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非洲》：贾志红和她的非洲地理诗学
认识贾志红三年了，贾志红是一个“子弟兵”，是“地质二代”。“地质二代”童年的苦，是行业外的人无法理解的，他们常常被寄养在奶奶家或外婆家，大一些的就交给寄宿学校。父母是山水的儿女、云的情人，背上地质包，仗着一把锤子、一个罗盘、一个放大镜，勇闯天涯，为祖国找矿，献身地质，无暇顾及儿女的生活和学习，年底探亲时间也很短，聚少离多。对于地质子弟们来说，爱、温暖是奢侈的。然而有一种浪漫、求真的血脉精神却不知不觉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成长，家的概念、故乡的概念成为亲人的名字，亲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自然是学校，山水乃导师。这些地质子弟工作的空间是大漠孤烟，是戈壁长夜，是无人区的群山；这些地质子弟眼中的时间是石头里的三叶虫、海百合、狼鳍鱼、恐龙、始祖鸟、猛犸象。女承父业，像很多子弟兵一样，贾志红成了地质队员，行走的力量让她成了一个“处处怜芳草”的“背包客”，一个用双脚丈量内心的散文家。
谈论《人在非洲》，首先要说贾志红是一个有散文信仰的人。她的散文有与众不同的精神走向，那便是非洲，不仅仅是地理的非洲，还有人文的、诗意的非洲。《人在非洲》的内容不是观光，而是工作。作者远离故土，变换身份进入陌生环境，以新的视角去观察苍茫的非洲大地，重新审视并思考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万事万物以更细腻也更丰富的面貌呈现，是动态的、变化的、偶然的，作者常常在意料之外获取到了在安定状态下无法获得的巅峰体验。如果说《人在非洲》乃心向往之的人生规划，不如说是一种机缘巧合，有了一份适合的工作，有一颗“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心”，一切就水到渠成。这就使她的散文的意脉和个人色彩不是拎着照相机游走在村庄的休闲见闻录，而是“非洲马里的他们”和“中国的俺们”在建造农田大坝、修建道路、架设桥梁时所经历的休戚与共的沸腾生活。作者依托客观叙事和客观对象的感性形象，维护散文的诚实性与可信性，不煽情、不滥情，含蓄、内敛、不张扬，有灵魂的内在张力。散文家把日常打磨成一件艺术品，证明她有一个有趣的灵魂。
在拥抱中爱上非洲
《人在非洲》是贾志红对生命的体察，不仅有忠实的记录、认真的省思、审美的回味，还有诗意的深度呈现。好奇心、求知欲促使她能在瞬间捕捉非洲大地上日出日落中人间的每一个镜头，作者处理题材的能力，感性、具象，有戏剧性演绎的画面感，写意、叙事、状物、抒情，像一个优秀的人文地理工作者的田野笔记，有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的观念支撑。
作者第一眼看见的非洲是这样的：“早晨的阳光并不热，太阳还没有发威，非洲大地还没有被猛烈的太阳炙烤发热，它们彼此温柔有情，太阳正举着酒杯，对着西非大地说，干杯、祝你健康。不过，这款款深情持续不了多久，顶多一小时，之后，太阳便会吐出火舌舔吻原野，大地则报之以遮天蔽日的狂风。它们像极了一对儿恋人，由爱生怨，继而生恨，极尽所能宣泄情绪。”作者抵达非洲的第一天，踏上非洲的第一步，就领略了这是一片自信、乐观、幽默、敢爱敢恨的土地。作者爱上了非洲，她痴迷于这片大地上的树，鸟鸣声在每一个清晨从树上落下来。她看见女人一样丰产的芒果，少女一样火辣的凤凰木，小家碧玉一样温雅的牛油果，禅意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也领略了金合欢树、木棉树、猴面包树、乳油树、阿拉伯胶树、牙买加樱桃树、亚历山大椰子树、石榴树、旅人蕉的热烈与喧嚣。她敬畏芒果树，在粮食短缺的西非，芒果树是慈悲的植物，如女人。她说只要有芒果树傲立原野，生命就有了保证。