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伟章小说的“人心文化”及其审美建构
在21世纪的文坛上，罗伟章在“底层写作”“乡土文学”两个领域一直受到密切关注，其独到细腻的地域文化色彩与坚实敏锐的现实主义风格更为作家赢得了崇高的声誉。研究界的评价也大多集中于作家的这几个方面。从题材领域和类型文学的角度进入罗伟章的相关创作，虽然能够及时地在当代文坛格局中给作家以适当的定位，也能够挖掘出作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独到的审美特征，但也容易忽视其更深广的人类学内涵与超越性的审美建构能力。且不说罗伟章在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创作中，除了涉及上述两个领域之外，进城农民工题材、教育题材、家庭伦理题材也占据相当的比例；即使他创作中广义上可归为底层写作与乡土写作的两个类型也有与众不同的一面。可以说，罗伟章小说的叙事肌理与审美逻辑在大家熟知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之外，还隐含着非常独到的叙述动力、文化探索意识和终极追求的层面，它们超越了题材范畴与表层结构，值得人们进一步去品味和探索。
一、从人性揭示到“人心文化”的探询
罗伟章进入文坛伊始就表现出对于人性问题浓厚的探索兴趣。《我们的路》叙述的是外出打工农民大宝的故事。大宝与同村的春妹都渴望返乡过春节，但由于只买到一张车票，大宝最终将车票让给了更需要车票的春妹。然而，大宝还是没能放弃思乡之情，他付出了讨不到两个月工钱及丢掉工作的代价，终于在大年初四赶回家中。在小说叙述中，大宝面临着重重打击和困境，诸如工友惨死、春妹遭骗、工钱被扣、老板叱骂、家境贫寒以及村民的偏狭和误解等。这些煎熬在迫使大宝拼命摆脱贫穷的同时，并没有击碎他为自己保留一点尊严的本性。尽管大宝在城市中卖力劳作，城市却逼迫他回到家乡；当他回到农村，穷困又催促他再次回到城市打工养家。这种两难的境地让大宝无法遵守向孩子许下的“爸爸不出门打工”的诺言，最终重返外出打工之路。这篇早期创作通过大宝的故事，展现了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挣扎和矛盾，以及他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同时，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
在另一部早期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人性的复杂面相更是被揭示得淋漓尽致。“我”（何早）父亲何大在亲生父亲被疯狗咬死、母亲吞鸦片自杀、弟弟何二失踪后，随养父杨光武和继母搬回何家坡。后来，被养父赶出家门的何大四处流浪，靠当讨口子在何家坡置房买地娶妻成家。何家坡解放后，何大的生活有了保障，但大跃进又使何家坡陷入集体饥饿，为了活下去，人们吃包括死人在内的一切能吃的东西，何家坡的民风被颠覆。母亲陈月香因繁重的劳动去世后，“我们”一家八口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更加艰辛。再后来，迎来了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何家坡外出打工。看着大片荒芜的田地，何大流出了混浊的泪水。
然而毋庸讳言，早期创作的人性探索在罗伟章这里尚徘徊于善与恶的纠缠中，道德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尚未达到充分的哲学思辨性的高度。罗伟章的不俗之处即在于他早早地就获得了自我反思意识：“我们一面歌唱着伟大的道德，一面却也在祈祷那些圣贤之言只让别人去遵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块阴湿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探头探脑生长出的，是我们自己暗中渴望却并不认识的植物，因为渴望它，所以纵容它，因为不认识它，所以对它有所抵触；正是在纵容和抵触的较量中，检验着道德的力量。”[1]但是，人性与道德毕竟尚带有文化上的宏大叙事的色彩，过于关注类，也过于关注抽象。因此，罗伟章又明确地意识到，“人之初，性本善”，或“人之初，性本恶”，都是不成立的。无论对于小说叙事来说，还是对于文学阅读而言，这都同样重要。善恶二分的习惯性道德思维将使人们远离真正的文学。米兰·昆德拉曾这样分析道：假如我们想追问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究竟想说什么时，如果像有的人那样认为它“是对堂吉诃德虚无缥缈的理想主义的理性化批评”，或者“认为是对同一种理想主义的颂扬”，这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在昆德拉看来，这两种阐释都是锗误的，根源即在于它们都把小说的基础看作是一种“道德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探询”。“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暖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2]
