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谈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
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战玉冰长期关注类型文学与电影，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而在最新出版的《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中，他将目光投向了福尔摩斯这个最为著名的侦探形象最初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向读者展现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作家是如何“戏仿”福尔摩斯小说的。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他为我们回顾了晚清民国时侦探小说作为舶来品，逐渐完成本土化的历程。
您在《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的“后记”中提到，自己“做学术，像侦探一样”，该怎样理解这句话？
战玉冰：我觉得这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说。我之所以会研究侦探小说，最初肯定是因为阅读上的兴趣爱好。但我也不是只喜欢侦探小说，比如科幻、武侠、恐怖小说，我也都很喜欢。
然后，我在博士阶段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个领域之后，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已然远远超过了对侦探小说本身的兴趣。具体而言，我的最终研究理想是想通过侦探小说，或者说把侦探小说作为方法，来把握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现代与革命的发展历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侦探小说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关联。我目前已经出版的《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两本书关注的还是晚清民国阶段，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构成了我理解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中国都市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个切入点。而我现在手头正在展开的研究是关于1950至1970年代的反特小说，这和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以及“冷战”历史都有着高度的关联性。之后还有1980年代以来的公安文学、悬疑推理小说、影视剧，一直到现在的悬疑类网文。每个时代，侦探小说都以不同的面貌和方式参与到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构历程之中，这其实是我更关心的问题。
而我做博士后和现在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块。这也促使我去尝试超出国族历史的框架，在更具普遍意义的“现代”视野下，把名词“侦探”作为现代理性主体人格的典范，把动词“侦探”作为现代人处理自我与知识、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想要借此获得更加深刻的理解，并拓展未来研究的可能性。这或许是“做学术，像侦探一样”这句话更深层次的意义。
相较于科幻小说、武侠小说的研究，侦探小说的研究有什么特别之处？
战玉冰：我觉得科幻、武侠、言情、侦探，不同的文学类型所提供的东西是不大一样的。科幻小说更多涉及乌托邦或者恶托邦想象，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小说。武侠小说提供的更多是一种世界观，通过虚构一个江湖或者武林的世界，来想象侠客作为一种主体人格类型，并赋予其基本的行为逻辑。言情小说主要围绕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情感模式。而侦探小说主要提供的是一种叙事动力，悬疑也好推理也罢，核心都是一种推动故事展开的力量。所以侦探小说可以和前面几种文学类型彼此嫁接，比如武侠推理、科幻推理等等。
同时我觉得侦探小说高度的形式化，特别是中国早期侦探小说文本的单薄其实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我有一个“偏见”，就是往往越简单的文本，研究起来反而越难，因为你的抓手很少。现代主义小说看似形式复杂，但也相应产生了很多可以拆解这些形式的理论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我也会觉得最难研究的文学类型就是笑话，它的单个文本长度可能只有一两句话，你要怎么在里面展开分析，打开解读的空间，这很考验研究者的水平。
您在书中引用本雅明的理论，说侦探只会诞生在城市里。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跟中国现代城市的兴起之间有怎样的关联，能请您谈谈吗？
战玉冰：其实不仅是中国侦探小说，全世界侦探小说最初的发展都是和现代都市的兴起密切相关。比如爱伦·坡将侦探杜宾放在巴黎，更不用说福尔摩斯与伦敦之间的密切关系。晚清民国侦探小说发展最集中、最繁盛的地方就是上海。当然这和上海作为现代都市，出版印刷业比较发达有关。而且上海邻近江浙，历史上文化积淀也比较好，提供了大量的潜在作者和读者群体。
此外，侦探小说与现代都市之间更本质的联系正是本雅明借用爱伦·坡一篇小说题目所指出的“人群中的人”。在传统乡土社会，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人与人之间是彼此知根知底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是不需要侦探的。只有在现代都市中，我们对其他人的认识往往是当下的、片面的、暂时性的，甚至可以说是空间化的。比如我可能只知道一个人现在是和我同乘一辆公交车的乘客，但他从哪里来，之前干过什么，我完全不知道。都市中人们丧失了对他者进行时间化认识的可能。而侦探的技能，就是将空间的、此刻的、碎片化的认识，通过观察与推理，构建出一条时间的链条。福尔摩斯见到华生第一眼，就能知道他“从阿富汗来”。而具备这种能力的侦探，就可以在现代都市的茫茫人海中，把那个隐藏在“人群中的人”找出来。
