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现实的责任和良知
《苍生》是作家刘平勇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精品文学创作出版平台暨“文学创业板计划”首批成果之一，“京产文学新人新作培育”项目推广活动重要展示作品，2024年2月正式出版发行。《苍生》中的20个故事均来自于那个叫营盘的地方，他们生活在营盘或者走出营盘在外谋生，演绎出了许多曲折、离奇而复杂的情感故事，特别引人入胜。《苍生》无疑是十分接地气的优秀作品。营盘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与作品中的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散发着浓厚的泥土气息，作者把那些小人物的个人际遇与新时代的乡村巨变有机结合，讲述了一个个跌宕起伏的乡村故事，塑造了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解读了普通民众的民生问题，极力展示每个个体生命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对抗与冲击。
一
营盘给了刘平勇创作的丰厚营养，给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从营盘走向城市的刘平勇，从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着眼，逐渐蔓延铺开现代社会底层生活的多棱镜面，连续推出小说集《一脸阳光》《因为有爱》《香味》《天堂邂逅》，长篇小说《如尘》，包括最近出版的《苍生》等，通过作家的回忆重组，着力表现了卑微人物的困惑、挣扎、无奈、疼痛，呈现了农村厚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凸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对个体生命的深沉凝视。
散文家周晓枫说过：“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性格和经历相关，也和他的地理环境和心里环境相关。”昭通这块土地上，涌现了优秀的小说家夏天敏、潘灵、胡性能，优秀的诗人雷平阳、樊忠蔚等，他们写得那么独树一帜，那么敏锐旷达。莫言有个高密乡，刘平勇有一个营盘村。他的小说中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营盘，都是从那些泥土坷垃、沟沟壑壑、房前屋后、瓜田李下发芽、生根、开花，最后结出丰硕的果实。我和刘平勇是文友，每一篇小说写作伊始，他都会给我讲故事原型，讲接下来如何构思，怎样的表现形式。有的是他听来的，有的是他亲自发现的，甚至是参与的。比如前些年写的那篇《一脸阳光》，则是他邀请我们一群文友去“巧莲”家玩，还吃饭喝酒。巧莲是一个小女子，跟他有点亲戚关系。那天巧莲特别高兴，门口停了好几辆轿车，这在多年前的乡村并不多见。平时连自行车都不会停放的家门口，突然就有了几辆白色、黑色的轿车，给贫困的乡村带来一股冲击力，村里的邻居们都跑来观看，赞叹巧莲有那么些开轿车的亲戚朋友。同时也给了一个被人欺侮的村妇巧莲大大长了脸，出门进门脸上都漾着笑容。一个乡村女子当时的心里活动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平勇说：“一个作家的背后，隐藏着一块与之息息相关的土地，也隐藏着一群与之血脉相通的人。他们渴求美好，向往美好，在生存和精神困境中头破血流地突围，最终大都迷失自我和回家的方向，他们在陌生而缤纷的城市里，慌乱而盲目地演绎了许多令人伤感的悲剧。”作为营盘村落中的一员，作为与他们有着相同血脉的一个作家，虽然他后来进入城市，当了记者、干部，但是，他的根依然在营盘，依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和事，他所写的文字，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探析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烙印。