她关注劳动的姿态，她发现非洲的马里人不习惯使用带着长长木杆的工具，就连农具，比如锄头、镰刀之类，也没有把手。妇女们在田地里依然弯曲着柔软的腰肢，除草、收割，臀朝天、脸朝地，她们这样保持着人类与土地之间古老的交流方式。非洲人喜欢这样与土地休戚与共，她们的劳作有一种肉身与物的亲近，缓慢、温暖，多像中国人对“息壤”的理解。在非洲乡村，人与人的关系在集市。在非洲集市交换商品是次要的，集市的主要功能是让人们聚集、交流、寒暄，彼此看见，交换情绪。散漫、随缘、随性的马里人像天上的云，他们在集市上聊着聊着，天就过了正午，再聊着聊着，集市就该散了。本来想卖了玉米去买些木薯的人一想，算了，还是回家接着吃玉米吧，吃玉米有什么不好？作者的笔力精妙、细腻，渲染着油画般的感觉和印象，悠哉、陶然，色调温馨状如中国中秋时节的稻田。或许是因为没有温差，没有了雪的提醒，非洲几乎没了催人赶路的时间，非洲依然过着从前慢的生活。
作者是用一首歌把我们带进非洲历史的。“去卡伊，去卡伊，沿着巴科伊河去卡伊。”作者努力想唱出自己的调子，可不知为什么，唱着唱着，要么就滑到了司机穆萨的调子上，要么就滑向厨娘蒂亚妮的调子。当作者疑惑自己为何学不像的时候，我想告诉她，诗言志，歌咏言，每个人内心都有不褪色的民族史，作者面前的这个民族的痛点在卡伊。两百年前，卡伊有西非最大的黑奴贸易市场。现在，卡伊有黑奴贸易市场的遗迹，有法国殖民者的炮台和瞭望塔，有关押黑奴的牢房。非洲是一个文化隐喻，有生命的启示和大地的教诲。让作者感到神奇的是，世界竟然是这个样子；不解的是，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她秉持平等、互利、互尊、互爱、互敬的中国精神，诗意了自己的劳动。在她的作品中你可以发现，中国与非洲有文明的互补性，友谊让它们就像一棵树和另一棵树，都站好了自己的位置，一起构成世界上最美的风景。非洲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智者，都有自己的历史。巴科伊河像个叛逆的孩子，任性、倔强；基塔的季节河自由散漫，像个抒情诗人。河流的性格就是民族的精神象征，自由就是大地的伦理，这很像中国人对某种人文地理的概括：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在非洲》不是在廉价地消费非洲，作者努力让多情的文字像非洲的河流一样自信地言说，这就是散文的魅力，在贴近现实中超越具体。什么是幸福？作者关注的亚古，成了生活在别处、追求财富和梦想的人。他作出离开家乡的选择也许是被工程队展现的另一种生活刺激，抑或是远方城市的诱惑让村子里的青年们不安。有了想法的亚古和他的父亲大吵一架后去了首都巴马科。父与子的冲突给生活带来变化，为青春带来机遇。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意志书写自己的尊严和幸福。作者尊重非洲人的文化价值判断与选择，不去颐指气使地指点迷津。作者并没有试图解释社会转型中强烈的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只是节制地点到为止，以启发思考为宗旨。例如其《乌斯曼不唱歌了》，作品开头像一道高音般响亮，似乎定下了整篇的基调，但内部压抑，人物之间妥协、退让之情若隐若现。成了工程部王总的司机的乌斯曼穿着干净的衬衫和长裤，领子雪白，皮鞋锃亮，一身香水的味道，让人几乎认不出他就是曾经那个开挖掘机的一身油味儿、汗味儿的乌斯曼。四年里，这个一唱起歌来就忘了自己在哪里的人，越来越沉默，几乎很少听见他说话了。作者猜测他怀念工地上的生活，怀念能自由自在歌唱的日子。作者对此人、此事并没有展开议论，只是猜测，却也意味深长。
