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相颖：阅读给我安身立命的信念
郭相颖，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大足石刻研究院特聘首席专家。
记者：您有枕边书吗？
郭相颖：我是常年和石刻、古籍打交道的人，枕边常常有两类书，一类是文史随笔、古典散文，一类是大足石刻相关的资料选本。另外，我自己还撰写过一本《大足石刻研究与欣赏》，这部书把我几十年来对石刻的考据、辨疑和学术思考都写了进去，算是我一生研究的一个系统性总结，也常放在枕边。
记者：您的阅读有何特点？
郭相颖：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童年和青年时期，书读得杂，什么都想看，但多是不求甚解。真正改变我阅读轨迹的，是37岁那年上了北山。为了弄懂眼前这些石刻到底是什么，硬着头皮去啃那些佛学典籍，那是一个从无到有、拼命吸收的过程。后来做了管理工作，阅读就更带着思考和研究的目的，要把几十年的积累梳理成体系并写成文字，把大足石刻的门道讲给更多人听。虽然不可能像在北山驻守时那样，有大块大块的时间沉浸式阅读，但那一时期阅读并没有停止，而是变成了一种“工具”和“责任”。为了给大足石刻建立完善的学术体系，为了准备申遗材料，我必须大量阅读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以及世界遗产保护相关的书籍和文件。那时候的阅读，更像是一种“攻坚”，目的性更强，是为了让大足石刻的学术价值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记者：52年前，您被调到北山石刻，自学佛学和石刻知识，从门外汉变成了石窟文化行家里手。能具体谈谈您那个时期的阅读吗？
郭相颖：刚上北山的时候，没水没电，条件艰苦，青灯古佛就是我的全部世界。物资短缺，自己挖井打水、养鸡种菜。更窘迫的是，可供阅读的书籍极少。文管所藏书寥寥，没有成套的佛学、石窟专著。最初自学，全靠文管所留下的“两本半”书。一本是《佛学大纲》，一本是《简明佛学词典》，另外“半本”是一本油印的、纸张都已泛黄的手稿——《大足石刻志略》。白天巡山查看石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对着这些书，一字一句地啃。就是靠着这些“启蒙老师”，我才慢慢叩开了石窟文化的大门，从连菩萨和罗汉都分不清的门外汉逐渐变成能看懂门道的内行。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文管所买不起相机，您用皮尺和画架耗时近三年，手绘出3幅总长20多米的白描长卷，记录了北山和宝顶山上万尊造像。手绘上万尊造像，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支撑您走过来的动力是什么？
郭相颖：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不甘心和责任感。80年代，国家文物局要求建立“四有”档案，可我们文管所连最简单的黑白照相机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大足石刻这么伟大的艺术，难道连一份完整的图像记录都留不下吗？我不服气！再加上我有绘画的底子，就觉得这是我必须做的事。白天用皮尺一寸寸量，晚上在油灯下一点点画，前后花了近三年时间。从没想过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把这些国宝的样子，一笔一画地记下来，传下去。没想到，这份长卷后来在申遗现场，成了征服国际专家的“秘密武器”，也算是我和这些石刻的缘分。
记者：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您功不可没。您曾主编《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铭文录》等多部著作，取得重大学术成果16项，为“北敦煌，南大足”的地位奠定基础。申遗方面，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郭相颖：大足石刻申遗成功，是几代文物工作者接续奋斗，各级部门大力支持的成果。我认为申遗成功最关键的还是大足石刻本身独一无二的价值。它是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代表，尤其是“三教融合”的世俗化、生活化特色，是敦煌等早期石窟所没有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我们所有的努力，包括我手绘的那幅长卷，都只是为了让世界看见这些价值。如果要说我们做了什么，或许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守护并准确地向世界传递了它的价值。说到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打动了世界。
记者：听说您依旧活跃在文保一线，每年义务讲解近百场，录制“一龛一说”专题视频80集。您是凭着自己对大足石刻的理解吗，还是也要借助相关图书？