《戏台》是罗伟章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在他众多的长篇大作之列显然不具备显赫的地位，更算不上是代表作。正因如此，这篇作品却仍然比较典型地流露出作家对人与人、生活与社会的基本审美态度和叙述方式。小说以这样一句凡俗至极的话引出故事：“夫妻天天吵架，可以吵上半个世纪，这种事你信不信？”这对天天吵架的夫妻是“我”的表哥纪军的父母，即我姨父与姨母。为什么吵架？又为什么天天吵架？这里面藏了多少秘密？他们每个人的心理世界到底是怎样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一系列动因。原来表哥纪军眼看父亲身患绝症，想让争吵不休的父母能够停止纷争，而停止纷争的惟一可能性在于二人之间产生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为此表哥请求“我”假装争夺外婆的房产，以此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个由“我”挑起的事件并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发展，而是逐渐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真实的房产争夺战，两家亲戚也因此彻底决裂，不再往来。在这个过程中，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展现了姨父和姨母之间因为“上山下乡”而结识并结为夫妻，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显露，尤其是姨母在嫁给姨父时怀有他人的孩子这一事实，成为了他们婚姻中无法弥补的裂痕。这个秘密的存在，加上两人之间的不坦诚和不信任，使得他们的婚姻在畸形中发展，争吵不断。小说通过这场由子辈导演的“大戏”，揭示了人性中隐藏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一些尖锐问题。在平实的讲述中，小说运用了诸多“微言大义”的笔法，使得整个故事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发展，又不失压抑、沉重和深刻。虽然这场戏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大获成功，几乎骗过了每一个人，但本质上却是一场悲剧，再次印证了喜剧的内核还是悲剧。然而细想之下，这悲剧的根源与善恶问题关系并不大。三代人，几个家庭，并没有一个可以用好与坏来区分的人。
小说细节之处皆为俗世日常，没有惊天大事发生过。这里既充满了善与恶的相对性、可转化性，也有善因恶果、恶因善果的颠倒与错乱，更重要的还在于同样的一种心理动因，在不同个体那里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悲喜效果和结局。比如对于姨夫姨母来说，“当一方以拯救者自居，另一方感觉到的落差和伤害就越锐利。当另一方感觉到伤害，拯救的一方就越发以拯救者自居，越发想到自己的付出。那付出本身也是伤害：一个男人遭遇的伤害。”“我爸的错误在于，他首先不是把我妈当成人，而是当成城里人。这个城里人给了他虚荣，他又不愿承认，只想到是自己解了这个城里人的危难。而在我妈看来，他娶她，正是乘人之危。”在故事的讲述中，几乎每两个人之间都充满了这样的“看”与“被看”，但从来都没有看清的复杂关系。
小说中有一句话似有点睛之功：“挖出来的秘密不是秘密，只有掌握秘密的人自己说出来，才是真正的秘密。”上述叙事效果正归功于人心的重重叠叠的秘密，这是抽象的或者想当然的人性想象所无法解释的。正如作家感悟到的：“关于人心，其实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人心就是一股水，往善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善，往恶的方面挖渠，它就流向恶。”“人心本没有善恶，它好比一个容器，放在那里，当路人渴了，可用它饮下甘泉；当歹人行凶，也可用它酿制毒浆。同时，只有专注修行的智者才能判断自己心灵的善恶，普通人无法判断。他们跟随潮流而动，跟随河流的走向而动，每一个念头和行动，在当时的情景下，都被他们当成善念善行。”一言以蔽之，“爱默生认为人的所有问题都是心理问题，小说在人心的深渊，大有可为”[3]。当小说真正在人心的深渊大有作为的时候，“人心文化”及其审美建构的境界也便凸显出来。小说的题目“戏台”正暗合了作家这种审美追求的寓言化形式。
二、“人心文化”的生命立体结构与“大文化”价值
人性批判侧重于对人类本性的分析和批判，它关注的是人性中的善恶、欲望、理性、情感等基本元素，以及这些元素如何塑造和影响人类的行为和选择。人性批判通常具有一种道德或伦理的视角，旨在探讨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以及这些动机和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或伦理的标准。而揭示人心文化更多的是对人类内心世界、情感、动机、欲望、信仰等心理层面的深入探索和理解。它关注的是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心理现象和特征，以及这些心理现象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思维和决策。如果说人性批判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人性中的弱点和局限性；那么揭示人心文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以及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人们心理世界的差异和共性，这尤其集中于个体探索方面。
对于文学叙事来说，揭示人心文化相对于进行人性批判必然更为艰难，更富有挑战性，更有精神探索意义和审美价值。其一，就深度和复杂性而言，人心文化涉及个体的心理状态、情感、信仰、价值观等，这些元素不仅复杂，而且因人而异，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这使得揭示人心文化变得极其复杂和困难。其二，从主观性和相对性上来说，揭示人心文化往往受到叙事者主观视角乃至偏见的影响。同时，文化本身就是相对的，不同的文化对人心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塑造，这使得揭示人心文化更加微妙和难测。其三，从动态性和变化性的视角来看，人的心理状态和文化观念是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即使在每个个体那里都存在着哲学上所谓主体间性的深刻影响，不时处于自我矛盾或者自我分裂，甚至是无来由的自我破碎和自我毁灭的心灵动荡。