作者有一碗舌尖上的非洲，乃是郁郁乡愁。饮食文化最能反映人性、本能、欲望，投身自然，拥抱世界，它原始，是生命的根本诉求和动力。作者调动味觉、视觉、听觉、触觉，为食欲服务。在尼埃纳，她和古斯古斯粥进行了一场恋爱，或者说像极了恋爱的过程。初始的惊艳，而后的沉迷，还有妄想永远占有的贪念。作者第一次闻到古斯古斯的香味是在尼埃纳的田野，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三个孩子在庄稼地旁喝古斯古斯。她开始迷恋古斯古斯的味道是在杰内芭家的芒果树下，作者的记忆和味蕾被打开，那种略甜的味道不单单是粮食的味道，它大于粮食，饱含着阳光。作者认定，古斯古斯的味道混合了芒果花的芳香，类似中国北方农村麦秋时节新面大馒头刚出笼的气味，恰是这气味让作者找到了回家的感觉，这是乡愁的另一种经验表达。作者想起她深居中原大地的母亲，想起收获时节母亲揭开笼屉，将白白胖胖的馒头递给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幸福与满足。她相信母亲的话，所有的粮食都有太阳的味道。她发现了真理，太阳的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古斯古斯》有情趣，重理趣，也忠实于体验，让记忆温暖了异乡的游子。
那些热烈而悲壮的生命是令人敬畏的生命
向生命致意，是《人在非洲》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奠定了文本内部人文、悲悯的文化性。《翅膀》《迁徙的树》《嗨，库姆》等都有生命在言说。作者没有过多感慨和议论，只有凝视。凝视就够了，能聚焦生命，洞开生命本身的开阔便是对人间最好的告慰。《翅膀》以飞蚁为核心意象，这种一生都活在黑暗的土壤里的小生命，谨遵繁衍的使命爬出泥土。没错，它们彻夜狂舞，匆忙交配，在黎明到来的时候突然死去。没有幸存，没有挣扎。每一个死去的飞蚁的翅膀都会齐刷刷脱落。当作者纠结为什么飞蚁彻夜飞舞、黎明死去，哲学地想象飞蚁的翅膀和身体分离像不像人的灵魂和肉体分离的时候，当地人早已开始谈论起油炸飞蚂蚁的味道。尼埃纳镇街边市场的油炸飞蚂蚁，几个硬币就能买一包。
人生如蚁，大千世界，无数生命，不过如此，人亦如此吗？作者想起了漂亮、性感、厨艺极好的嘎佳。嘎佳和工地上的水车司机达乌恋爱了，为了爱情，嘎佳和达乌远走高飞了，嘎佳披着达乌的夹克，坐在达乌的摩托车后座上远去。作者有意无意地做了对比，恍惚中写道“风吹起嘎佳的两只空袖管，像她的两翼”，也就是说，这次私奔犹如飞蚁飞舞。嘎佳是一个追梦者，献祭的生命之旅是在冒险，可又能怎样？难道青春、爱情、生命不值得如此冲动一下吗？
作者发现，在非洲一株树也有自己的血脉。在达累斯萨拉姆，大街小巷，处处都能看到来自印度的阿育王树和菩提树，它们被赋予宗教的寓意，充满神秘，它们表达了印度人的乡愁。一百多年前，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毁灭了人的爱情和生命，迫使成千上万的“印度贱民”离开祖国漂洋过海来到非洲谋求机遇。如今，他们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却还是活得战战兢兢。他们祖祖辈辈积累下丰富的逃亡经验，就像非洲大地上的植物“还魂草”，遇到大旱之年，濒临渴死的时候，自我了断，把自己的根从土壤里挣脱出，全身卷成一个球，借助风力游走，直到遇到水源才扎下根，恢复身形，继续生长。这是多么疼痛的领悟，多么悲壮的生命之歌！
读贾志红的散文，人是风景中抹不去的元素。你不仅能看见作品中的人，也常常发现作品之外站满了等待出场的人。在我看来阿芙的故事是一个悲剧，但仔细想想，也许非我所想的那样糟糕。因为一笔相当于本地好牛价钱的债务，阿芙的父亲把她抵给了一个有了三位妻子的六十多岁的破老头。工地上的中国人觉得这种交易残忍至极，他们积极为阿芙捐款，欲救阿芙于水深火热。最后，阿芙留了下来，她父亲拿着募捐到的钱还债去了。作者，这个将平等精神和对生命的怜悯作为生活和写作宗旨的人，把阿芙想象成被从狼口解救下来的小羔羊。作者甚至想象过她会感激涕零。但是阿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只是放下包袱就往厨房去了，她提来一筐菜在水台上冲洗，动作依然慢悠悠的，她边洗菜边和铁丝网外路过的村民闲聊，期间夹杂着莫名其妙的笑声。