郭相颖：严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但更依赖一辈子的“读”与“行”，我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来源于我几十年的观察、阅读和研究。我会参考最新的学术成果，比如我自己编的《大足石刻解读》、新出版的《遇见大足石刻》，这些都是为了让讲解更准确、更生动。但更多的，是把书本知识和在崖壁前几十年的“相看两不厌”融合在一起，才能讲出石刻“活”的灵魂。
记者：您获评“中国好人”（敬业奉献类），此前还荣获“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全国文物系统先进个人”等称号。能谈谈您的感受吗？在漫长的一生中，阅读对您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郭相颖：说实在的，受之有愧。我只是做了一件自己喜欢、又觉得应该做的事。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是给大足石刻所有守护者的。回望一生，阅读对我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如果当年没有啃那“两本半”书，我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守门人，看不懂石刻的妙处。是阅读，让我从“守”到“懂”，再到“爱”，最后能“传”。它不仅给了我知识，更给了我一种安身立命的信念。
记者：能否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方法？
郭相颖：我的阅读方法，概括起来就是：读书不脱离实物，带着问题去读，勤于摘抄，旧书常重读。尤其做石窟研究，书本是参考，石窟遗存才是第一手材料。读书的时候，心中要对照实物遗存，遇到疑问，记下来，再上山去石窟现场求证。遇到重要史料，坚持摘抄做笔记，年轻时条件有限大量手抄，年纪大了也习惯做批注，在书页空白写下思考、疑问。另外就是旧书重读。很多书年轻时读，阅历不够，理解很浅。隔若干年再翻，结合自己新的实地考察经历，会读出新体会。我常常反复翻阅的，有《大足石刻铭文录》，这是我们自己整理的一手碑刻资料，常读常新；还有部分佛教史、金石学经典著作；传统的史传散文也会时常拿出来重读。不追求读书速度，慢读、细读，求读懂、读透，不求博览群书，但求读有所用。
记者：除了专业书籍，您有哪些阅读趣味？
郭相颖：抛开专业，我偏爱读古典散文、历代小品文，还有地方志。各地旧方志很有意思，里面藏着地方风物、民间轶事、古往今来普通人的故事，读起来饶有兴味。也喜欢读古典诗词，偶尔也读一点人物传记。在石刻研究之外，借文史诗文，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也能反过来滋养我对石刻艺术的理解。大足石刻本身就融文学、诗词、世俗生活于一体，这些闲读，也会潜移默化滋养我的专业认知。
记者：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您最希望哪些人参加？
郭相颖：我最想请的是那些千年前在北山、宝顶山挥锤凿石的工匠们。我真想和他们好好喝一杯，问问他们：当时是怎么构思出这些精妙绝伦的造像？在坚硬的石壁上，又是怀着怎样的信仰和情感，一刀一凿，把冰冷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艺术？如果能得到他们的答案，那比任何学术研究都珍贵。
记者：若需去孤岛，只允许带三本书，您会选择哪三本？
郭相颖：我会带上那本开启我事业的“启蒙书”《佛学大纲》，它是我的精神原点；再带上我绘制的《大足石刻》白描长卷画册，那是我一辈子的心血，看着它，就是看着我的整个人生；最后带上《西游记》。我这一辈子没少经历坎坷。年轻时调到大足的山沟里，没水没电，前途渺茫，后来申遗也好、著书也好，每一件事都像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我最喜欢孙悟空，他的本事我倒不羡慕，我佩服的是他身上那股子劲儿。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出来了照样生龙活虎；取经路上一次次被误解、被念紧箍咒，疼得满地打滚，可该打妖怪的时候从不退缩。这种“压不垮、打不倒、认准了的事就干到底”的意志力，是我在那些青灯古佛的夜晚，一次次从书里借来照亮自己的东西。在孤岛上，重读《西游记》，就是重温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心气——只要这股气还在，什么孤岛都不怕。
记者：您的藏书多么？
郭相颖：我的书房藏书不算浩繁庞大，不求版本珍奇，重在实用。占比最多的，自然是石窟考古、金石碑刻、佛教文史类书籍。有佛经选本、历代金石录、石窟考古专著、大足石刻相关各类文稿图录，还有大量拓片集、地方文史资料。也收藏不少传统文史典籍，《史记》、历代散文、古典诗词集。那句自题联，是我真情流露。一辈子与石窟相伴，青灯古佛，苦乐自知，如果有来生，我依旧愿意守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