在您看来，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战玉冰：这里面有两条主要的脉络。一条是从西方舶来的，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的两大模式，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都经历了翻译、模仿、本土化改造的路径，对应的代表性作家就是程小青和孙了红。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其中霍桑与包朗的关系，最初就是源自福尔摩斯与华生之间的“侦探-助手”关系。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称为“东方亚森罗苹”。
另一条是中国古代公案文学的传统，比如《包公案》《狄公案》这些小说，题材上和侦探小说有相似性，本质上却有很大不同。我的看法是，从公案小说的文学传统中，是不可能独立发展出现代侦探小说这种类型的。像后来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这样的作品，完全是用现代侦探小说的形式对传统公案故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而晚清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其实是具有某种公案向侦探过渡的特点的，所谓“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比如吴趼人写过一本《中国侦探案》，其中很多故事就是直接从《包公案》中搬过来的，然后把原作里面鬼神托梦、阴风指路的情节去掉，再加上一点侦探元素，就成了现在这样一副很奇怪的模样。连吴趼人自己都说，这本书叫“中国侦探案”可以，叫“中国能吏传”也可以。
然后我想说的一点是，从文学类型上来看，中国侦探小说是“舶来”的，不是本土文化中原生的。但中国读者最初接受侦探小说，却带有很深的传统文学阅读习惯。阿英就说过，中国人最早之所以那么喜欢福尔摩斯，就是因为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有“脉搏互通之处”。从后来中国读者接受西方侦探小说的情况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更喜欢福尔摩斯、亚森·罗苹这样带一点侠气的、身体性比较强的侦探形象，而对办案全靠“小小灰色脑细胞”的波洛，似乎就不那么喜欢。在1940年代，阿加莎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基本都写出来了，但当时我们长篇只翻译引进了《罗杰疑案》和《东方快车谋杀案》，前者是杂志连载，后者出过一本小说单行本，但也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对晚清、民国的侦探小说，以及包含有侦探元素的各种小说，您是怎么展开追溯的？
战玉冰：最开始还是从程小青、孙了红、陆澹盦这几位最重要的作家入手，系统梳理和阅读他们的创作、翻译、评论。然后通过一些周边文章和史料进入他们的朋友圈，比如“星社”“兰社”这些文学社团中的文人交往与文学创作，这时就会发现刘半农、张天翼、戴望舒、吕思勉、王度庐、袁寒云这些看似和侦探小说没什么关系的人，其实早年都写过侦探小说；接着就会考察登载侦探小说的报纸杂志，甚至有很多专门性的侦探小说刊物，比如《侦探世界》《大侦探》《新侦探》等；还有出版侦探小说的出版社，比如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广益书局，其中还涉及“伪翻译”和盗版书等现象；此外还有侦探类电影，很多当时的侦探小说作家直接参与到电影编剧的工作中，等等。包括这些侦探小说的翻译底本、封面设计、书中插图、版式标点，以及作家们的笔名、档案、手稿和后续遭遇，也都是我现在会延伸关注的内容。总归就是由点及面，慢慢拼凑，尽力还原出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翻译、创作、生产的基本面貌，以及这些作者、翻译者、杂志编辑和电影导演的人际关系网络及生平经历。
当然，这里面其实缺少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读者。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学，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限于资料的缺失，这部分内容很难还原，目前发现的一点材料我也是很珍视，总体上来说真的非常少。
您怎么评价这些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的成就？
战玉冰：这方面可以先来说当时人的评价。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将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小说”翻译引进的，比如林纾、周桂笙，包括后来的程小青，都强调读侦探小说可以普及科学、弘扬法治，提高查案水平与司法效率，程小青后来一直将侦探小说视为“化装的科学教科书”。而到了五四之后，侦探小说却成了一种“旧文学”，和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一起被划入“鸳鸯蝴蝶派”文学之中，甚至经常被拿来和黑幕小说一起批评。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变化，前后不过相隔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来看这些赞誉或者批评，平心而论，当初认为侦探小说能够提升国民素质的说法显然陈义过高了，侦探小说不具备这么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西方是先有了理性、科学、法制的现代社会环境，然后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发展出侦探小说这种小说类型，而不是通过侦探小说反过来帮助促成这种社会环境。如果我们把侦探小说视为一种带有理性价值的文学类型，那么这里的理性不是一种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是一种消闲娱乐的“玩具”，它是一种思维的游戏。大家喜欢读侦探小说主要还是因为刺激、有趣、好玩，结局出乎意料。而后来新文学阵营对侦探小说的批评又显得有点太过激进和严肃了，当然放在当时那种启蒙与救亡都很紧迫的时代环境中，这些批评声音的出现也可以理解。
