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号江湖》：女性意识的呈现与女性主体的缺失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开创者和领军人物、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提出叙事声音的概念。叙事声音分为作者型、集体型和个人型三种。“作者型”叙事声音，实际上也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型叙事，叙述者“不仅可以自由地展示小说中人物的言语、行为、观念和情感，而且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爱憎倾向，随意评点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甚至直接抛头露面地在作品中发表关于人生、历史、道德习俗等的各种议论。”（高小弘：李锐小说叙事声音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34页）李芩的《公号江湖》就是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方式，聚焦在苏晓忆和孟南晖身上，故事两条线索交叉进行，江城和慕尼黑两个城市彼此交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读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
故事以纸媒衰落、自媒体崛起为时代背景，透过女主角苏晓忆的视角，多方面描写其事业和情感生活，刻画了苏晓忆这个女性的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这契合了当下关注的性别问题，包括在私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和不同，讲述了女性对婚姻、爱情、事业的选择，关照了女性实际的生存状况。本文根据女性形象、性别意识、叙述方式等理论进行切入，从生育问题、女性形象分析、两性情感三个方面来分析小说呈现的女性主体性问题。
一
家庭与事业，生育与职场
女主角苏晓忆是知名报社记者，业务能力强，气质尽显文化人的优雅和品味，丈夫孟南晖是大学教师。张爱玲说，“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苏晓忆表面上体面、安稳的生活，实则背后充满隐忍和苦涩，因为结婚十年没有生育，她被婆婆和同事讽刺为“不下蛋的鸡”。在传统父权制社会里，因为女性有子宫，生育成为传统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女性的自觉担当。在男性凝视的压力下，苏晓忆认可作为儿媳、作为妻子的标签，所以会陷入男权话语带给她的迷茫和困顿。一向业务精湛、生活独立的苏晓忆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怯场了，她无力反抗周遭世界给她的评论，自己也不自觉地把生孩子当作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去完成。虽然不能怀孕的责任在男方，但是在社会偏见的压力下，生育焦虑让女性迷失自我。苏晓忆和孟南晖在求医问药的同时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语，说想要生孩子就要往西边去。她辞去马上就升任副总的工作，奔向本来就与自己充满矛盾的丈夫孟南晖，开启专职生娃的人生之旅。
在事业与生育发生冲突的时候，苏晓忆毅然地放弃事业，自觉承担“延续香火”的责任。因为想要生孩子，苏晓忆从一个优秀记者，变成一个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完全依赖男人的女人。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当母职被视为神话时，就演变成了一种压迫工具”（吴小英：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变革、争议与启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20-29页），并且对这种母职神话进行了批判。“传统家庭结构通过两种核心方式实现了对女性的压迫：一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家务和儿童照料的无酬劳动剥削，二是通过男性对女性的性和生育的控制。”（吴小英：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家庭：变革、争议与启示，《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第22页）虽然文本中没有明确指出孟南晖要求苏晓忆辞职跟随他去德国，也没有表现出两个人因为怀孕不顺利而出现的直接分歧，但是从他们生活和事业的选择与发展来看，苏晓忆明显为生育付出了牺牲事业的代价，而孟南晖按照自己既定人生一路前进，没有受生育的影响，这就隐性反映出生育责任对女性的潜在剥削和压迫。
女性被父权结构化成“再生产的工具”，成为“行走的子宫”。苏晓忆婆婆的形象是则是封建思想符号的外化，认为女性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具有典型的母职神话思想。她自己把一生都奉献给家庭和孩子，用自己全部价值去成就家庭的完整，并且以儿子为骄傲，是典型传统女性形象。在婆婆眼里，“延续香火”是苏晓忆作为儿媳妇的本职工作。苏晓忆与孟南晖结婚多年没有怀孕，婆婆说“有气质有品味不会下蛋的女人娶回家有什么用”，并且劝说儿子跟她离婚再娶。当婆婆得知她怀孕的消息，说“她可是我孟家的大功臣，我要感谢她呢。”当婆婆得知他们离婚之后，说的是“让她把我的孙子还回来，她走了我不留，但要让她把我孙子还回来，孟家的根，哪能让她带走。”在父权制下，女性被剥离主体身份，只有生孩子的责任，并没有孩子的所有权。
