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晏《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

原文

倦翁与余交契三十年。既成《安吴四种》，亟寄一部以示余。余读其文，激宕遒美，其敷陈剀切，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疏无用之学。近儒之魁士名人也。余独惜其好言利，以贻无穷之害。

倦翁好奇人也，以好奇之过，敢为大言，訾毁成法，变更旧章，务为可惊可喜之论，以炫世骇俗。而不意其害之至此极也。夫漕运官盐，国家之成法也，积久行之，不能无弊。然当其遵行之时国用殷富民生蕃庶，利与弊相乘，未见其害之甚也。倦翁必欲变漕运为海道，变官盐为票商，狃目前之利。驯至海运票引既成，而漕艘盐船水手捆工，数十万之闲民，嗷嗷无食，其势不为盗贼不止。于是揭竿亡命之徒，乘间而起，蹂躏数省，焚掠累年而未已。向之所谓利者，已付无何有之乡，而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其始言利之计，始于一二书生，久之浸淫幕府。为大僚者，染功利之近习，昧经世之远图，误信而强行之。务隳旧章，破败决裂，已成不可收拾之势。而国用民生，交受其困。及乎贼氛既张，民之伤残至酷，岂非人事使之然哉！

呜呼！读书不过圣贤经传，便成名儒。谓能得海外奇书者，妄也。治世不过古今成法，便为善俗。谓能建当时奇策者，尤妄也。《孟子》首戒言利，率由旧章。今之人好言利而轻改旧章，专与《孟子》相反，何其戾也！忆丙子秋，余在白下，吴门王亮生示余《钞币刍言》，余不以为然。谓轻钱行钞，必无利而有害。

丙申春，余在都中，宜黄黄树斋鸿胪示余《禁洋烟疏》稿，请塞漏卮以培国本。座客皆交口赞之。余独嘿无一言。树斋固问之。余曰：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力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先，不当扰夷。坐客亦不以余言为然。迄乎钞法行而钱法大坏，洋烟禁而边衅大开，孰非变法者作之俑乎？

余深慨夫变法者之言利，旧章虽存，不能骤复。国用民生，日受其害而靡所底也。故自附于倦翁之诤友，为之书后以正之。

译文

我与倦翁相交已有三十年情谊。他完成《安吴四种》后，立刻寄来一部与我分享。我细读其文，见其文风激昂有力，论述恳切透彻，皆是为国为民的经世致用之学，绝非空谈虚论。这般造诣，堪称当代大儒中的翘楚。只是令我惋惜的是，他过度推崇功利之说，恐将遗祸深远。

倦翁本是才情卓绝之人，却因这份才情生出偏激，常以惊世骇俗之论抨击现行制度，主张变革旧章。漕运与盐务本是国家百年根基，虽日久生弊，但在遵行之时仍维系着国库充盈、民生安定，利弊相权之下尚未酿成大患。而他力主改漕运为海运、变官盐为票商，只顾眼前小利，却未料及漕船盐帮数十万劳工一朝失业，饥寒交迫之下竟成流寇。如今起义烽火遍燃数省，战乱经年不息，昔日所图之利早成泡影，而荼毒之深已不可尽述。

这场灾祸的源头，不过始于几个书生纸上谈兵，渐次渗透官场。身居高位者沾染急功近利之风，罔顾长治久安之道，贸然推行所谓新政。旧制既毁，新法难立，终致国计民生双双受困。待到动乱四起，百姓惨遭屠戮，岂非人祸所致？

可叹世人总以为通读圣贤经典便是大儒，妄想海外奇书能开新篇；总以为治国必须另辟蹊径，殊不知遵循古今成法才是正途。《孟子》开篇即言"何必曰利"，强调恪守祖制。今人却专好言利妄改旧章，与圣贤教诲背道而驰，何其荒谬！

忆及丙子秋日在南京，吴门王亮生示我《钞币刍言》，我当即断言轻钱行钞必生祸端；丙申春在京中，黄树斋鸿胪呈《禁洋烟疏》求联署，满座宾客皆称善，唯我默然。盖因鸦片之禁当以民生为本，若计较利害得失，必招外患。后来果见钞法乱钱制，禁烟启边衅，这不正是变法者种下的恶果？

如今变法言利之风盛行，旧制虽存却难复往昔。眼见国库日虚、民生凋敝，我辈却无力回天。故特作此文附于倦翁书后，虽为三十年故交，亦不得不尽诤友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