如果以今天阅读推理小说的审美标准来看，我觉得晚清民国时期可看的作品并不很多，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国侦探小说粉丝“考古”的乐趣。比如第一次出现“放大镜”、第一次出现“定时炸弹”、第一次出现“列车时刻表”等等。此外，这些作品今天更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小说来理解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比如舞厅空间、都市生活、罪案类型、正义想象、文学生产、文化传播等问题。
具体聊聊晚清民国时期对侦探小说的翻译引进吧，比如福尔摩斯系列。
战玉冰：福尔摩斯小说的翻译引进最早是在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首次翻译了《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海军协定》）。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张坤德并不是一名专业的文学翻译，他在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曾担任中方文件草约的翻译工作，后来则投身律师馆，成为一名专业的法务翻译。而他翻译侦探小说，更多是出于一种机缘巧合。甚至当时发表这篇侦探小说翻译的《时务报》，也并非一份文学刊物，而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的政论机关报。而在一份政论性刊物上，经由一位法务方面的译者翻译引进了第一篇侦探小说，其中或许也有着某种偶然性之中的必然。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并不是将侦探小说作为纯粹消闲的文学读物来看待，而是认为其具有普及现代法制、革新办案手段、传播西方文明的时代价值。
但就是从这样一种“机缘巧合”开始，清末民初翻译和阅读福尔摩斯探案的热潮却一发而不可收拾。按照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的说法，“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比如目前发现的中国本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主人公侦探罗师福的名字就是“取师事福尔摩斯之意”。甚至当时如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狭邪小说《九尾龟》这样的作品中，也都会出现把福尔摩斯作为一种日常表达的“梗”来使用的现象。
在清末民初福尔摩斯小说翻译热潮的同时，陈景韩、包天笑、刘半农也开始写福尔摩斯来中国探案失败的“同人小说”。我最近编的《福尔摩斯中国奇遇记》，其中就收录了这些有趣的“戏仿”之作，不整理不知道，原来当时中国作家“恶搞”福尔摩斯的小说竟然有这么多。
福尔摩斯探案的这股翻译热潮，第一个高潮节点是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收录翻译小说四十四篇。当然这个“全集”其实不全，我们知道完整的福尔摩斯正典有六十篇，当时柯南·道尔还没有写完全部作品。但这个“全集”标志着对此前翻译热潮中各种重复翻译甚至翻译混乱现象的一次整合和规范。
1926年10月，世界书局又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收录小说五十四篇，基本完整，但还是不全。等到1934年“大全集”重排精装再版时，六十篇福尔摩斯小说终于第一次被完整地翻译和收录。
最后，可以补充说明的是，福尔摩斯在当时中国的翻译、引进和流行，不仅仅限于文学领域，还进入了传媒和商业领域。比如当时有一份小报名叫《福尔摩斯》。还有一个国产香烟品牌，也叫福尔摩斯牌香烟。这个香烟公司还举办过一次征文比赛，让大家一起来写福尔摩斯和香烟主题的“同人小说”。
在具体的作品或者文学形象上，想请您继续谈谈西方侦探在中国是如何落地的。
战玉冰：这里可以以另一个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侦探小说影响颇大的系列——侠盗亚森·罗苹为例来谈。亚森·罗苹系列当然是法国作家莫里斯·勒伯朗的创作，其中还有一点和福尔摩斯“叫板”的意思在其中。
而中国最早翻译亚森·罗苹小说是在1912年，由杨心一翻译，译名是《福尔摩斯之劲敌》（现在通常翻译作《福尔摩斯姗姗来迟》），我的感觉是当时中国译者和读者其实是看中了标题里的“福尔摩斯”几个字，因为那时正是福尔摩斯在中国最火的时候。后来周瘦鹃翻译了不少亚森·罗苹小说，他在当时的通俗文学界，显然有着更大的影响力，手里掌握着好几份重量级的杂志。直到1925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册的《亚森罗苹案全集》，是一个堪比“福尔摩斯全集”引进的翻译大事件。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也有“侠盗”文学的传统，比如宋四公、“我来也”。“三言二拍”等传统小说里有很多侠盗偷了官府库银，散发给穷人的故事。当时中国的译者和读者基本上是借着对中国古代侠盗的认识来理解亚森·罗苹的，所以后来张碧梧、柳村任、孙了红笔下的“东方亚森罗苹”形象往往都更带有一种传统且朴素的正义观念，和法国小说原著中亚森·罗苹“游戏人间”的气质非常不同。在抗战爆发后，这些中国“侠盗”往往又被赋予了爱国的精神品质。比如在《蓝色响尾蛇》等小说中，孙了红笔下的“侠盗”鲁平的主要对手就是日伪间谍和他们的爪牙。
到了1945年之后，郑小平写了“女飞贼黄莺”系列，相当于是一个女版“侠盗”的形象。在这个系列小说中，作者为了强调科学性，当他写到黄莺可以轻松翻墙上屋时，会特意回避传统武侠小说的套路，而强调黄莺进行过体操训练，是使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的。后来黄莺系列南下香港，开创了“珍姐邦”（Jane Bond）系列电影，也就是女性邦德题材的动作片，后续影响很大。
从法国来的亚森·罗苹，结合中国传统侠盗人物形象，再经历抗战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以及后来香港电影的改编和发展，我觉得这个侦探小说人物形象不断本土化的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
在您看来，彻底完成侦探小说本土化的，有哪些代表性的作家？