故事中的配角，书店老板、博士生导师老程，和菜刀姐彼此有感情，但是因为菜刀姐患子宫肌瘤丧失了生育功能，老程考虑到自己是程家独子，为了要给程家延续香火，还是没有跟她走到一起，而是娶了一个年轻二十岁的姑娘，给他生了三个娃。虽然菜刀姐凭着一把菜刀走天下，开了好几家连锁店，但在婚恋市场上还是竞争不过能生育、没有经济能力的年轻女性黄丹丹。而实际上，孩子到底给女人带来了什么呢？陈落雁的女儿有癫痫，全家将责任推到她身上，以至于她带着女儿离婚后远赴德国。因为女儿的疾病，陈落雁被别人认为是一个晦气的女人，这是社会对一个苦难母亲的敌意。苏晓忆千辛万苦生的儿子，却患有孤独症。更惨的是，陈落雁的女儿小葵在一次公共场合癫痫发作，她用石头砸向自己，从此成了植物人。孩子是女人一生的牵绊，一个女人成为母亲就意味着永远的责任和负担。笔者并非提倡女性不婚不育，而是呼吁社会对女性生育的选择更加宽容和理解，同时对母亲这个角色更多的宽容和理解。女性的价值也不只是生育功能，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生育不只是女性的责任，男性应该与女性共同承担。
一个女人不只是成为一个妻子、一位母亲，更应该成为她自己。当苏晓忆怀孕之后，她和孟南晖离婚了。离婚之后的苏晓忆，放弃一切资产，带着腹中的孩子回国，在无存款、无工作、要养娃的情况下开始创业，这是她离开家庭，走向独立的开始。女性只有像男性一样没有退路、不想依靠他人、奋力拼搏的时候，她的能力和价值才会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女性只有走出家庭，在社会中求生存的时候，她才有底气走出男权中心话语体系，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成为完整、独立的个体，赢得社会尊重。正如苏晓忆决定和孟南晖离婚时所说的，“从今以后，请远离我的生活，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来左右我。”从把生孩子作为人生的重心，到离婚、独自生育孩子、创业，苏晓忆开始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体系。女性只有脱离家庭和生育的规定和束缚获得经济独立，才能获得自我主体性。
二
女性主体性的困境与反抗
性别批评中的女性意识是指，以女性的眼光来洞悉自我，确信自身作为女性的社会存在和生命意义，同时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外界，以女性的生命特色对这个世界加以理解和把握。当代著名学者乐黛云认为，“女性意识”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从女性角度探讨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以外的女性创造的“边缘文化”及其所包含的非主流的世界观，感觉方式和叙事方法。（乐黛云：《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文学自由谈》，1991年，第3期）《公号江湖》中“女性意识”，体现在作者对女性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刻画和呈现。
苏晓忆生活体面自在，待人接物友好良善，情感丰富细腻。作为一名女性，她是喜欢自己的女性特质的。作者多次刻画苏晓忆作为女性的穿着打扮和心理特点，她在见李无言时，不断地审视自己的衣着和妆容，连衣裙、香水、手链、扑粉补妆等等。如果李无言时一面镜子，她想在这个镜子前展现的是自己的女性特质。如果李无言是一名观众，她想让他看到的是她作为女性的美。苏晓忆和安砚见面，“两人习惯性地打量对方一下，把对方的胖瘦、肤色、衣着服饰互相点评一番，然后才落座。”（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6-97页）被苏晓忆当作楷模的同事赵主编，“气质高雅，也是个典型的香水控服饰控旅行控，她们之间堪称情投意合”（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8页）。描绘女性形象，突出女性特质，这是看见并尊重女性的表现。但是苏晓忆对于自己这种温柔的女性外表是有一丝自恋情结的，与她的业务能力一样，更多的是通过作者的叙述来表现她的优越，这种优越是一种底色。苏晓忆的女性特质下的内心是矛盾而复杂的，波伏娃说得好，“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舒小菲译，西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72页）苏晓忆就是这种漂亮女性，光鲜亮丽的外表是她的有力武器。
蕾切尔·卡斯克说：“我如何理解‘女性’这个词呢？虚假的事物；是化妆品的储藏室，是充满了洒了香水的精品店以及包装精美的商品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假睫毛、法国润肤霜、粉末胭脂的世界；是受苦、自控、忍耐等字眼通常只与减肥相关的世界；是充满温和、自愿压迫的世界……”（[韩]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黄建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苏晓忆在女性特质自恋的外表下，有着身份认同危机，这种身份认同让她“充满温和”“自愿压迫”。