刘平勇是个孝子，除非有事回不去，每一个周末，他都要带着爱人回家去看望家人，有时也邀约几个文友，到地里看看庄稼的长势，苹果是否挂果，或者拔几棵白菜，摘几把豆角准备带回家吃。然后带几本自己和文友的新书给老父亲看看，谈谈读书的感受，互相交流阅读心得，陪老父亲喝一杯酒。刘平勇告诉父亲，多看书，眼界宽，心里健康。老父亲读过私塾，不仅爱读书，还写得一手好字，刘平勇酷爱书法也是从小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老人特别喜欢看儿子和他朋友的小说，觉得小说不生涩，不故弄玄虚，容易弄懂，里面写的人物活灵活现，就像站在自己面前一样，是自己最熟悉的村里人。刘平勇也尽量去找亲戚、邻居、学生、老师、医生、老板、屠夫、生意人、乡村干部等五行八作的人摆摆龙门阵，听他们讲讲乡村发生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后来那些故事都进入了他的作品。
在《平民》这个故事中，刘平勇告诉我，有一个人是他的一个亲戚，进城当了酒厂小老板后，虽然有了钱，但有初中文凭的媳妇嫌他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看不起他，认为他素质低，常常被人骗，坚决要与他离婚，他就找了好多天，终于找到家里，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难题：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有什么办法快速提高文化。快速提高文化？亲戚这个要求看似荒谬无脑，让人啼笑皆非，实则无计可施，令人心酸之至。在作品中，刘平勇塑造的这个典型人物，实际说出一个共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不少农民揣着五彩斑斓的发财梦，从乡间小路磕磕绊绊走进光怪陆离的城市，脸上写满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他们脚杆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就企图一夜致富，却无一不遭遇精神和物欲的重重打击。他们没有多少文化，有的甚至是文盲，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懂法，也不愿意遵守公共道德，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要么偷税漏税，偷盗抢劫，赌博嫖娼，甚至杀人，走上一条不归路；要么掉进被人设置的陷阱不能自拔，多年的积蓄血本无归。小说中的平民就是这种典型，他被人骗了钱财，无法追讨，酒厂办不下去了，就搬到乡下，在乡下依然经营不善，还是垮了，他就向岳父借两万块钱想东山再起，岳父不借，他就拿刀把岳父捅了，最终把自己送进了牢房。作者在取笑平民的时候，应该是饱含泪水，无比的沉重、心疼。这是他的乡亲，是他割舍不了的亲人，但他没有办法拯救他们。
接地气，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在刘平勇的小说里体现得最真实、最贴近生活。在他与乡亲们的接触中，用心用情与他的乡亲促膝谈心，感受烟熏火燎的生活，充分吸取创作的营养，敏锐地捕捉到了普通人的共性与共情，精心的挖呀挖，努力去经历与思考，最终写出了真正属于大众欣赏的“人话”与“人味”的小说。他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都是有基本原型的。对于一个熟悉底层生活的作家，写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只要把生活中的真实故事，稍加演绎写出来，那种荒诞和疼痛，就足以让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读者揪心和震撼。《小广播》里有一个姓唐的妇女，大家都不叫她的姓名，叫她小广播。原因是她话多，声音大，好传播小道消息、喜欢骂人。地里豆角、番茄被偷了，可以骂三天三夜，什么脏话、歹毒话都从她口中出来。是农村“骂街”、“泼妇”的典型代表。这种妇女在滇东北农村比较常见，骂人几个钟头不闭口，甚至不重复，把人骂得天昏地暗、苦不堪言。在营盘，刘平勇见识过这样人，骂人家的祖宗八代、儿子儿孙，过路的人唯恐避之不及。他精心塑造的小广播，还是一个吝啬无比的人，作者用一个婚礼的场面就把她刻画得淋漓尽致。她不仅话多无聊，嘴巴臭，还不解风情，不会说话，儿子一桩婚事差点被她搅黄。同时她斤斤计较，吝啬得让人讨厌。这在乡村里有一定的代表性，人缘不好，又锱铢必较，得罪人还不知道，常常被村里人看不起。当然，还有贫困那根刺也是一个原因，小广播之类的人不得不考虑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过紧日子。
二
作品展示了营盘人物的命运及他们的生存困境与奋斗的艰辛。
