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重酒酤议》

原文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群饮，《周官》司?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群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宏羊始榷酒酷，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余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升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

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必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盛鼎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咸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

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酗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沉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粱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辨。

译文

禁止酿酒和饮酒（酒禁）的政令由来已久。大禹疏远了发明酒的仪狄，《尚书·酒诰》里记载（周朝）惩罚聚众饮酒的行为，《周礼》中设有“司虣”的官职，专门抓捕在市场上游荡吃喝的人，汉朝初年也对聚众饮酒者处以罚金。到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开始实行酒类专卖制度（榷酒酤），从此酒禁政策就废止了。只有诸葛亮（武侯）治理蜀国时，禁酒非常严厉，街上都见不到醉酒的人。除此之外，再没听说有成功的例子了。王应麟曾说过，酒类专卖（榷酤）的危害，比鲁国初开始征收田亩税（初税亩）还要严重。原因没有别的：粮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而酒是粮食的蛀虫。大体估算一下：按五谷来算，大约一升粮食可以酿出一升半的酒；按百姓人数来算，大约十个人中有一个人会饮酒，每次饮酒也按一斤半来算。这样算下来，就是十个人耗费了十一个人的粮食啊！那么亿万民众中，就必然有十分之一的人要因此挨饿。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禁止呢？然而，事实上是禁止不了的。大凡民间日常的饮食起居、买卖交易等一切琐碎事务，沿袭已久，已经成为习惯和常态的，一旦想要强行改变它，即使用皇帝的尊贵身份来压制，用死刑的严刑峻法来威吓，最终也必定行不通。那些不考察古代事例、不听取近期的见闻、不了解人情物理的人，有的只凭一时意气，有的仗着自己有才能，都不知道酒是禁不了的。明明不知道禁不了却偏要去禁止，结果只会是骚扰百姓，最终仍然无法禁止。雍正年间，曾试图禁止民间使用铜器。起初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允许使用铜器，后来又改为一品以上才能用。乾隆初年，尚书海望上奏，因为禁铜政策无效，请求解除禁令。也曾严厉禁止过酿酒饮酒。乾隆初年，孙嘉淦上奏请求废止酒禁。他在奏疏中说，仅直隶省一年内因此被关押的人就有一千几百人，牵连之广令人难以承受，但酿酒卖酒依然照旧。雍正皇帝（世宗）在位时正值清朝鼎盛时期，政治整饬严肃，朝廷内外秩序井然，按理说应该能够做到令行禁止。然而即便如此，还是禁不了酒。这（雍正朝的例子）就足以证明酒是禁不了的。这都是历史的教训啊。又何况近年来的禁烟政策呢？

我个人认为，像酒这种东西，只应该通过加重酒税来抑制它。当时厘捐（商品过境税）一般只抽百分之一（1%），唯独酒可以规定：批发（顿酤）征收百分之十（10%）的税，零售（零酤）征收百分之二十（20%）的税，如有舞弊行为则加倍处罚。经过三四次这样的厘捐征收，酒的价格就会翻倍了。这样就能使家境贫寒的人不得不节制饮酒，特别贫困的人则不得不停止饮酒。只要能够减少一分酿酒（的消耗），就能多出若干粮食，也就能多养活若干人。这办法是有利无弊的。等到通过征收酒税取得成效后，应该酌情减轻五谷、棉布等必需品的捐税，尤其应该广泛发布劝诫饮酒的告示，加重对酗酒行为的法律惩处。对于宴饮聚会之事，要加以限制；对于沉溺于酒的人，不要提拔重用。让天下人都清楚地明白朝廷的意图所在，这样或许情况能有所好转吧？至于孙嘉淦奏疏里说的：“不酿酒，粮食就会烂在地里，反而损害百姓利益。”这种论调，就好比说赌场妓馆能让贫民有活干、有饭吃一样，是何等荒谬的言论啊！这实在不值一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