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散文之魂——浅析李一鸣的散文观

李一鸣是一位著名散文作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理论家。他的《散文十二思》是一组关于散文创作的理论文章，系统而深刻地诠释了散文写作的两个根本问题：写什么？怎么写？而它们最终指向同一个答案——写出一个“真我”，并以“自由”的方式完成这种表达。在我看来，这组文章反映了李一鸣的散文观，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既为散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又为写作者指明了可实践的路径。

《散文十二思》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散文要写“我”。这看似老生常谈，实则触及了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小说可以虚构“他者”，诗歌可以寄情于意象，而散文最宝贵的品质，恰恰在于它无法回避“本我”的存在。那个在特定时空中感受、思考、成长的“我”，既是散文的主体，也是散文的客体。

此文尤为可贵的是，将“写我”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不仅要写“我”，更要写“真”的“我”——“无遮拦、不虚饰，‘把一颗心掏出来给读者’”。这意味着散文写作要懂得拒绝“美化”与“矮化”两种极端，既不刻意拔高自我以博取道德优越感，也不生硬贬低自我以迎合某种审丑趣味。真实的生命体验，往往包含着脆弱、困惑甚至不堪，敢于呈现这些层面，恰恰是散文抵达真诚的必经之路。文中“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这一描写极富力量感。它提醒我们，散文的血肉不是技巧编织出来的，而是从作者生命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那些“刻骨铭心的饱含汁液的生活记忆”，才是散文创作最宝贵的源泉。

如果说“写什么”指向“真我”，那么“怎么写”则指向“自由”。文章中对“自由”的阐释独具慧眼——将“自由”拆解为“由自”，“由于自己”，不由于外力。这一定位从根本上划清了散文创作中的“自由”与随意涂鸦的界限：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约束之下的自主选择；不是技术上的放任，而是精神上的慎独。

“我手写我心，笔随心灵走”——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极高要求：没有经过灵魂审视的文字不写，没有经过独立思考的话不说。当今社会信息极度发达，速食性的快餐文化大行其道，从而滋生出盲目追流量、博眼球的浮躁乱象与价值畸变。如何从信息爆炸、观点速食的当下突围，这需要慢下来沉淀的勇气，更需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慧。

《散文十二思》提出的“三不”原则：不同、不俗、不凡，为散文的独创性提供了清晰的进阶路径。从“见他人之未见”到“发他人之未深发”，再到“思他人之不能思”，这是一个从敏锐到深刻，再到超越的升华过程。

如果说“真我”与“自由”解决了散文的根基与路径问题，那么“境界”与“思想”则关乎散文的终极品质。写作技巧可以学习，语言功底可以训练，但境界的提升，却需要写作者在认知、胸襟、修为等方面长期学习与涵养。在广泛的阅读与深刻的反思中，思想才能变得深邃，胸有丘壑，笔下有山河。

“缺乏思想的文章，就是没有翅膀的飞翔。”这句论断直指当下散文创作的一大症候。不少散文尚停留在生活琐事的记录，抑或浅层情感的抒发，缺乏对存在本身、对生命意义的叩问。《散文十二思》将“思想”定位为散文的“灵魂”，并强调思想必须“蕴含在语言中、叙事上、结构形态里”，而非生硬嵌入。作者在提醒我们：好散文的思想性不是外加的标签，而是与形式水乳交融的“有意味的形式”。

散文不能没有思想的骨骼，但同样不能缺少情感的血液与细节的肌理。“缺失情感的文字，就如没有流水的河床。”情感是散文的温度，没有它，再精巧的文字也是冰冷的。文中特别强调“人文情怀”的重要性，将“同情”视为文学的本质。这种同情不是廉价的悲悯，而是“以慈悲心待其他生物，拿悲悯情关爱同类”的生命态度。

而在技术层面，文章对细节描写的要求近乎苛刻：“细到不能再细。”捕捉风吹露珠的美妙，触摸蚂蚁的心跳，聆听柳叶与风的呢喃，解读一根白发称量出岁月的重量……全方位调动感官去感受、去描绘，这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更是一种写作态度，对世界的专注，对生命的敬畏。正是这种极致的细节呈现，才能使散文从“庸常的深渊”升华为“神话的巅峰”。

总之，李一鸣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理想散文的图景：它以“真我”为根基，以“自由”为路径，以“境界”为高度，以“思想”为灵魂，以“情感”为血液，以“细节”为肌理，以开放的文体姿态接纳各种艺术手法的滋养。它既尊重散文“写我”的本体论特征，又拒绝将“写我”矮化为自恋式的私人絮语；既强调散文的自由品格，又对写作者提出了境界与思想上的高要求。在流量逻辑主导表达、情感套路泛滥成灾的时代，回归“真我”、坚守“由自”、追求“境界”，或许正是散文重新获得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