刘平勇当过村长，那个时候，计划生育，追缴公粮，割麦种烟，放水插秧，抗洪抢险，秋收抢种，邻里争斗，婆媳不和，父子吵架，偷牛盗马等，都是他的工作。他整天沉浸在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中间还管老百姓鸡毛蒜皮的杂事中。那些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种种苦难，毒蛇样缠绕着他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他的心疼痛无比。他手里的那支笔，书写时流着泪，滴着血。因为在农村，一有丧事喜事，他们就会摈弃前嫌，勾肩搭背，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景象随处可见；然而为了一只鸡、一棵菜、一个地埂而发生的人命案也比比皆是。他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全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心痛事实。他的小说，也因此充满了让人心痛的感伤和无奈、反思和警醒。
进入新时代，中国农村面临转型，农村的生产生活、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恋爱婚姻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作者以新的视角介入乡村生活，描绘出乡村新景观的浮现与村民观念的碰撞。《牲口》里的牲口是一个大个子男人，是村里人给他取的绰号。他勤劳善良，涵洞被淤泥塞住，几百亩秧苗要被淹没，别人不行都怕被水淹死，他脱了衣服裤子跳下水去清淤。为什么要脱得赤条条的？他穷啊，穷得只有一条裤子，弄脏了就只能光着屁儿了。涵洞掏通了，他被洪水冲出200米远，差点就命丧黄泉。牲口是个外来户，后来与后爹的女儿刘婉婉结了婚，夫妻恩爱，生活幸福。牲口善良勤劳，哪家有事都上前帮忙，邻里关系十分融洽。妻子漂亮能干，豆腐做得白嫩香糯，被村里人叫做豆腐西施。按说，这样的婚姻应该是持久的、美满的。但是，作者笔锋一转，他们爱的港湾涌进了浊流，婚姻出现了裂痕。小集镇上出现了五、六家歌舞厅，打扮妖艳的小姐们穿着高跟鞋在集镇上招摇过往，吸引了村里男男女女的目光。男人们花钱去找小姐，村里有姿色的女人也学会找情人了，农村真的有些乱了。妻子刘婉婉变了，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看不上男人牲口，甚至晚上也不准他碰自己了。妻子有了一个小卖部，经常与村里唯一的高中生搭车进城进货，不断传出绯闻，说是两人“裹”在一起了。
善良是有尺度的，过了就是纵容。某天，牲口把高中生和刘婉婉堵在床上，他拳头捏紧了，要狠狠修理那个高中生。可妻子大喊一声：“牲口，你不能打他，不怨他，是我心甘情愿的！”牲口眼里的火焰瞬间熄灭了，人就蔫了。此后，两口子就分居。牲口的善良还表现在一如既往的对刘婉婉好，他杀了猪，把最好的肉和火腿送给刘婉婉。高中生开始移情别恋，与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结婚了，刘婉婉憔悴了，她跟着女儿去了广州。牲口把自己攒下的钱打了五座碑，是爹娘的，岳父母的，还有他与刘婉婉的合墓碑。
大爱无言，牲口对妻子的一片诚心尽在不言中，在默默的忍受中，他知道今生无法得到妻子刘婉婉的爱，期待下一辈子在天国与她相遇，再度牵手。
在时代这个大浪潮的裹挟下，人们的观念与时代发生了剧烈的撕扯，营盘人不满足于波澜不惊的生活现状，他们也要像城里人一样五光十色，一样的亮丽光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牲口和刘婉婉他们能相依相爱，能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可是，生活富裕了，日子滋润了，他们婚姻的高墙反而被现实击得粉碎。牲口也追求过，努力过，抗争过，但生活对他太过残酷。他的乐于助人，被村里人像畜生一样使唤着，却并没有换来村里人对他的好感，大家依然叫他牲口，没有给他一点尊严。加之老婆跟了别人，他即便捉奸在床又能怎么样？