罗伟章曾谈到自己观看舞蹈表演时有一个发现，像毛里求斯和几内亚的舞蹈、土家族的毛古斯舞、彝族的跳菜舞、巴中的翻山铰子舞、羌族的瓦日俄足舞等，这些舞蹈被“文明”损害的程度较低，它们不是来自“文化”或“文明”，而是来自生命，其舞步和歌声韵律简单，却直刺人心。与此相比，那些来自“文明”国家或地域的表演却显得那么疲软，那么没有意思。“由此我想到文学，如果文学中的生命元素淡薄，不管你有多么高明的技巧，都无济于事，甚至，一旦你远离了生命，技巧越高，越让人厌恶。”[4]可见由“人心”通往“心理”世界，径达“生命”痛感，正是人心文化向深微处、更高处和更远处的力量辐射。
不妨以《洗澡》为例看一下作家如何通过心理的细微变化展现生命流程。小说讲述了一位因感情受伤而郁郁寡欢的男性主人公的故事。主人公因为女友选择了他的朋友而深感痛苦，生活变得了无生趣。然而，就在他深陷沮丧时，一场剧烈的地震发生了。幸运的是，他经营的民宿由于建筑牢固而安然无恙。面对灾难，他短暂地犹豫后，克服恐惧，开始积极营救周围的受灾者，并将他们安置在自己的民宿中。这个过程不仅让他从灾后的忙碌中找回了生活的意义，还意外地使他逐渐摆脱了原先的抑郁情绪。原来的他是“皮囊和游魂”，现在的他：“这群人和他休戚与共。不是同化，是融入。他真正得救了。”
在小说叙述中，洗澡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受灾者们在洗澡后焕发出干净整洁的一面，这象征着在他们的心理世界中，过去的痛苦被抛掷，新的生活渴望诞生。同样，主人公也通过积极参与救灾，净化了自己心理层面的污垢和障碍，得以告别孤独的生活，重新融入人群。小说通过描绘主人公在灾难中的成长和变化，探讨了人性中的善良和力量，以及面对困境时人们如何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同时，洗澡这一元素也成为了连接人物心理变化和灾后重建新生活的桥梁，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深刻的内涵。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主人公这一重大的生命转折经由细致入微的心理发掘和细节叙述，丝丝入扣令人信服。通过对心理活动的直接描写，主人公失去女友后的内心痛苦和挣扎，孤独和绝望，无奈和无力感，极富感染力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除了直接的心理描写，小说在描写主人公遭受情感打击后的行为时，莫不折射出其心理的变化，比如他变得沉默寡言，反应迟钝，动作奇怪，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兴趣，这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如果说他失恋后的内心世界是一个荒芜的沙漠，那么这块枯竭之地在汩汩泉水的滋润下终于生长出一片充满希望的绿洲。
如果说惟有人心方可进入生命，形成生命的立体有机结构；那么进言之，惟有立体的生命结构方可蕴含带有生命色彩的文化价值，可称之为“大文化”价值。作家通过对个体心理世界的开掘而确立起富有个性化和辨识度的文学审美世界，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审美追求，展现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人文关怀，引领读者进入一个独特而饱满的文学世界。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土地现代化、个体现代化等多种因素交融汇织，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精神心理张力。在这种张力的涤荡冲击下，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迎来了新的挑战。传统乡土文学试图从带有鲜明农业社会色彩和乡村气息的地域结构中发掘时代与个体之间的内在关联，而新世纪以来的乡镇叙事则更寻求在城乡、地域渐趋多元的审美文化格局中描摹个体深层心理精神图景。罗伟章《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作品作为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重磅成果，融汇了底层叙事、地域书写、乡愁叙事等元素，在对个体乡村生命心灵世界的摹绘中，焕发出人心文化书写的特殊魅力。
位于大巴山余脉的一个小山村是罗伟章文学启蒙的出发地。绵长悠久的巴蜀文化有着独特瑰丽的神秘风韵，这一方土地养育的巴蜀人气质刚强而包容，潇洒又恳切，颇具个性而又重人文情怀。多年来，罗伟章在小说、散文中书写着风土民情，用鲜活而饱含思想力度的话语，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生动深切的乡村图景，交织着淳朴宁静与喧哗骚动、颓废沧桑的变奏曲。在他的笔下，那一片浓墨重彩的乡愁，不再单纯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回首与悲凉，通过对时代裂变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乡土生命内外世界的深入挖掘，作家展现了比人性更为具体的人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进而引发读者对于生命、自然和社会的深刻思考。
《声音史》赋予声音、听觉等以独立的审美品格，将人、乡村、自然、万物的本体及其关系进行了最为本质的还原与追索，以“声音史”来书写乡村的心灵景观，打破了传统乡土书写的表意体系，不仅是对乡村历史的回顾，更是对人性和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小说通过对声音的描绘，展现了历史的变迁和人物的命运，同时也隐喻了人性的变化及其复杂性。在《隐秘史》中，作家亦聚焦于人心的隐秘世界，通过主人公桂平昌的经历，揭示了人心深处的恐惧、焦虑、爱恨交织等复杂情感。他不满足于表面的故事叙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那些不为人知的隐痛。通过对个体心理世界的深入挖掘和对社会文化危机的深刻反思，罗伟章为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复杂深刻的新世纪乡土心理世界。
