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索洛乌欣《掌上珠玑(节选) 》
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在会见演员A。捷米多娃时说：
“我们这个时代，通讯技术使读者获得了相当广博的教育，也使得作家不必多费笔墨。假如故事发生在基辅的滨河大街，那么描写这条街就是多余的。这件事已经由广播、电视、电影、导游指南做过了。如果我的小说里女主人公生了病，比方说得了肺结核，没有必要去描写病的症状，因为雷马克和其他小说家已经写过了……”
一个作家讲这番话，委实太奇怪了。倘如有100个人，会看到100条各自不同的基辅滨河街。作家则应该看到自己的街，第101条街，并且应该让读者也看到你这条街，而绝不是看到那个笼而统之的基辅滨河街。
肺结核确是人所共知的，可那又怎样呢？我由此想到艺术中的一个细节。安·契诃夫的小说《含苞未放》改编上了银幕。女主人公染上肺病。我们大家都清楚，肺病是要咳血的。可是这里怎么表现的呢？女主人公在舞会上旋舞的时候，突然咳起来，便用手捂住嘴，在雪白的手套掌心部分，出现圆币大小的一块红点。此外不再需要多说什么了。你可能忘掉整部影片，但雪白手套上的这个红斑，你是忘不了的。没有这个红斑，也就没有艺术了。
让我们拿滑雪跳远的跳台来说吧。原来跳台有各式各样的。假设这个跳台规定能跳70米远，那么比这多些或少些，就要看技巧高低或是机缘好坏了。比赛场上成绩正在提高： 75米——78米——78。5米——81。3米——80。6米——84米。这可创了记录。人们还期待更好的成绩。展开了争夺每1厘米的战斗。83。8 ——84。2。好，打破了记录！
就这样，一会儿这个成绩稍微提高点，那个成绩稍微降低点，继续比赛下去。要有谁跳到86米，便是刷新记录，观众会对他报以掌声。
但是如果有个滑雪手(在进入争夺每1厘米的战斗以后)，一下子跳出了170米，请问那时观众们和裁判们将何言以对呢？
在运动场上，这种情形未必会发生。可在艺术领域，恰巧就有这种情形： 伟大人物脱颖而出，卓然不凡，打破了关于文艺标准的一切定论。
那时，有些人会说： 绝对不可能。有些人则拍掌激赏。还有的人……还有的人甚至恨不得不存在这么个跳远选手。不然的话，那些在80米左右徘徊不前的其他人，可如何是好呢？
电影的语言是强大的，而且有无穷的潜力。从象征手法到最为自然主义的表现，从广泛的概括到精确的细节，电影确乎是无所不能。尽管如此……
有一次我们研究一部纪录片的素材。我对他们说： 你们拍一场林木环绕中的寂静的教堂，要从教堂顶上突然腾空飞起一群野鸟，就像爆炸了一颗炮弹似的。可以设想这些鸟儿受了某种惊吓，于是如同爆破一般飞溅起来，迸向四面八方。
“可这怎么拍法呢？”摄影人员对我说，“当然啰，拍是可以拍的。不过为了这么一个镜头，值得惹那么多麻烦，花那么大气力吗？人为地把许多只鸟儿摆到教堂顶上是做不到的，必须等待它们自己落上去。要是它们不肯落上去呢？再说，等你吓唬它们的时候，要是它们不像爆炸那样一哄而飞呢？万一它们飞的方向不对，是向下落或者都朝一个方向去呢？”
的确是很难拍。而我这个动笔杆的人，用上一两分钟勾勒出一幅需要的画面，又算得了什么：
“秋天的墓地，林木环绕中的教堂。突然，一群青鸟被什么东西惊起，像爆炸似地冲上天空，逃向四方。”
我写不了日记，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这是由于我抑制不住一个愿望——力求生动。实际上是否很生动，那另当别论。只是这个愿望简直成了一种本能。我无法满足于这样的记述：“今天我看到了云杉林”，或者说，“邻居站在土台上”，要么是，“我和几个老乡一道喝了酒”。我总得达到一定的表现力才肯罢休，这一来就得写出事实的背景、环境。可那么一搞，整天只能写日记了。
一位作者在《文学报》上撰文，谈我国读者读书的情况，他说曾收到列宁格勒一个读者的来信，信中这位列宁格勒读者，开了一份他认为应该阅读的作家名单。
名单上头一位是个当代作家，排在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之前。(请看《文学报》1976年11月第44期)奥维季名列第一百。格里鲍耶陀夫干脆只进入了补充名单。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名列第一的是哪个人，这属于列宁格勒读者的个人好恶。居于首席的，完全可以是阿勃拉莫夫、别洛夫、拉斯普京、诺索夫、舒克申、特里丰诺夫、阿斯塔菲耶夫、莫扎耶夫、特罗耶波利斯基、扎雷金等等。不过，这位列宁格勒读者还是有他一定的道理。道理何在呢？
古典作家——这好比太阳。有太阳在，实在太好了。没有太阳便没有了生命。意识到有太阳在，实在是幸福。可是，这会儿屋里很冷。太阳在此时此刻，不能直接帮上忙。所以就需要一捆敦敦实实、普普通通的劈柴。
如果谁曾经去外地的大城市只待一天(早晨下火车，晚上便要乘车返回)，那么他一定明白，虽说不必过夜，也得有旅馆落脚。
的确，是需要在旅馆里开个房间，需要精神上有个依托，知道有这么个地方，随时可以去休息一下，一个人安安静静坐一坐，想一想事情。要是没有落脚之地，心里不踏实，生怕找不到一个舒适可靠的栖身之所，那么这一天就会长得要命，又累又苦，甚至叫人无法忍受。
