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纪录的影像表达与乡村短视频的集体叙事
“纪录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纪实方式,在多视野的文化价值坐标中寻求立足点,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进行观察和描述,以实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和关怀的文体形式。”(25)纪录片中的东北影像表达,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多由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拍摄。这方面的纪录片数量繁多,以表现东北区域抗战中的人和事为主,内容稍显同质化和单一化。这主要因为“纪录片的素材是一种具有物理属性的客观对象,它源自于现实世界中的客体,它的形态是相对固定的、不会改变的”(26)。此处需提及两部社会反响强烈、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东北抗战纪录片,即由吉林电视台主导拍摄的《东北抗联》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白山黑水铸英魂》。这两部纪录片都与东北抗联军民的英勇事迹密切相关,但拍摄重点和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东北抗联》由动画影像、一手史料、情景再现、人物访谈等组成,“全景式展示东北抗联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27),同时还将东北抗联活动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来定位。如果说《东北抗联》侧重于全方位地表现人物群像,那么《白山黑水铸英魂》则致力于为代表性抗战将领作传。它“以‘人’为叙事主体,以‘故事’为叙事文本”(28)进行多维度的形象建构,将被社会神化的人还原为血肉饱满、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时代真人,是对传统英雄群像式纪录片创作模式的一次突破。此类历史纪录片大多在电视台循环播放,传递着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志,是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构成,具有一定的宣传教育功能。
其二,东北民俗纪录片。与东北民俗相关的纪录片一直都有,但扎堆出现应该是新世纪之后的事情,尤其是中国非虚构浪潮的到来催生出很多质量上乘的东北民俗纪录片。“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29)东北民俗纪录片以表现东北特有的民俗文化为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族特色。《长白山》《舌尖上的中国》《关东老号》等纪录片就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东北特有的物质生活民俗。大型系列人文纪录片《长白山》,分6集依次呈现《天铸神山》《王朝圣地》《生灵之源》《山海相望》《生生不息》和《大美长白》,不仅展现了长白山大气磅礴的自然风光,还向观众介绍了由东北特殊地理环境所致的伐木放排、山野采集等生产民俗。《舌尖上的中国》(第1季)将视线集中在吉林查干湖的冬季捕鱼活动,重点介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江河渔猎上的生产方式与悠久文化。《人参》《本草中国》这两部纪录片同样与长白山相关,但强调古老的采参行帮文化。《过年》《小村走席人》则详细介绍了东北地区的幼儿出生礼、成年礼、花甲礼、婚丧嫁娶等不同年龄阶段的重要礼俗,呈现出东北特有的婚俗传统和特色饮食文化。还有一些纪录片关注到东北民众的精神生活民俗和游艺娱乐民俗,如《最后的山神》《寻找声音的故事》,关注东北原住少数民族古老而神秘的萨满文化信仰和满语故事。
其三,后工业时代纪录片。由王兵独立拍摄完成的《铁西区》(30)是谈论“东北文艺复兴”时必定会提到的一部纪录片。“2000年,纪录片创作领域开始两极分化。体制内的纪录片人热衷于策划重大题材,拉投资、搞大片,走‘精品战略’路线;体制外的纪录片人借助于DV技术和新媒体,用普通人的生活解构了主流话语,并塑造出一部小人物演义的历史。”(31)纪录片《铁西区》拍摄于2000年前后,王兵手持DV,耗时4年,全身心捕捉沈阳重工业厂区的衰落过程,以及大量工厂倒闭给工人带来的生活与心理变化,探讨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东北后工业时代的影片,除《铁西区》外,还有张猛的《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不过,后几部属于借助虚构剧情创作的电影,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东北后工业时代。正是在这一实一虚的艺术表达中,东北后工业时代的多元面貌才被不断塑造出来。
进入新世纪后,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已逐步替代传统纪录片,成为面向普罗大众传播东北特色文化的一支强劲新生力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大范围下沉、智能手机在中国城乡的普及,以及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应用软件飞速占领民间市场,都为普通民众自主拍摄纪实短视频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以展现东北乡村生活为主的纪实短视频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崛起的,并且很快“在抖音、快手等头部短视频平台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32)。借助非虚构影像记录东北民众生活的博主,主要以东北本地城镇居民为主,如“东北雨姐”“张同学”和“八零徐姥姥”等。“草根小民”作为东北特色乡村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和“代言人”,自发拿起手机,以如实展示东北乡村生活为己任。他们所创作的非虚构短视频多以东北乡村日常趣事为核心,下地干农活、东北美食制作、风土民俗展示和乡村自然人文景观等都是常见的拍摄内容。与此同时,还有少量外地自媒体创作者因东北的巨大流量而特地前来。尽管因特定目的而创作的纪实短视频多少有点刻意,容易被观众贴上“蹭热点”的标签,但无疑也对东北的形象塑造和对外宣传起到一定催化作用。东北民众与外地博主联合行动,促使东北在短时间内爆火出圈,成为“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的一大社会奇观。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非虚构东北影像的创作和传播进入新阶段,东北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时刻在更新。
