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文君的《花问》：不仅仅是性别之问
读计文君的小说是一种特别的审美享受。这大概与她讲究的语言以及由语言所营造的情调有关。我愿意将其比喻为在一个非常现代的建筑里欣赏一台古色古香的昆曲，文辞华美，唱腔优雅，仿佛沉浸在超凡脱尘的境界里。但这只是针对她的文学语言，并不意味着她的小说远离现实，恰恰相反，计文君的文学想象都是基于对现实的强烈感触而生发出来的，比如这篇《花问》，我从中看到了经常在自媒体上热炒的性骚扰新闻，以及一直争论不休的关于女性解放的话题。“花”很多时候是女性的同义词，“花问”不仅是“花之问”，而且也是在给“花”提问。
小说是以若楠的视角而展开的。若楠受邀去参加一场线上互动游戏的首发式，首发式的结尾高潮是场浸没式戏剧演出。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可以说是不同意义上的“成功女性”，但她们却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创伤和困境。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女性主义学者、博士生导师叶大可，在这样的场合里荣耀风光，但她还担负着为她的大弟子、也是现在的副校长霍伟的麻烦暗中斡旋的艰难任务。霍伟在男女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他与年轻女友纠缠多年，这一次“不愉快”的分手演变成了以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为要挟的“生死”博弈。这场博弈还牵连到了曾经与霍伟有过另一段“前史”的同门师妹丁菡。故事到此，一个隐隐的“ME TOO”的轮廓似乎就出现了。霍伟是不是要成为我们在自媒体上常见的丑闻男主了呢？被所有受害女性同仇敌忾地讨伐之。但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叶大可作为一名女性主义的领袖级学者，她有着复杂而困难的利益立场，性别立场和观念立场，她在小说中表面云淡风轻、内心尴尬沉重地完成了利用若楠、援手霍伟、体恤丁菡、保护自己、及时切割等等一些列复杂动作，最后清醒地抽身离开，任由此事花落水流。
计文君当然不只为了讲述这一事件，围绕这一事件她发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犹如投石击水，斑驳的现实泛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涟漪。
第一问，女性怎样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女性解放应该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女性怎样才能获得解放一直是一个问题。恰好是一百年前的1923年，鲁迅先生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他针对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所掀起的妇女解放的热潮，犀利地指出，妇女只有获得经济大权，才有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他因此发出世纪之问“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得出结论，出走后无非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一百年来，妇女们为了获得经济大权始终在奋斗。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给女性掌握经济大权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花问》中的几位女主应该都属于没有了经济之虞的成功女性。但计文君发现了，经济不是女性解放的唯一条件，于是她在鲁迅先生的世纪之问后继续追问：女性怎样才能在精神上获得解放？而且她是让新一代的女性来发出追问的。这就是若楠的女儿，一位从小在“去公主化”的教育中长大，并自主选择离开家庭去海外留学的年轻人。女儿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之后，欣喜地给母亲抒情：“思想和金钱之于自由，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但随即她又补充了一句：“给你自由的东西，也会给你最深的奴役。”这是新一代年轻人对于个体解放的认知，无论是追求金钱还是思想，都有导致悖论性结局的危险。不得不承认，计文君的这一发现非常重要。金钱关乎物质和肉体，思想则关乎精神和灵魂，今天在这两个层面的斗争，因着一代又一代的“娜拉”出走之后的实践，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问，思想的自由为何这么艰难。伴随这一问题，女作家阿丹便走进了我们的视野。阿丹勾带起了一段文学史的回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思潮席卷文坛，一批年轻的女性作家以其惊世骇俗的书写带来极大的震荡，她们当时被命名为“美女作家”，她们的写作一度被称为“身体写作”。故事里的阿丹便是这样一位“美女作家”，她的写作遭受了各种批判之后被公众遗忘，她的人生更是一塌糊涂，最后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只留下“灵肉双修”这样艳光四射的小说情节，成为别人的谈资。文学史上曾经红火的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是一次女性意识的大觉醒，也带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大突破，但是当时女性作家们激越的思想和行动丝毫没有撼动男权社会的根基，反而被男性所征用，成为了消费品。难得的是，计文君在小说中启用了这段文学史公案，通过同龄旁观者若楠的视角和后来人“密涅瓦的猫头鹰”的视频节目，深入挖掘了阿丹的复杂性。阿丹的写作，挑战与反叛里透着性别观念与价值观念的混乱，对公序良俗的冒犯反而成为了对性别凝视的无意识迎合，她的写作因此成为了“精神样本”，却无法获得叶大可的写作那般真实的思想力量。小说中将霍伟利用伦理身份和智识优势言语上恃强凌弱的“动作戏”与阿丹沉浸性别角色调笑取乐的“爱情戏”，对比描写。前者对权力关系的臣服利用与后者的无视僭越，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凸显了阿丹在现实生活中的无知，她并不具备稳定且明晰的自我，因此她的挑战行为无法成为抗争，更不是女性解放有力且有效的斗争方式。但她本能地释放出了自由、勇敢和热情的气息，释放出了强大的生命能量和强烈的对爱——爱情、亲情与友情——的渴望，于是在文学与审美的感性光环之中，生成了一种“不为世容”的“美”。小说还有颇为深意的一笔，即在众人对阿丹持批判态度时，若楠的女儿始终亲近阿丹，赞美阿丹阿姨像仙女一样。这就将中国女性意识的历史演变与今天年轻女性的成长接续上了。一方面，小说展示了当下的现实对于女性解放来说环境更残酷，另一方面，若楠女儿的姿态又让人们相信她们会在思想自由上走得更远。
第三问，谁是“大灰狼”。《小红帽》这一童话故事已经成为了女性主义的范本，它告诫所有天真的女子，不要轻信身边男人的美言，说不定他就是要吃掉你的“大灰狼”。比方丁菡与师兄霍伟的“恋爱”，就是一个“小红帽”与“大灰狼”的故事，所幸的是，丁菡凭着自己的觉悟，也凭着自己的能力，她及早地抽身而出，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但是计文君要在这篇小说里特别强调的是，女性主义不能以性别来划分阵营。她说：“‘大灰狼’从来都与性别无关，只与权力有关，人类的任何性别在居于优势地位时，都有可能化身为狼。”因此小说在处理叶大可这一中国女性主义思想领袖级人物时就显得格外审慎。她以自己的强悍争取到了女性的独立，但当她名声显赫、一言九鼎时，她的心绪就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她对待霍伟和阿丹等事情上的暧昧态度就不得不令人担忧，说不定她所掌控的话语权会将她变为一只“大灰狼”。若楠女儿的“学术偶像”就在某一天突然露出了“大灰狼”的嘴脸，让若楠和女儿都震惊得失去了方寸。
小说并不止于这三问，但所有的疑问在若楠女儿面前似乎“终止”了。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寄托着计文君的希望。她甚至都不给这个女孩子安一个名字，大概计文君的意思就是要提醒读者，她写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代表着未来的整体性，是女性的可能性，也是人的可能性。这点可能性，来自她的母亲“敢于绝望，善于斗争，勇于牺牲！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宽阔处去。”但这个孩子“从小就学会了随身携带匕首”，这个设定又会让人生出新的疑问：随时需要进入战斗搏杀状态的“人类黑森林”，怎么会是那“光明宽阔处”？
于是，这个希望，在小说里被处理得“像梦”。计文君借若楠内心活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梦，本就是个同时拥有深刻的否定性与强烈肯定性的词啊。”这让我联想到鲁迅先生《呐喊自序》中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花问》之“问”，为的也是作为全部人类的我们，那“可有”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