《小叔》中的那个小叔，刘平勇是饱含深情和泪水来写的。小叔的生活并不一帆风顺，他最为落魄，读了十多年的书，居然没有考取中专，无可奈何回家种地。一个农民不会劳动，连插秧都不会，这够丢人了。“笨得像猪”，父亲看不起他，庄稼人嘲笑他无能。小叔肯定要抗争，他发誓要生活得人模狗样，为自己争口气。但他不幸生了病，债台高筑，穷得掉毛。两个儿子和女儿也不争气，没有读出书来，辍学去打工。大凡贫穷的人都喜欢做美梦，想当钻石王老五，梦想一夜暴富。他不停的去摸奖票，次次失望，败兴而归。儿子武武生病欠下一屁股债，最终喝农药死了。他不相信自己会一辈子过倒霉的日子，也想滋润一回。别人有的，他也希望有，别人富，他不愿意穷困。他想要一辆车，小儿子为他买了一辆电动摩托车接幼儿园的孙子，结果他根本学不会，天天推着三轮车接送孙子，被村人当做笑料。这个曾经的读书人的困苦、艰辛、挣扎，始终对生活的残忍不屈服，即便亲人不理他，看不起他，村里人嘲笑他，他依然像老牛一样负重前行，让人疼痛、心酸。小叔这一类人生活困顿、无助，命运如此悲催，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作者发出拷问：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城市并不是一片净土，不是所有的一切都事事如意，但断了根的大发根本就回不去了。《燃面》中的大发，从营盘村走出来终于成了公职人员。在村里人眼中，应该算是吃公家饭拿公家钱的体面人了，但他的生活却不尽人意，处处漏风。喜欢燃面，燃面涨价却吃不起，母亲生病在床，吃喝拉撒要他照顾，欠了一屁股的债。爱上同事董晓琴，结果被领导霸占，他喜爱的一朵山茶花被领导摘了，他沮丧极了。鬼使神差，他见到一个人抢了长发女人的包，他见义勇为，用自行车绊倒男人，在撕扯过程中被男人扎了两刀，他被送医院抢救。后来，大发知道长发女人的男人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与董晓琴鬼混的流氓。后来，上司害怕大发揭发他，把他强行送到精神病院。
城市是一个名利场，像大发这样一个无背景的卑微人物，立足城市确实不易。他是一个小职员，猥琐、穷困，常被领导批评。他虽然弱势，依然善良正直，孝敬老人、工作踏实，热爱文学，见义勇为抓歹徒不计名利，因顶撞领导，被送进精神病院。他一方面对爱情心里波涛汹涌，但表面风平浪静，不敢付诸实施。对领导的权威，他胆怯害怕，无可奈何，最终成为强权治下的牺牲品。
三
孤独感是留守老人的共同感受，他们的生存状态堪忧。许多老人，他们在乡村生活惯了，都不愿意随儿女进城享受晚年生活，他们始终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即使一些50后、60后老人随儿女们进城，但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老人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随迁老人面临“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无法适应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家族成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可能加剧，随迁老人的心理问题便会凸现。孤独感更是身处异乡的老人们的共同感受。
在居家养老的小说中，有一篇很有特点，刘平勇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叫《香味》。这个香味，不是桌子上的饭菜食品糕点之类发出来的香，而是菜园子里的花香、蔬菜香、水果香、泥土香、空气香。潘老汉的儿女们都有了工作，进城去了，都离开了他，他身边只有老伴陪着。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可精神生活就充满了单调与寂寞，缺少精神慰藉。他和老伴曾经去和城里的儿女住过一段时间，因不适应城里人的生活节奏，差点病倒，就赶紧回到乡村。逢年过节儿女们回来，但留不住，他们吃吃饭就火烧屁股要走，理由充分得很：要减肥跳舞，要请朋友吃饭，要辅导孙子要做作业。
民间有一句俗话：娘想儿想断肠，儿想娘扁担长。如何让儿女们经常回家来，潘老汉绞尽脑汁，突然有一个伟大的想法：利用半亩田建一个菜园子，种些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就能让他们多回家来。说干就干，他和老伴冬天就开干，平整土地，种豌豆，种蚕豆，种草莓，娃儿爱吃。再种些蔬菜、包谷、洋芋，然后再栽一些花花草草，果树有樱桃、杏子、柿子、李子、梨树等。潘老汉天天在园子里劳作，他虽然有些累，累却快乐着。眼看豌豆成熟了，樱桃也快吃得了，就叫老伴打电话叫儿女们周末回来，如果不来，就说自己得急毛病，他们就会来了。等到周末，老两口儿打扫好院子，抹干净桌凳，望眼欲穿地等着。中午，果然有十几辆小车来了，在大门口一字儿排开，很多村里人来看热闹，羡慕不已，直夸潘老汉的儿女们有出息，尽是些光鲜的城里人，他听着那些赞美的话满脸笑容，十分受用。忙活了半天，吃了香喷喷的豌豆焖饭，黄昏来临，儿女和客人都走了，“老两口儿脸上虽然挂着笑容，分明有一些落寞。”希望儿女们下周再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潘老汉真是用心良苦，建了一个园子，让他的园子里一年四季都散发着香味，儿女们总会循着香味回来的。