在《寂静史》中，他通过对乡村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乡村的宁静与和谐，同时也揭示了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迁与困境。在探索个体心理世界的隐忧的基础上，作家进一步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乡村社会乃至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上。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铺展，小说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人心的疏离，进而引发了对传统价值观和文化根基的深刻反思。这种对文化危机的隐忧和反思，使得罗伟章的作品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意义、立体生命结构和独具新世纪色彩的“大文化”价值。
三、多层次的叙事艺术建构人心文化的多元图景
在罗伟章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乡土书写本质上是对人性深层次、多层次的探索与呈现。他写乡土，更是写人心，而这一书写的目的是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结构来达成的。其作品的叙事结构并非单一线性的推进，而是呈现出一种层次丰富、错综复杂的审美形态。在《隐秘史》中，他通过主人公桂平昌的视角，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心理、自我与他人等多个层面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形成了一种内外呼应、相互映衬的艺术效果。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在叙事层次的安排上，罗伟章巧妙地运用了回忆、内心独白、对话等多种手法，将桂平昌的心理变化、情感纠葛以及他与周围人物的关系层层展开。小说通过对桂平昌等人物的心理描写和乡村社会的描绘，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人心的疏离。这种疏离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更体现在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作者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深入挖掘和反思，引发了读者对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和思考。除了桂平昌，罗伟章还通过其他人物的心理描写，进一步丰富了人心文化的多元图景。陈国秀、苟军、陶玉等人物各自拥有不同的心理世界和人生经历，他们的内心世界与桂平昌的心理世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作品中心理世界的复杂网络。
作家善于从多个角度出发，运用不同的视角来展现故事和人物，使得作品呈现出丰富而多维度的叙事效果。一方面，罗伟章善于运用第一人称的视角，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的情感变化和心理动态。这种视角使得读者能够更直接地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增强作品的代入感和感染力。例如，在《谁在敲门》中，他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父亲生病和死亡给家庭成员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复杂情感，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亲情的珍贵和生命的脆弱。另一方面，罗伟章也善于运用第三人称视角，比如在《隐秘史》的主体部分，他通过第三人称的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故事的发展，展现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和人性的复杂。这种视角运用使得作品能够更客观地呈现现实，同时也为读者打开了更多的思考和想象空间。同时，他也常常通过情节的嵌套和隐喻的运用，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除了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的审美建构，罗伟章小说还通过多层次叙事方式和叙事类型的交叉运用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深刻复杂的人心文化图景。首先，罗伟章的小说在个体叙事层面深入挖掘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心灵动作的多样性。他关注农民、底层人物等社会群体，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他们的生活状态、心理活动和情感世界。个体叙事成为展现人心文化的重要途径。在《饥饿百年》中，罗伟章通过何大的视角，详细叙述了他自小便在不可改变的命运中遭遇到的饥饿与无奈和人性的丑陋与残酷。这种个体叙事不仅让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何大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人心文化有了更直观的感受。通过何大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坚韧和无奈，也看到了人性的丑陋和残酷。这种个体叙事的方式，使得人心文化不再是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概念，而是变得具体、生动、可感。