那个在作者看来足以颠覆她命运的事件，于她，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是：在西非，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十六岁女孩，她眼里的婚姻无非就是吃喝穿戴，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她觉得跟了谁都是一样的吧？阿芙像一株贫瘠旷野中的植物，她要生长、要开花，抓住风是风，噙住雨是雨，活着，活下去的欲求压倒一切。旁观者的惋惜、愤怒，作者及同伴的善良和悲悯不可能对此有根本上的改变。
如果作者要与你一起喝一杯酒，那是她想和你聊聊太阳下的劳作与生存。如果作者要与你一起喝一杯茶，那是她想和你聊聊非洲月光下的万物和祈祷。如果作者要与你一起喝一杯黑咖啡，那是她想和你聊聊偶然、未知、灵异、怪诞的遇见，聊聊她身边百科全书式的老汪，穆穆的父亲老穆，穿着白色长袍的亚古的父亲，怀里抱着一只小鹿的阿咪，还有蓝羽鸟、蟒蛇和那条真正牺牲在开工现场的老牛。作者心中和笔下的蓝羽鸟、蟒蛇、白蚁、老牛都是自然的精灵，是值得敬畏的生命。
贾志红写蟒蛇，写捉蟒蛇，写烧烤和吃蟒蛇，重点是写由此带来的心理焦虑和精神不安。你可以思考：作者感觉到了什么？理性上作者更赞赏什么？终日穿一袭白色的长袍，神色永远严肃凝重，活得像个神的是捉蟒蛇人亚古的父亲，他坚信有神秘的灵性附着在一些动物身上，不可触碰。这个神秘的暗示，像严肃和凝重的表情被复制粘贴到了工程主管老汪的脸上，并在驻地吃了烤蟒肉的人之间无声传递，于是就有了“梦蟒”，有了来历不明的“癞蛤蟆”上了人的床，有了“拉石子的大货车侧翻在了河里”等各种征兆和迹显，这些都被这群心有歉疚的人懵懵懂懂地归到“神”的提醒、警告或惩戒。散文《蓝羽鸟》有诗意，境界迷幻、唯美。缘起是作者受到驻地外林子中的颜色和气味的迷惑，有了幻觉，迷了路。像许多童话故事一样，一个神秘的精灵出现了，那是一只长尾鸟，披着蓝色的羽衣，在树枝间低飞、跳跃、鸣叫。作者无缘由地信任了这只鸟，接受它的引领，走出了树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神奇，用“天赐”形容都不为过。蓝羽鸟把作者带向一座由无数城堡组成的、巨大的蚂蚁城市。蚂蚁城的最高蚁塔有一人多高，挺拔如孩童世界的摩天大楼。这座城是无数蚂蚁一口一口衔土而建，而建筑材料是细润且色泽极佳的上好红土——一种坚固而稳定的筑路材料。作者因迷路而发现工地紧缺的筑路材料的事情，像一个传奇在当地广为传播，蓝羽鸟也在传播中被描绘成了神鸟。当地白发长袍的长者，是这一带有威望的人，也说，蓝羽鸟是吉祥鸟，只有做善事的人才能看见它并听见它的鸣叫。我想，作者以及工地上的人都相信“白须长袍的长者”的话，善有善报。入乡随俗，积极本土化，如盐入水是中国人的智慧。为了安全、有效地打响施工开山“第一炮”，总经理老何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白发白袍长者，念了祷告，宰了牛，鸣了枪。作者发现，在开工仪式上，献祭自己生命的那头牛在死亡前并没有恐惧，也没有像传说中那样流泪，它表情淡然，眼睛盯着某个地方不动，眼睛的余光又仿佛洞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它像个神像一样安静肃穆。作者感叹，任何物种活到足够老时，大概都会具有某种神性。
