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是之故,从象征层面进入这个文本,即把“流动的”与“不确定的”“旅途”理解为小说中的结构性因素,或许能读出另一层意味。在小说中,作为叙述者的“我”多次表达了他对一种“亦此亦彼”的未知状态的向往:
这既不是一个人的旅游,又可以是一个人的旅游,虽然身边始终有一个团的人在,但是你可以当他们在,也可以当他们不在。
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在,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不在。
他们既是陌生人,又不是陌生人。
那么除了平行空间,是否还有一个某某空间,在这个空间,你还是你,但你又不是你。在正常的情况下,你之所以能够确定你是你,那都是通过旁人旁证作参考的。而我目前面对的情况是,我不认得任何人,任何人也无所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是我了。
“亦此亦彼”也可以理解为“非此非彼”,即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确定。这一思维构成了小说叙述者及人物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恰恰是对现实庸常单调的“日常生活”的反叛。在文本中,那辆上座率只有百分之六十的大巴车、那个神秘地出现、又诡异地消失的旅友老刘以及那个似乎愿意成为每个人的情人的“女友”,作为小说中的比喻修辞,都深度参与了小说的叙事流程。正是因为大巴车存在一定的“松动空间”,“我”才有换座位的可能,而“我”重新选择座位后,顺理成章地遇到了前来搭讪的老刘,从而被告知“我”上错车的消息,在一系列乌龙事件之后,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友的女人将和“我”入住同一个房间……范小青将生活的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这荒诞的背后,蕴含了她对某种游走着的人生状态的归纳。
那么,文中的“我”对这种“旅途式”的人生状态持何种态度呢?可以发现,“我”被分割成为三个部分,即弗洛伊德所言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作为“本我”的“我”遵循快乐原则,享受旅途带来的一切刺激,即使明知自己有可能搭错车,仍向往那个错误的目的地波跳峡,而召唤“本我”出场的便是这个临时“女友”的诱惑性话语:“你这么顶真干什么,是你也好,不是你也好,不都一样玩吗?波跳峡那边,可刺激了,刺激到你会忘记自己是谁的。”而当“自我”意识到了这不是“我”原来选择的目的地时,下意识地要下车,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目的地:大草原。而“超我”则强烈地压制自己的原始渴望,不断告诉自己这是一辆“错”的车,“我要回到正确的人生道路去”。于是,小说当中出现了这么一个分裂的主人公形象: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上错车了,另一方面,“我又上错一次车”。这种“一错再错”的结局并不一定是“我”的疏忽造成的,它其实暗示了“我”对错误的宽容和默许。上车,下车,又上车,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成为整部小说的最佳喻体。那么,当这三个“我”发生交锋时,哪一个“我”占据了上风呢?显然,前文指出的“亦此亦彼”的思维底色最终决定了“我”对“错误”的虚化处理:“我就权当我没有上错车,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我也是很随意的,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也没有一定不想去的地方。”
奔驰的旅游大巴沟通了起点与终点,这一流动空间就像福柯所定义的“异托邦”(heterotopias)那样,颠倒了日常生活空间的逻辑和秩序。也正是因为在这辆大巴上,“我”暂时逃离俗世,进入到一个超现实的世界中。这个超现实的世界并非指一切怪力乱神,它仍然具有日常生活的外表,但在这平常的外表底下,所有的场景都有了别样的意味。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旅游团领队对“我”的身份的确认。当“我”想要急切地证明“我”不属于这辆车时,领队不信,但当“我”发现其实“我”是这辆车的旅客时,领队依然不信。这一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只可能发生在一个违背自然逻辑的超然世界里,在这里,所有的矛盾都是寻常,所有的悖论不证自明。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小说中的“我”把旅行当作常态,从此浪迹天涯,那真的就是“波西米亚狂想曲”了。在小说的最后,“我”下车,将和“女友”一同入住一个房间。从大巴到房间,不仅是空间的转换,而且暗示了这种短暂的流动状态将被一种固定的、模式化的结构所取代。与大巴相比,房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态,当“我”踏进这个房间,便意味着这段“狂想曲”的结束。小说中的“我”对此没有意见,或许揭示了作者对这种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状态的抱持是小心翼翼的——人总归要回到熟悉的社会秩序当中。于是,一夕之缘就成为了小说人物最后的渴望,因为他们彼此清楚,那只是一场终将逝去的太虚幻境的神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