女性主义强调女性身份的差异性与多变性，主张女性要处理好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当女性无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时，便会偏离对自我的正确认知，从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这两重维度中蕴含着女性被社会施加的身份表征以及被赋予的个人符号呈现。苏晓忆的同事、也是她的对手盛希莉讽刺苏晓忆是“不下蛋的鸡”，苏晓忆感觉被戳到痛处，被激怒到去找她理论，痛哭流泪，她对于外界给她的标签充满委屈，但也慢慢自我解脱，“不下蛋就不下蛋，下不了蛋就不下蛋，人生哪能事事顺遂事事完美？！”（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83页她自己也知道不能怀孕不是她的问题，但是当外界所有人都把“错误”指向她时，她却不自觉地接受了这样的标签。“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家庭语境下的语言能指符号所施加给女性的就是询唤关系的总和，构建出一个由身份、地位、名号所共同组成的对象，这便是社会赋予女性的身份。”（王大六、朱旭辉：《女性意识重构的真实呈现——评电视剧〈加油！妈妈〉》，《当代电视》，2023第1期，第47页）女性被社会施加的身份所桎梏。
优雅得体的苏晓忆骨子里其实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她放弃国内即将升任副总的职务，毅然投靠在德国访学的爱人。苏晓忆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软弱的，她在婚姻中明显感受到了丈夫的专断和自私，生不出孩子也不是她的错，但是她仍然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苏晓忆辞职的时候一往无前不计后果，离婚的时候同样是这种“傻白甜”人设。婚姻中，她在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选择净身出户，而且是在她自己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工作、离婚、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的高龄女人，生活会有多艰苦，她是没有去考虑的。这个决定也为结局埋下伏笔。苏晓忆是一个从来不为明天着想的理想主义者，孤勇和孤傲有余，缺乏应对现实的真实能力。
而小说中的两个配角更具备现代独立女性的特质。陈落雁像孟南晖一样，是山区工厂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硕博，到德国做访问学者并且留在了德国。陈落雁漂亮、性感、妩媚，而且聪明、勤奋、独立，德语和英语都非常好。她的生活并不轻松优越，一个人带着患有癫痫的女儿在异国他乡，自己面对一切困难。但是她从不向生活低头，保持着靓丽的外表和坚强独立自由的个性。她非常务实，但也有情有义，为了留在德国，她与一个年纪大的德国人协议结婚，得知老头病情严重精神崩溃的时候，她尽其所能地帮助他安抚他。在陈落雁的世界里，感情是第二位的，生存才是第一，自己的感受才是第一。她的选择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或者推动，她不束缚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束缚。她爱上孟南晖，但是她不依附他，也不限制他，他们独立自由，灵魂相惜。她说“何苦想那么多，肉体是用来享受的。”（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08页）这看似离经叛道的言论，是女性正视自身的欲望，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脱离男性凝视和规训的束缚的开始。
安砚从一家跨国公司的医药代表做到大区经理，开着路虎，住着高档小区。正如她说的，“与众不同的背后，是无比寂寞的勤奋，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青春好时光。你看到我光鲜的一面，却没有看到我风里来雨里去。”（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96页）她在感情上也十分理智，她说：感情只是生活的小调料，不能当饭吃。安砚认为，爱情婚姻是建立在两个人共同进步的基础之上的，她自己内外兼修，保持身材、苦练本领，而她的老公不进反退，他们的婚姻就自然而然走向破裂了。她和情人江洪波两情相悦，也相互利用，暧昧不出界。
三
依附无望与空洞暧昧
因为个人抱负受制于女性身份和社会压力的阻碍，女性“仍然在生活中腾出一个位置给予男人和爱情”。（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页）沉溺于内在性的女性把爱情当作生活本身，但从小就被教育有超越性的男性只把爱情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女性一旦深陷这种不对等、没有回应的两性关系中，自我虚无化的同时，内在性的处境也更加艰难。苏晓忆就是这样沉溺于感情的虚无中。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支配女性并情感善变，是女性不可靠的脆弱支柱。