与纪录片中的东北影像相比,“草根”的乡村纪实短视频凸显出四个鲜明特征。首先,在内容素材上,更加生活化、接地气。这主要因为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能够更加自如地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乡村日常生活。其次,在拍摄视角上,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强调“我为自己代言”。过去的纪录片大多以观察者和旁观者的第三人称视角介入整个拍摄过程,由团队协作完成,且受制于某个单位,多属于集体叙事。而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的拍摄则取决于当事人意愿,个性化突出,自我意识强烈。再次,在传播上,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受众范围更广。传播速度与传播手段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视作为传统媒介逐渐被闲置,手机成为纪实短视频播放和传播的主要媒介,确保了拍摄、剪辑和制作随时随地都能进行。视频上传和投放所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逐渐变弱,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受众。这不仅增加了受众黏性,也保证了观看者的忠诚度。最后,在表现形式上,东北素材的纪录片主要以独立形式出现,而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则倾向于集体扎堆的爆发式涌现。因此,就社会影响力而言,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的受关注度更高,产生的社会反响自然更为强烈。
在“东北文艺复兴”中,以音频图画为介质的非虚构东北影像,主要有纪录片和乡村纪实短视频两种形式。它们既为东北文化跨地域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也开辟了东北形象塑造的新思路。但作为两种不同的非虚构文艺样式,纪录片和乡村纪实短视频对东北文艺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相对历史久远、品类丰富,注重呈现主流媒体对东北民众抗战历史、东北民俗及后工业时代的叙事表达,带有一定的宣传意味;后者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宠”,为东北乡村民众提供自由发声的途径和机会,借此来表现东北乡村民俗文化、自然物产及人文景观。尽管乡村纪实短视频在新世纪后才逐渐在民间普及,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准入门槛低、手机操作方便快捷、视频内容的娱乐性强等多种因素,使其迅速俘获受众的芳心。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受欢迎度的提高,非虚构东北影像日益显露出从传统纪录片的宏大叙事转向乡村短视频小我叙事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在非虚构东北影像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纪录片和乡村短视频互为补充、相互配合,多方位、立体式地传播东北文化,塑造东北形象,共同构成非虚构东北影像的重要部分。
四
地方性与世界性:“非虚构东北文艺”新的可能
“东北文艺复兴”最先肇始于互联网,后迅速被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借用、化用。在此过程中,“东北文艺”具体以小说、音乐、影视作品、短视频等形式呈现,不同体裁的“东北文艺”争奇斗艳的繁荣态势,似乎证明了其正在走向或已经实现了“复兴”。目前获得社会各界关注的“东北文艺”大多偏向于虚构创作,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董宝石的说唱音乐、“二手玫瑰”的摇滚乐,还有“老四”的搞笑剧情片。而“东北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虚构东北文艺”——非虚构东北书写和非虚构东北影像——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论及“东北文艺复兴”,理论界也对“非虚构东北文艺”少有提及。
但“东北文艺复兴”并非只存在于虚构文艺的创作和表达上,更有“非虚构东北文艺”在多个领域的探索与尝试。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非虚构东北文艺”都值得研究者为之驻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惠芬、齐邦媛、伊险峰、迈克尔·麦尔、徐前进、王兵等人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创作,继承并赓续了“东北作家群”、迟子建和“新东北作家群”的东北叙事传统,又在新的历史阶段带来全新思考,激发民众的创作潜能,并促进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催生了众多充满艺术审美新质的作品。“非虚构东北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传统东北叙事构成互文和持续对话关系,成为“东北文艺复兴”必不可少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和全新的艺术表达样态。本文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系统归纳和探讨,挖掘了“东北文艺复兴”被遮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弥补了“东北文艺复兴”在非虚构研究层面的不足。
在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其与往常东北文艺显著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以最大程度地趋向真实、接近真相为第一要务,通过现场直击、在场见证和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创作。《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在策划之初,便极力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有意引导“活生生的、与当下生活有关的非虚构文学写作”(33)。这一核心宗旨也较为充分地表现在“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创作实践中。无论是传统职业作家、新闻媒体记者,还是社会文化学者,抑或纪录片导演和乡村素人短视频拍摄者,都不约而同地通过非虚构叙事展开对东北地方性场域的表现和塑造。孙惠芬撰写《生死十日谈》前,只跟踪采访了不到5天,却闭门在家把乡村自杀事件采访调研的录像带扎扎实实“看了二十多天”(34)。迈克尔·麦尔为搞清楚东北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多次往返于博物馆、档案馆之间,《东北游记》最后长达40页的中文注释和20页的英文参考资料是最强有力的说明。伊险峰、杨樱和魏玲有长期做记者的经历,实地调研和采访等扎实的基本功有效保证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和《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真实性。而作为历史文化学者的徐前进,以在地实践性的写作为我们贡献了一本非虚构佳作——《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
