真诚地对待写作，你就自然地承担起了属于你的那份时代责任。
对于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我借用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对当代性的阐释来进行回答。他说：“当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他强调不仅在空间上与时代保持距离，还要在时间上不断地回望历史。那样是为了更好地凝视当代，更好地认识我们所置身的时代和我们正经历的生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便是如此，既要深入时代，在作品中保存时代的细节，又要与时代保持恰当的距离，看到时代的结构，洞悉人类在这个时代中的本质存在。
记者：您觉得什么才算是不负时代的好作品？
熊焱：真正的好作品应该是超越它所在的时代，在任何时候都是闪闪发光的作品。但是有的作品又不能脱离它所在的时代和历史背景去评价它，那样就会得出偏颇的结论。比如《平凡的世界》，以现代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技术粗糙，但结合时代背景，就会被文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坚韧不拔、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深深感动，所以它也是不负时代的经典。这意味着，不负时代的好作品，需要记录时代的真实，又要站在时代之外，对人类的存在本质进行永恒的探询和拷问。
记者：接下来，有没有新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诗歌创作会继续吗？
熊焱：有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计划，是关于成都题材的。书名都想好了，正在收集相关素材。诗歌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以前说过，诗歌写作是我生命的一种本真，是我血液深处的盐。它调剂着我灵魂中最不可或缺的那一种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