战玉冰：我觉得有几条不同的本土化路径，比如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和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最初虽然都是学习和模仿西方侦探小说作品，但后来其实都基本上完成了本土化改造。程小青笔下的霍桑就被赋予了儒、墨两家的精神品质，同时又坚信现代科学，有一种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相统一的人格特征。
孙了红是我比较关注的作家之一，他在1940年代的“侠盗鲁平”系列写得非常好，远远超出了莫里斯·勒伯朗原有的人物框架设定。孙了红笔下的鲁平富有侠义精神，却不太得志。他经常能够成功惩罚那些投机倒把的奸商，获得他们的财产，但这些钱又基本都被他拿去赈济穷人，导致他自己手中并无余财，抽的也是最劣等的土耳其纸烟。这样一种小说人物的穷困状态其实和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有关。孙了红可以说是1940年代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蓝色响尾蛇》在《大侦探》杂志连载时，因为太受欢迎，导致第一次连载的杂志反复加印，依旧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后来在最后一次（第八次）连载结束后，杂志又重新登出了小说第一次连载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翻这本杂志，就能看到一本杂志中把小说开头登了两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但就是这样流行的作品，作家本人却非常穷困潦倒，有病没钱治，基本生计都成了问题。到了1950年代，孙了红更是处于近乎消失的状态。我最近在上海图书馆祝淳翔老师的帮助下，重新找到了他1950年代的一部连载小说《绿色之烛》，打算整理出来，让它重新和读者见面。
此外，还有赵苕狂、朱秋镜、徐卓呆等人进行的“滑稽侦探小说”写作，就是写一些不靠谱的、失败的侦探人物。这种带有喜剧风格的“反侦探”写作国外也有不少，但赵苕狂、徐卓呆他们更多将其和中国本土的滑稽小说、民间故事、笑话段子相结合，产生了另一种本土化的文学实践结果。
最后，可以说一点晚清民国时期“未完成”的本土化工作。我们知道欧美1930、1940年代一方面开始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出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等作家；另一方面出现了所谓“美国革命”，比如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的“冷硬派”侦探小说。而当时中国的侦探小说，也有一点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但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比如1940年代后期的中国侦探小说“大头侦探案”中，也出现了“案发现场图”与“登场人物表”这样一些欧美“黄金时期”侦探小说中常见的形式，其实当时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和《罗马帽子之谜》都已经翻译过来了。同时当时比如《红皮书》杂志，其封面设计和美学风格明显模仿自美国《黑面具》一类的通俗杂志。只可惜这些对西方侦探小说最新发展进度的接受和学习，后来并没有进行下去。我们之后转向翻译和学习苏联的惊险反特小说，那就是另外一段历史故事了。
最后来聊聊创作了“霍桑探案”系列的程小青吧。其实，之前已经有了不少相关的研究和讨论了。我很好奇，您会怎样评价其人及作品？
战玉冰：在民国时期，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在各大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先后结集成数十种单行本出版，作品数量之多，创作时间之长，覆盖刊物范围之广，在当时的侦探小说作家中无出其右。其中1941-1945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的《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为集大成，该套丛书于1946年全部出齐，共三十册，收录侦探小说七十四篇，总计约二百八十万字，为民国时期中国本土侦探小说创作出版的“最大规模工程”，也收录了程小青“霍桑探案”中的大部分作品。
但我想补充说明的是，程小青不仅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也是当时最重要的侦探小说翻译家。他不仅翻译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还译介了大量欧美“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名家名作，比如《希腊棺材》（今译《希腊棺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绅士帽》（今译《罗马帽子之谜》，作者埃勒里·奎因）、《金丝雀》（今译《金丝雀杀人事件》，作者范·达因）、《花园枪声》（今译《花园杀人事件》，作者范·达因）、《古剑记》（今译《罗杰疑案》，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陈查礼侦探案”（今译“陈查理侦探案”，作者厄尔·比格斯）等。甚至程小青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创作出版的数量，为当时的中国侦探小说读者与作者拓宽了眼界。
此外，程小青还担任过《侦探世界》《新侦探》《红皮书》等多种侦探杂志的编辑、顾问或主编工作。长期致力于写作侦探小说评论与研究类文章。他还将自己的多部侦探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并最终上映。此外，程小青还一度投身于美国侦探学与犯罪心理学的学习和研究中，为自己的侦探小说创作增添了理论基础。我们看他的一些作品，能明显感受到他研究过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犯罪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我觉得程小青之于中国侦探小说这项文学事业的贡献是全方位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者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