每个人将带着梦想行走、歌唱，并自信地活着。作家谢有顺说：“散文写作是一种精神发现。”梦，就是一切文化的源头。每个人都有梦想，每个人都想要带着梦想行走、歌唱，并自信地活着。散文的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人的世界。因此，偶然性带来丰富性，原生态刺激肉身、响应精神、消解困顿、精炼灵魂，发掘凡俗生活的哲学意义。自由成就梦想。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丰富生命，《巴拉丰木琴》中的老穆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游走歌手，品性豪放，脖子上挂着他的巴拉丰木琴浪迹马里的乡野，云一样自由自在。后来，因为养家糊口，老穆放弃边走边唱的流浪生活，改行淘金。在不淘金的日子里，他做琴、卖琴。老穆用悠长、苍凉的曲调，唱他的小河流向大河，大河奔向海洋。老穆的儿子——放羊娃穆穆，也有自己的琴，全部的配件就是细细的尼龙线和弯弯的树枝，那是放羊娃随身带着的精神慰藉。老穆和穆穆都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别人读不懂、看不见的梦里。
另一个为梦想努力的人是乌力的哥哥阿杜。阿杜需要钱，阿杜尝试各种办法挣钱，有了钱就能送他弟弟乌力去见游走于西非各个村庄的体育经纪人，让那些体育探子们看看他弟弟乌力的细长腿，让他们知道他弟弟乌力跑得有多快，乌力是他改变家庭命运的一块宝，他要把乌力这块宝押好。因为跑步能挣钱，跑出乡野的孩子冲入竞技场就可以改变命运，就可以生活在大城市，住着砖房子，坐着小轿车。
贾志红赞美平凡生活中那些激情燃烧的生命。《姓特拉奥雷的人》写一个尼埃纳乡间游走的卖布人，骄傲的小伙子特拉奥雷的黑眼睛里总闪着希望的亮光。卖布的他认为衣服上有最美的生活，衣服是人的精神。信仰让特拉奥雷热情、善良、勤劳，没有贪欲。当别人建议他不能只是卖布，还要学会裁剪和缝纫去挣更多的钱的时候，特拉奥雷的回答是：“不、不，Madam贾，那样的话，尼埃纳的老裁缝库拉姆就会没有饭吃，神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每个人只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难怪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大慈大德之人的确在引车卖浆者流。卖布郎特拉奥雷的魅力是有号召力，他能在很短时间成立一支足球队去和工程队开展友谊比赛，他也能像变魔术一样脱下足球队长的战袍华丽转身为邮递员。他诚实、敬业、乐于助人，不惜力气能从70公里外的锡加索大邮局为Madam贾找到足够的邮票，保证让浪漫的Madam贾能按时在元旦佳节的喜庆中为她远在中国的朋友送去祝福。邮差特拉奥雷让我的阅读长久停顿，我问自己，为什么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Madam贾，我想请求你写上这句话：明信片由达乌达·特拉奥雷投递”？邮差特拉奥雷在想什么？如果允许，我想我可以用我童年的经历把他的话翻译成一个梦——“世界那么大，我也去看看”。特拉奥雷是人文非洲的精神缩影，是传统的，也是进步的，他有梦、有远方，更有人间烟火气和生命的激情与温度。作者这种关注人性的散文能进入天地、自然的大道之中，给人智性的启示。
散文的自觉：写就是标准
爱是女性写作的最好视角。《人在非洲》有女性意识下的发现之美。贾志红是女性，工程队里唯一的女性。她有女性先天的慈爱和悲悯，行走成了她的生活方式，这也自然调剂了她生活的味道，确定了她的生命情调。她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敏锐地感觉到了别人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在她的眼中非洲是女性的，是一棵芒果树，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她关注非洲女性，并尽自己的力量把温暖的手伸向需要她帮助的每一个人。当隐瞒了自己身怀有孕的尼埃纳厨娘阿娃边哭边说“Madam贾，我要挣钱，要挣很多很多钱”时，受伤的是作者，厨娘阿娃每说一次，做了母亲的贾志红的心就流一次血。重情重义的阿娃让作者见证了一个非洲宝宝的诞生，也让她获知“大约有一半的黑种人夫妻的婴儿，在出生时是白色的，两周后皮肤开始变黑”。作者笔下的这些细节，有鲜明的个性化标记，满足了散文的故事性和知识性格局，也让读者见证了作者因人性的善良，获得了视同亲人的回赐，有哀婉的世俗之美。
