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无土时代的恋地书写

地理环境是人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和空间存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从前，地域环境是先验的存在，个人唯有适应与臣服，所以我们总是操着方言土语来白描地方风物、记录民俗人情，用温情脉脉的口吻来想象或是追忆那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现如今，我们已然认识到，人与所处的地理空间之间已经是一种相互改变、彼此成就的关系：人被所处的地理空间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其思维方式、情感想象，以及在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所采取的价值呈现方式等无一不在提醒着他（她）的来处；而这些地理空间也在时间的酿造下变成了“人化”的文化空间，它已不仅仅是一砖一瓦、一寨一堡，而成了个体对这个熟悉空间的诸多情感与想象的总和。

王选的散文集《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就是这一类具有“恋地情结”的在地性书写，他用传统的节气“端午记”“夏至记”“中秋记”“冬至记”“立春记”“清明记”来为自己的记忆分门别类：他的依恋与不舍，他的惆怅与落寞，连带着他的困惑与迷茫。那个名叫西秦岭麦村的故乡，不再只是地理版图上的那个出生和成长地，更是一个回不去的复杂情感时空。作者在对待故乡的过去与现在上，毫不掩饰地呈现出两幅笔墨：对于记忆里的故乡，他的笔触是如此的深情款款，把贫瘠困难的岁月都渲染出了诗情画意的色彩，他以浪漫化的笔调来写童年的牲口、山野的瓢与乡村的月色，在无限的眷恋下流露出隐隐的哀伤，“那些熟悉的物件，似乎要扑过来，抱紧我，忍不住号啕一场”；而对于当下的故乡，他既看到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痛心疾首地描绘了在城市化进程下的边缘处境场景，引申出“乡村如何发展？它将走向哪里？”的思索。

面对“现如今，我们该如何想象与书写乡土”这样的“大哉问”，王选的答案显然是极为“拧巴”的，正如同这组散文的标题“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他是矛盾的、别扭的、无法与自己达成和解的。虽然他的行文清晰地呈现出师法沈从文的痕迹，但在同样的怀乡病面前，他无法实现情感上的舒展，反而是以一种较劲的姿态在与自己反复辩论：和过去较劲，和自己较劲，和城市较劲，和传统较劲，也与无可阻拦的未来较劲，所以，他一边反复强调“一个人走遍了四方，割不掉的还是故土”“骨子里依然是个农民”，一边又自认为是故乡的“叛徒”“麦村的过客”。他的这种“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到故乡”的感受，既有着沈从文用“乡下人”来抗议现代文明的痕迹，也有着路遥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下的挣扎，但更多的，是他敏锐地感受到却又无法应对的复杂现实变化，及其城市化进程下的疏离感，以及全球化语境下的孤独感。但恰是这一份尚不知该如何自处的拧巴劲成全了他的写作。这不仅成了他书写这片土地的源泉，也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乡恋写作的分水岭。一方面，他以一种召唤式的情感冲动来重返故乡，挖掘出那个有情的空间和有情的历史，可以说，这是一段精神史或是心灵史式的写作。只是，不同于《乡村笔记》《出梁庄记》这样深邃而冷静的知识分子书写，他的视角更为温热而潮湿。另一方面，他敏锐地觉察到人与地的关系已在当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进入了所谓的“无土时代”，其所带给人的混沌、模糊、分裂与不确定性的感受取代了温暖、怅惘但单一的乡愁，而能够与之对抗的，唯有对那一片故土在记忆、情感和价值上的复合型书写。

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伦敦传》中写道，“过去的遗迹变成当下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下去”，这不仅是指物质性的遗迹，也包括情感与心灵上的遗痕，过去和现在，以及那个微茫茫的未来，它们彼此缠绕、相互纠葛，使得故乡人的记忆也交叠了异乡人的感受。在王选的恋地书写中，这种发自恋地、源于无土的痛苦混合着带有泥土与牲口气味的文字，笼罩在读者的心灵上空，提醒着我们有关土地、有关情感、有关我们从哪里来、又向何方去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