这篇小说是温暖的，也是疼痛的。作者用悲悯的情怀，用深情细腻的笔触，去刻画农村老年人这个微弱群体，揭示了老年人生存状态的困境，以及对现实人生的思考。最有意思的是刘平勇这种构思的奇巧，让我们耳目一新。作品中的老人会想出这样一个“绝招”，用菜园子的“香味”来吸引儿女们回到老家来。
另一类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更加不容忽视，关键是他们失去了自理能力。儿女们成家立业后，都独立构建自己的爱巢，老父老母被凉在半边生活，他们无依无靠，特别是一些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尤为可怜。这些儿女虽然没有进城工作，依然在乡村劳作，但他们漠视父母的养老。有些老人养了几个儿子的，被安排“吃轮饭”（一家吃一个月），日子也不好过。老人们经常被冷落、辱骂，生不如死。秋叶娘是《晚歌》中的人物，她老伴80岁起，每天从地里劳动回来都要认真的洗脸洗手洗脚，然后在那个漆了十二遍的棺材里睡上一觉，说舒服得很。
按说，活着的人去睡棺材是不吉利的，但是，老人却乐此不疲。为什么？不就是活够了吗？晚年生活不如意，儿女不孝顺，不如早死。果然，82岁那年，老人也是劳动回来洗好躺进棺材里就再也没有起来。
失去老伴的秋叶娘日子更是一团乱麻：大儿子叫她去吃轮饭，她怕看儿媳冷若冰霜的脸色；儿子儿媳吵架她去拉，摔断了腿，小儿媳骂她一天躺着只知道吃喝。渴了，想喝水，儿媳骂她：“吃！吃！就知道吃！一天躺着睡着就想吃。我不饿，就你饿？”
她每天孤独地坐着等死。女儿读了书在城里工作，每次回来买些东西坐坐就回去了。她这样的日子，认为死了清净，活着受罪。最让人悲催的是：她每天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坟堆，有一个新鲜泥巴的是老伴的，她说下一个就是我了。求死，何止是她一个人。那个来和她聊天的梅三娘也那样说，下一个坟堆是我的。有句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两个老女人为什么不珍惜生命就想着死呢？还不是子女不孝顺的丧失感，不被重视和理解的沮丧感，疾病袭来时的死亡临近感，等等。
这是一个悲凉的暮年故事，一曲凄惨的人生晚歌。农村养老有很多问题，养儿防老，却有很多不现实。年轻人都很忙，忙挣钱、忙娱乐、忙赌博，就是忘记了一把屎一把尿把自己养大的老父老母。老人们节衣缩食把儿女们养大，娶妻生子，一旦老人失去自理能力，就认为是他们的累赘。这篇故事虽然很短，但作者提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如何让老人们有一个快乐的晚年，走完有尊严的最后时光。
当然，老年人的生活也不都是一塌糊涂。除了老人心酸、悲凉的故事，刘平勇还写就一些暖心的故事。比如《沙滩上的鱼》。老管30年了第一次做饭，老婆就很奇怪，事出反常必有妖，莫非他体检出绝症了？或者他做错了事，良心发现来弥补。这些当然都不是，是老管上昆吊唁老朋友顺便去看望嫁到省城的女儿小米。小米看到爸爸来看自己很高兴，背着孩子去买菜，回来忙着做饭，女婿不但不搭一把手，还悠闲地坐着喝茶。小米炒菜，女婿不好好看好孩子，让孩子碰破了头。女婿吃完饭就去睡午觉，小米还要收拾家什。老管心疼小米，他本来就不喜欢女婿，这下就恨上了。 看到小米的生活状况，就想起妻子的艰辛，这些年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惯了，她对自己照顾那么多年，是该弥补的时候了。他讨厌女婿，可是，这些年，他与那个女婿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老婆伺候。
这是一篇温馨的故事，暖人的小说。老管看不惯高傲懒惰、高高在上女婿的作派，心疼女儿太苦太累，女婿不会照顾妻子，是一个油瓶倒了都不会扶的男人。老婆张文珍并不这样认为，她几十年伺候男人已经习惯了，女儿和自己一样，伺候丈夫吃喝拉撒再正常不过了？丈夫和女婿也一样，是被妻子伺候的。
作者构思的精妙就在这里，老管在女儿家看到的一切，触动了男人的柔软处，改变了几十年被人伺候的习惯，要做饭给老伴吃，要好好照顾老伴，弥补多年的缺憾。他们都退休了，应该像两条沙滩上的鱼。沙滩上的鱼需要什么？不就水吗？这个“水”，就是丈夫给老伴的爱。不是说年轻时两个人的爱就不是爱了，但那种卿卿我我轰轰烈烈的爱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付与万丈红尘，现在的爱应该更加醇厚，更加让人回味。真正需要相濡以沫，互敬互爱，走完人生。
四