另一方面,在文本内容、体裁样式与创作视角方面更加多元。“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在内容题材上大大延展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边界,不仅面向社会现实发言,还积极与历史进行对话,而且侧重于以口述实录和纪实短视频的形式表达来自民间小人物的心声。就体裁样式而言,既有非虚构小说、深度报道,又有文学传记和回忆录,还有纪录片与短视频等。“非虚构东北文艺”体裁样式的丰富,预示着“东北文艺复兴”未来的无限可能。而在创作视角方面,既有中国写作者的内部视角,又有外国写作者的外部视角。目前常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东北形象,一是现代“东北作家群”笔下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东北,二是迟子建笔下带有神话色彩的异域风情东北,三是“铁西三剑客”笔下没落的工业时代东北。而包括孙惠芬、迈克尔·麦尔、徐前进、伊险峰、迟秋怡、张锦等在内的众多非虚构创作者,以切实的非虚构书写和影像实践,贡献了一批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试图以最真实的姿态呈现多维度的“非虚构”东北形象。这大大丰富了既有的东北形象,赋予东北形象更多的立体感和历史感。质言之,“非虚构东北文艺”通过不同类型的非虚构创作,完成了对东北地域的个性化和体系化描述,表现了“东北文艺复兴”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指向,挖掘并保证了其自身鲜活的多样性。
东北不只作为地方性区域而存在,亦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如果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是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复杂的地区,但是同时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北、东北文化和东北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和身份概念,更成为被集中标识和指认的概念。”(35)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中,强调东北的动态特征,将东北文艺研究置于国际视域下,考察“东北的人与事如何勾连成跨时间、文化、政治的网络,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也如何形成独特的历史地位”(36)。这预示着东北不应该只是一个地方或区域,更代表着中国。在相关研究中,东北自身的复杂性和世界性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有鉴于此,应将东北放置在全球文化视野中来定位、塑造。而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的诞生和热销,显示了东北正在被世界“看见”。“非虚构东北文艺”将中国本土和域外来者的非虚构东北创作全部纳入东北叙事谱系中来考量,为世界中的东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这既可以丰富民众对作为地方的东北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在整体上认知中国。
注释:
(1)见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2)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李丹:《“东北文艺复兴”:历史的生产与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
(4)猫兜:《〈铁西区〉:纪录电影的新标杆》,《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5)(32)兰梦:《短视频中的东北乡村记忆书写及地域形象塑造》,《当代电视》2023年第5期。
(6)韩春燕:《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
(7)见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韩春燕:《拆解或者还原:〈北方化为乌有〉的叙事策略》,《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8)见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李丹:《“东北文艺复兴”:历史的生产与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赵坤:《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胡哲:《误读的“复兴”与“繁荣”的困境——“东北文艺复兴”的话语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9)见白杨:《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刘诗宇:《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张维阳、汪奕蒙:《大众文化与文艺的互渗——关于“东北文艺复兴”》,《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李莎、黄敏:《东北文艺复兴视域下新东北电影突围的三重路径》,《电影新作》2023年第3期。
(10)见刘岩:《〈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金鑫、毛敏:《“议题牵引”与“向内开掘”——论〈张医生与王医生〉对于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写作》2023年第5期;毛旭:《素人传的崛起及其特征——以2021年中外两部传记作品为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1期。
(11)见李蕾、钟栎娜:《域外视角、边缘叙事与地方性书写——美国非虚构作家梅英东的东北叙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1期;沈闪、〔美〕迈克尔·麦尔:《多重世界经验下的“非虚构”中国——迈克尔·麦尔访谈》,《写作》2020年第3期。
(12)见周景雷:《不可探查的“关系”与“坏乡村”的秘密——关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叶君:《乡村致死之疾——论〈生死十日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申霞艳:《当我们谈论生死,我们在谈什么——论〈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1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4)(34)何晶:《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15)〔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102页,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16)高越:《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写作分析》,《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