其次，罗伟章的小说在时代书写层面也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变革对个体生活的影响和塑造，以及人们在适应社会变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在《大河之舞》中，他通过对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兴衰荣辱的叙述，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这种时代书写不仅让读者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让人对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罗疤子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挣扎的人物形象。他勇猛无畏，行事光明磊落，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他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儿疯掉之后，他相信了“报应”，变得畏首畏尾，自责与羞惭，落寞与逃避。这种变化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心理变迁，也体现了时代背景下人们内心的挣扎和无奈。罗建放虽然是半岛最守规矩的人，但他在意乱情迷之下做出了最不守规矩的事。他犯下大错后，灵魂饱受煎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他一直在救赎之路上艰难跋涉，体现了人心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责任感。这一形象揭示了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道德、伦理和责任的坚守与追求，以及在面对错误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
再次，罗伟章小说在存在哲学层面探索了人心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动力。他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邃的哲学思考，在人心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之上，更是通过人心文化的多种可能性，探究更多的生活的可能性和人的可能性。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5]在《隐秘史》中，他通过描绘河口村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内心世界，展示了人心文化的多元图景。他关注人心中的隐秘、隐痛和隐忧，通过细腻的笔触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挣扎和追求。这种存在探究不仅让读者对人心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人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正如《寂静史》中的主人公林安平所说：“每个人的身体里都埋着神秘的青春，哪怕这个人再老。至于你说的，光明耀世，光阴仍亏，那是每个人都逃不过的命，但要每个人自己去悟，不悟，就消除不了幻想，跟着也就消除不了恐惧。”小说正是通过林安平的遭遇，展示了寂静如何成为个体自我重构的催化剂。林安平由于出生时的异象被家人和村人排斥，逃到寂静的山涧岩洞，这种被寂静所包围的环境使她体验到了深刻的孤独感，使她有机会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对自己的身份、价值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并由人心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寻找内在的动力。由此，林安平的经历也体现了人心在面对困境时的嬗变与选择。可以说，她从一个被排斥的“灾星”蜕变为一个受人敬仰的“仙人”，这种转变不仅是对她个人命运的彻底改变，也意味着存在意义的重新确证。《谁在敲门》这部小说则围绕“父亲”的离世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生命、死亡、家庭、亲情等存在哲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小说中的人物在面对至亲的离世时，经历了从悲痛、绝望到接受、成长的心路历程。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使得读者对理解人心文化中的爱与被爱、付出与回报等存在哲学层面上的主题打开了更新的视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文学学术史研究”（20AZW015）中期成果。
注 释：
[1][3][4]罗伟章：《路边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64页、60页。
[2][5][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