留守儿童，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作家刘平勇除了写出不少老年人生存状态的作品，还俯下身子低下头来，关注留守儿童的学业教育、亲人陪伴、生命安全等现象。他在山区、坝区当过小学、中学老师，接触过很多留守儿童，在他的“营盘”村，也有不少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都外出打工，把他们丢给爷爷奶奶照看，造成了孩子成长的遗憾，甚至有些还威胁到生命安全。
一个井，大家都来挑水，热热闹闹的。后来有人在自家院子里挖了井，就不来挑水了。村里的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就剩下一些老汉老娘们。正和老汉也有了自家的井，他当然方便多了，他要照顾四个孙子吃喝拉撒，还要送去读书，放学还要去接回来，特别的辛苦。正和老汉快满60岁了，在外打工的四个儿子、儿媳说腊月二十四要回来给老爹做生。这当然是好事，孙子们想啊，他们常年见不到妈妈，缺少母爱，偶尔看到瘸子媳妇给孩子喂奶，白生生的奶头吸引了孩子。一别几年，爸爸妈妈肯定也想自己的孩子。正和老汉的高寿，一家人团聚，本是大喜的日子，可腊月二十三大祸临头了：儿子们要回来了，他高兴啊。正和老汉发现隔壁正德老伴没有来自己井里打水，就过去看。
这一看，一切就改变了。
孙子们看到爷爷不在，便开始放肆起来，他们看到过《西游记》里悟空腾云驾雾，看到过观世音菩萨坐在莲花宝座上的逍遥。于是，三个人就坐到盖着水井上的簸箕里，也像观音坐莲花宝座那样浪漫一回。三个小孙子的重力使簸箕不堪重负，一下子就掉进井里。大宝年龄大些，在屋里听到呼叫，吓得不轻，急忙跑来拉三个落在井里的弟弟，结果力量不够，反而把自己也拉下去了。正和老汉回来不见孩子，不过就是十多分钟的功夫，孩子全掉到井里，他大惊失色，忙喊人救命，人是救上来了，可怜四个孩子都没气了。
天塌了，地陷了，这怎么得了？老汉顿时吓得昏死过去。四个儿子和他们的媳妇欢天喜地的回来了，他们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拿进家里。可是，晴天霹雳，屋里摆着四具尸体，让他们目瞪口呆。老汉自知无法向儿子、儿媳们交代，咬断自己的舌头自杀。这是小说《井》的情节，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自己家门口有了井，本是件好事，可偏偏变成坏事。这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也是空心村老年人的悲剧。孩子的父母一门心思出去挣钱，但忽略了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四个孩子几年见不到父母，一个女人喂奶，他们就看得如醉如痴，那不就是缺少母爱吗？从小缺少母爱的孩子违法犯罪、学习退步、自闭抑郁的不在少数。小说中的四个孩子虽然没有犯罪，但是落井淹死的悲剧也是够深刻的了。这篇小说有力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它让我们反思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安全问题、成长问题。同时，也对空心村现象作出一些思考。
五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刘平勇是昭通贫困村大山包乡的扶贫第一书记，几年的扶贫工作，以他亲身的经历，加之他多年植根农村的生活积累，完成了《苍生》这部小说的创作。这些年，许多扶贫的文学作品已经写成了概念化，或者成了“乡愁”的载体，没有任何新意。而这部小说却深入到了营盘贫困村民的内心世界，利用若干细节和矛盾冲突集中刻画了几个“难缠”的村民，反映了处于扶贫搬迁的历史巨变中人物的心灵深处的迷茫、纠结和畏惧。
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说是重点就在于有效缓解农村的贫困问题，说是难点也在于广大贫困群众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小说侧重点写的是搬迁扶贫。对于连基本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营盘贫困村民来说，整体搬进城市，是政府关心的结果，是他们摆脱贫困，走向全新生活的必然选择。这种选择，必然是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也是传统的农耕文明与城市化进程的选择。这种选择当然是痛苦的，纠结的。你想，过去要吃葱葱、蒜苗、白菜、包谷、洋芋地里就有；要养牲口，赶到山上啃青草就行。可是进了城，王大毛就说：“你叫我去喝西北风？离开了我的土地离开了我的庄稼，离开了我的牲口，我靠什么来养活这个家？”这不仅仅是王大毛一个人的想法，他们面对这样的选择必然是有抵触情绪的。