苏晓忆与孟南晖作为夫妻，无论是外表还是职业能力上都是旗鼓相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从性爱姿势到生活安排，孟南晖都是他们两性关系中的主导者，苏晓忆明显是处于被“压迫”的一方。他们没有生育问题出在孟南晖，但是他还是默认外界对苏晓忆的指责，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生活细节上的分歧，都是以苏晓忆的迁就和妥协而不了了之。到了德国，孟南晖很快出轨陈落雁，但与苏晓忆离婚时，他却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要求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自己所有。显然，在苏晓忆的婚姻中，两个人的天平是不平衡的。
如果说孟南晖对她来说意味着婚姻的残酷，那么李无言对她而言就是爱情的幻灭。生活里很苦的人，给她一丝甜就能填满，像苏晓忆这样的女人就是容易被深情和苦情打动。或许李无言是与苏晓忆情投意合的那类人，他们都喜欢文字，彼此之间“深度诱惑”，对生活有一种别样的希望。在李无言面前苏晓忆感受到了被尊重被欣赏被爱的感觉，她迷恋于李无言给她的初恋般的恋爱感觉。苏晓忆与李无言的爱情，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动人，是女性最喜欢的“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有钱不过是李无言身上不值一提的优点，重要的是他儒雅绅士、品味不俗、铁血柔情、深情专一。这种爱情，就像故事一样，却只是苏晓忆生活的一个插曲，一个偶然事件。如果说和孟南晖的婚姻是传统社会中的围城，苏晓忆的一进一出，足以体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中的弱势地位。那么与李无言的爱情，就像梦境一场，异常绚烂美好，却不切实际，梦醒之后只剩无尽的惆怅。面对爱情，苏晓忆是勇敢的，甚至是“恋爱脑”。在得知李无言突然失去联系是因为牵连到一个贪腐案件时，她离婚回国，在自己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到处找人帮助他打听情况。而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并没有公开，她的关切对于李无言来说，并无恰当的身份。正如书中多处出现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是第几个字？”（李芩：《公号江湖》，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30页。）李无言的消失，意味着爱情的幻灭，他与苏晓忆之间所谓的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不过是空洞的暧昧。
对于苏晓忆这样的女人，李无言这样的男人几乎满足了她对于爱情的一切浪漫幻想。然而在更激情的爱面前，她却没有爱的能量。德国男孩费恩，对苏晓忆的爱让他穿越生死，穿越千山万水奔赴中国，来到苏晓忆的身边，想要和她一起生活下去。面对这样深刻的爱慕和欣赏，苏晓忆并没有全然接受。费恩的母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在费恩因为母亲病重需要回国的时候，苏晓忆也没有揭穿真相，而是让他离开。爱情需要克服种种困难和阻碍，苏晓忆没有勇气去冲破世俗的阻碍。因为她和费恩之间年龄相差6岁，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费恩母亲的反对，苏晓忆再次在两性关系中败下阵来。在两性关系中，苏晓忆是一个缺少主体性的人。
苏晓忆人生中的困境都是依靠同性朋友的帮助走出来的。当李无言突然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她的焦虑和痛苦是靠好朋友安砚给她提供消息、帮她分析情况，带她走出情感的漩涡。当苏晓忆只身回国，有孕在身又无工作的时候，又是安砚提供人力物力帮助。最后，她创业失败、房子被前夫要回去、另一个爱她的人即将离去、儿子自闭症，生活落入低谷……唯一不变的是安砚这个朋友一直在身边。
苏晓忆作为一个现代都市职业女性，对她的刻画主要体现在情感偏好和精神追求上，她的人生选择和价值取向透露出现代语境下女性的身份认同危机。作者所塑造的女主角成长之路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情感的幻灭下，获得自身的完整性依靠的是具有“雄雌同体”的性格特点和女性朋友的帮助，而不是借助男性的力量，也不是在情感中找到归宿，更不是回归家庭，但这也是现代女性的真实写照。
在现代都市文化和社会语境下，价值追求是自由和多元的。女性要想在世界关系和生命内在性的超越中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就要在经验世界中建立自我意识，塑造自己，无论最后是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世俗的幸福，还是在职场上闯出一片天地，只要是对自身从属地位的觉醒和反叛都是有价值的。对于一个独立女性，婚姻爱情和事业，一切都应该是以自身价值的实现为前提。苏晓忆，在事业与生育之间选择生育，在现实与爱情之间选择爱情，在物质与精神之间选择精神，最后失去感情、创业失败、孩子自闭，她的生活面临再一次的重新出发，可能充满无限可能，但是面对的困难也可想而知，所以苏晓忆最终的自我觉醒和成长的力量还不够。如果小说以女性自我经验为本，将女性角色的自我关注扩大到对女性自我成长之路的关注，塑造一个独立强大的女性形象，小说的感染力会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