我写我见、我见我写，并不困难，难的是实现情景与人物之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相互凝视，在相看两不厌中发现意外，渐次深邃。有一个故事，从阿咪开始，作者发现裸着上身的姑娘毫无羞涩地走过街巷竟然是基塔的一大特色。她们的裙子都整齐漂亮，花布的图案鲜艳，还戴着和裙子花色一样的头巾，脖子上闪着项圈的银光。她们从脸上看是十四五岁，从身材上看更像是二十四五岁，身形的成熟度远远大于真实的年龄，有些面庞还带着未褪去的稚气，但身材却是熟透了，丰乳、细腰和翘臀，像季节交替中朦胧的春光还未散尽，夏日的浓郁就汹涌地、意外地覆盖了大地。同事老汪推断，基塔这个西非小城里生活着一支从遥远南非迁徙来的祖鲁族人。在祖鲁族的风俗中，只有是处女的女孩才有资格赤裸上身，以证明纯洁。作者感叹裸胸的姑娘们穿梭于基塔窄窄的土巷中以及喧闹的集市上，昭示纯洁是一件多么令人自豪的事情。这样的散文是一种智慧产品，初看表象上是写民俗，是赞美原始、野性的生命之美，而其背后有作者的眼界、立场和价值观。
贾志红有对行文的自信，她的散文写得松弛，有从容不迫的韧道。她善于用事件、人物对话、人物行为刻画人物。汪曾祺认为散文的人物更应具象生动，用个性拒绝平庸。用事件、人物对话、人物行为刻画人，有生命的亲切感和具体的形象感，就像古人演义小说的开场诗的热场效应。比如作者对老何的刻画就是这样。《人在非洲》中的老何是谁？老何是总经理。老何谨慎，懂得敬畏，能因地制宜，能随遇而安。老何在马里的公司立下不许辱骂本地工人的规矩。老何说不能白拿非洲老乡的东西，要给一点钱。老何精明、睿智。老何的眼睛贼着呢，他洞悉院子里的风吹草动。老何像个神仙一样用手指着东边的墙角说，那儿得有一口井，院子的东边角落里便有了一口井。老何有人性，善良。老何对每一个来基塔报到的中方员工都说同一句话：你需要一条狗。老何教育作者，女同志出门口袋里装点糖，这样安全些。老何的眉心整天拧着个疙瘩，满口都是工期、效益之类的话，同事们都说跟着他工作是把女人当成男人使、男人当成牲口使，他自己更是一部工作机器，是拼命三郎。老何说，今天放开喝吧，过年啊！所有人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如此，老何的人格魅力跃然纸上。你不由地跟着作者一起翘起大拇指赞美，老何，大丈夫！
幽默是一种智慧。贾志红散文中的幽默是在向老舍、林语堂致敬。作者的《鼠，鼠，鼠》情调幽默，可以解压。她的《鼠，鼠，鼠》极像动画片《猫和老鼠》。文章开始，作者就用了“搬来了一家老鼠”这种说法。一个“搬”写得理直气壮，一副主人翁的面孔。接下来，她写这家乔迁新居享受新生活的老鼠们的生活常态：白天相对安静，这让作者随时可以分辨出什么时候是性情张狂、拖着肥硕肚子的胖老鼠在巡逻，什么时候是性格懦弱、谨慎的瘦老鼠在蹑手蹑脚地执勤。最摇滚的是夜晚，老鼠不甘寂寞常常举办家庭运动会。运动会的常规项目是跑步，偶尔也会穿插跳高表演助兴。一声令下，只听众鼠齐跑，“轰隆隆”一阵喧嚣，从顶棚一角汇集到另一角，又“轰隆隆”地返回。它们似乎真的是为快乐而快乐，它们有恃无恐地在顶棚上蹦蹦跶跶地跳跃、跐溜跐溜地走路、窸窸窣窣地啃噬、唧唧吱吱地交谈。一连几天的安静竟让作者感到失落，其实，它们去了城里旅游观光，学习了新花样，它们的运动会由肢体比赛发展到牙齿比赛，它们撕咬开顶棚，开拓新的生活疆域到整个房间。霸权思想引发了边界冲突，逼得作者不得不引来外援——一只猫。结果可想而知。《鼠，鼠，鼠》有趣味，语言幽默，故事高潮迭起，画面动态，拟人惟妙惟肖。这里我们可以略过热情、开朗的厨娘卓丽芭扭腰晃臀的“菜刀舞”，卓丽芭是个中国二人转式的笑星，但我们不能忘记一列火车。在作者笔下，从马里首都巴马科开往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国际列车也懂得开玩笑，你可以看成是冷幽默，甚至是对经济落后无可奈何的黑色幽默。坐火车从巴马科到达喀尔的旅行不是简单的慢，而是意料之外魔幻的慢，是肯定要出故障的慢，火车想坏就坏了，想修？不想修？何时修好得看天气，看心情，或五天，或十天，或更久，这是你运气的事。火车是有脾气的，它如果想脱轨，就像一位喝多了酒的醉汉，徐徐侧躺下去前还不忘扫一下地上的碎石，它不想伤了自己的老腰，当然，睡姿也不能太丑。