当然，搬迁后的生存问题，政府已经早就考虑到了。比如办各种培训班、就业指导班、技能辅导，等等。在工业园区里，就有很多易迁人员在那里工作，身份已经变成工厂里的工人了。
扶贫干部顾正实作为从营盘走出来的人，是一个尽职敬业善于攻坚克难的扶贫干部，这就是刘平勇以自己为原型而塑造的典型人物。营盘是作者的衣胞之地，老乡们是否脱贫，是否过上小康生活，一直牵绊着作者。扶贫攻坚的目标任务、脱贫对象、脱贫责任、考核挂钩都落实在挂包队员身上。他们顾不了家，不能陪伴家人，无法管理孩子，一心扑在贫困工作上。甚至身处危险，付出很大的精力，苦口婆心，也要完成任务。顾正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好干部，他和妻子都是单位的骨干，都是大忙人。做工作、救人、垫资，等等，成了他们工作的常态。
作品就以他遇到“刺头”贫困户杨富贵而展开。尽管他一心为村民夜以继日的工作，搬迁户杨富贵不但不配合，反而处处刁难顾正实。有句话说，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杨富贵的母亲赵德芝住在危房里不愿意搬出，他天天去说服，磨破了嘴皮就是不搬，她的儿子不愿意去做工作，不是推就是躲。
最伤心的是王大毛，四个娃儿，就是不搬城里的幸福馨居。他信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在惯的山坡不嫌陡”，搬到城里，吃一棵葱都要出钱，怕养活不了一家人。顾正实去了几十次都说不通，王大毛甚至拿着菜刀挥舞着说：“谁再叫我搬迁，我就砍了他，要不活大家都不活了”。做好事扶贫还差点闹出了人命。后来，顾正实和十几个扶贫队员再次上门，王大毛看到人多，提起斧子把住门说：“谁进老子的家门，老子就把他砍掉。”。
事情有了转机是王大毛患了胰腺炎，顾正实看到了机会，马上开车送他到医院，救了他一命。出院后还掏钱请他两夫妇去吃饭、看搬迁房、幼儿园、学校、医院、工业园区。可是回去后，思想保守倔强的王大毛依然不愿意离开故土，一辈子要住在危房里。杨富贵、王大毛是非常典型的贫困户，子女多，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也无一技之长。违反义务教育法不送子女读书，思想保守、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菩萨的灵验上。最终王大毛答应说搬家可以，但要在搬迁房那点建一个庙子供菩萨。这简直是荒谬透顶。最后顾正实同意他在家里供一尊石膏菩萨在书房，才同意搬迁。搬迁后买各种餐具花了6000多元，除了政府补助的3000元，大毛肯定拿不出来，顾正实只好自己帮他出了。
撼山易，撼人心难。脱贫搬迁的重心不在叙述扶贫干部如何扶持贫困户进行物质生活的脱贫，而在于顾正实他们如何深入贫困户化解营盘人内心的“症结”。通过政策、交心、治病、参观、就业引导等措施，最终，化解了症结，成功搬迁。
为了让一万多名文盲群众准确认出自己的楼栋、楼层和家门，顾正实居然脑洞大开，集中扶贫队员的智慧，把楼栋分为动物庄园、植物庄园和果实庄园，在墙上画上相应的动物、植物和果实，门上还有全家福挂着，不识字的人终归找得到了自己的家门。
顾正实的这个办法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意。有一家人居然住在狗栋鸡单元羊层，这就像一个笑话，一个虚构的天方夜谭，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这篇小说演绎了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也是一篇有着生活原型的好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现场感，展示出作家兼顾历史时空和现实生活的努力。
从生活出发，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起点，也是我读《苍生》这部小说的感受。毫无疑问，刘平勇从营盘走出来，他太熟悉那里的生活场景了，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面前。一棵树必有根，文学必有故乡。他这种“故乡创作”，直面生活，直面现实，把营盘的过去和现在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演绎出来，注重环境描写，剖析人物心理，加之严谨的布局和奇巧的构思，以现实主义的笔法进行思考和批判，让我们看到风雪后的阳光，刘平勇无疑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