对于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写作的心态上自由、开放、独立、无拘无束，有观与思并行的原生态立场。贾志红的散文有原创性，有人性关爱下张开怀抱的开阔和松弛。她的散文经营用力，一直在尝试单篇章文本中的多重主题设置，使得文本趋于多义性、混沌性。她的《尼埃纳姑娘》《蓝羽鸟》《巴拉丰木琴》《美丽的名字》《古斯古斯》等都是以“我”开头，在个人感受中确定生活的意义，把生活的复杂性写得清澈，我在哪儿，故事就在哪儿，诗意就在哪儿。
语言的个性是决定文本生命力、评价散文优劣的关键一环。贾志红是一个能用一句话就能把人写活的作家，如这句“总监夫妇高大体胖，总监夫人鲜艳的花裙子和花头巾像原野上的一道彩虹”。散文的语言问题重在“辞达”，作家应努力做到直接地、有力地、清晰地、有逻辑地把自己生命世界里的那些难以表达的东西呈现清楚，让散文有诗性语言的生命张力。她在写《巴拉丰木琴》时仅用了一个比喻：“琴身长长的，如穆穆父亲令人记不住的长长的名字。本人名、父亲名、祖父名组成他的姓名，繁复拗口。”这个比喻把琴、人、历史、文化间模糊的、不确定的意义混合在一起，增加了文本容量。她这样写一个非洲母亲：“在尼埃纳的乡间见过一位不讲究的已婚妇女满不在乎地光着胸脯在田埂上行走，她腰里系着小娃娃，身后跟着大娃娃，头上顶着瓦罐，胸前胡乱垂着的双乳像两只疲惫的紫茄子。”一个“疲惫的紫茄子”将非洲大地上的这些母亲道不尽的沧桑瞬间说尽，形神兼备，且有女性情感的理性观照。在《月光之舞》中作者写厨娘卓丽芭的白裙子，写白裙子给厨娘卓丽芭带来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写她的个性。厨娘卓丽芭在穿白裙子时和不穿白裙子时对待小狗的态度差别极大，她担心小狗蹭脏她的白裙子，她就会毫不客气地把狗踢开，可一旦她换下裙子就马上向小狗致歉。作者用细节刻画内心爱美、懂美，善良得都不愿意伤害一条小狗的厨娘，也瞬间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作者会花钱在500公里以外的大城市为厨娘卓丽芭买一条白裙子。散文的意境来自作家的修养、胸襟、志趣和眼界。为抒情而叙事贵乎一个“真”字，无功利审美将作家从生活的平凡中拯救出来。评价散文可以文以载道，可以性灵闲适，还可以沉迷细节、迷恋词语，让人物和事件自己说话，聚焦对话的价值，完成思考。贾志红的散文是有立场的散文，坚持传统的真、善、美，主题表达以情感为中心，统一在善良、仁爱的内心审美，有精神水准，也再次证明生活有怎样的宽度，写作就有怎样的广度。生活是散文超文本，经历带来深度，思考带来宽阔。在特定的空间，当一部作品有了足够的时间长度和曲折情感的折叠，才可奢谈文章内涵丰富。贾志红的散文集《人在非洲》就像她在非洲参与修建的那些公路一样，那慈悲的曲折不断变换方向，每一次转弯都能养育一个村庄。
贾志红在非洲学会的第一句话是“Jet'aime”，是“我爱你”的意思。她把这句话说给树听，说给树上的花朵听，说给蓝羽鸟听，说给乌力听，说给工地上的厨娘们听，今天，她说给我们听。她用《人在非洲》完成了作家对自己的承诺，她在非洲留下比自己更永恒的东西——Madam Jia。现在，不论法语、汉语，还是班巴拉语，Madam Jia都是尊贵的，它饱含赞美。因为，在非洲，在马里，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婴自豪地认领了它，她叫Madam J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