同样的道理，果戈理、屠格涅夫、画家A。伊万诺夫，所以能够心情轻松地多年侨居国外，是因为他们那时总想着： 他们有俄罗斯在，有祖国在，而且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因此他们没有患怀乡病，不同于后来那些与乡土隔绝了的侨居者。
又是同样的道理，人的一生(时间之短暂，正如在异城度过一天)，也应该有个家，宁静的、牢靠的、长久的、舒服的家。缺了这个，人便会疲惫、焦躁、衰竭、易老。生活对他变得索然无味，成了不得已的重负。于是呢？快一些搭车回去吧。
我们已然习惯了在杂七杂八的小事上，在杂七杂八的文章里，在杂七杂八的题材中，分散自己的精力。今天写非洲，明天写北极，后天写播种。然则，精力是不该这么消耗的。比方说，不能想象要普里什文突然去写一本飞行员沃多彼雅诺夫的巨著。
他有他自己的东西。他对自己的东西有坚实的了解。并且他没有离开过自己的东西，他只写自己的东西。至于沃多彼雅诺夫，可以让比较熟悉这种材料的人去写。
我们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之所长，其余的一切，要毫不留情地从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干净。
小说里一切该有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都有了： 结构，情节线索错综复杂，主人公和各色人物、插话、夹叙故事、议论，如此等等。他的小说构造出来，装配起来，组织起来了，犹如一架复杂的连动机器，不妨比作一台电视机吧，里面一切的一切，直到最后一根导线，都已各就各位。只可惜电视机没接通电源，任凭你怎么拧转钮、压按键，它既不发亮，也不出声，没有一丝活气，也不给人一点欢乐。
人的一生，基本上可能有两种行动。一是滑溜，一是攀登。
一眼看去，会觉得滑溜容易，攀登困难。但实际上正相反。打滑溜的人很快就活得累了，所以一般都过早地退出了人生舞台。难以设想，一个人会滑溜到80岁。
可是一个人可以攀登到90岁。而且看上去，他依然精神饱满，神采奕奕。
我有个朋友，下决心养条狗。他买了一大堆养狗的书，如怎么喂，怎么养，怎么训练。这也难怪，像狗这样复杂的高度发达的动物，要养好驯好，岂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是，打算要孩子的时候，有几家父母也读读讲卫生、讲儿童心理、讲教育方法的书呢？
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会教育人，但却很少有人真会做这件事。
事有一件——是偶然；事有两件——是有意；事有三件——被看作倾向；事有四件——被尊为传统。
说起飞鸟的自由，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俗见。我们差不多把鸟的自由抬高为一种象征，一种理想境界。
“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天上飞鸟，无忧无虑，不知道辛劳……”
的确不假，飞鸟不知道人世间的约束，不知道道德思想的规范，不知道国家的界线。昨天，它们越过大海，径直飞向土耳其去了。大概就是由此形成了飞鸟自由的看法。
实则，它们竟也有自己的局限。每一只鸟儿都生活在特定的规律、环境、需求的铁笼里。
鸟类的栖身之地有严格的界限，它不得进入周围其他禽鸟那些不容侵犯的领地。
它必须付出很大劳动，用草叶和树枝搭巢，或者在木头上啄出巢来。
它必须卧在巢里苦熬时光，一动不动地孵卵。它要进行不胜其烦的机械劳动——给雏鸟衔来上万条幼虫。
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一昼夜有时还得吞下超过自身体重的食物。
此外，它又绝对需要服从鸟群的法律，必得飞越3 000、7 000、12 000公里，翼下磨出坚硬的痂。
习惯说，某某人生活困苦。这显然意味着，此人没有可能满足自己对温饱、清洁、休息的需要。
出现了一种离奇的状况。假定说，祖父或者曾祖父有过30种需要，而且当时有能力满足了所有的需要。当然这里不包括灾祸、饥荒、战争、火灾等情况。严格地说，他产生需要的数量，恰是能够满足的数量。就算是在假定的30种需要中间，有3种(占十分之一)没能满足吧。我想，这样的一个比例是符合实际的。
随着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时代日益加快的纷扰，需要的数目也在增长。我们如今已经不是有30种，而是有100种需要，可我有力量满足的才将近半数。并且，没法满足的需要，有时倒是简单的需要——安静、清洁的水、鲜牛奶、干净的空气、安稳的睡眠(无噩梦)、每日不断的体力活儿……
试问，我们之间谁承受了更多的困苦，是往日的祖父呢，抑或是今天的我？
对职业拳击家来说，平时在生活中，在街上，是禁止动用拳头的。拳击家的拳头相当于一种武器。
那么，职业作家的语言呢？可没有谁禁止他们在文苑之外动用语言，例如谈话、写信、争吵、发言等等。这里不是指普通的谈话、写信，是说利用语言去打击别人。职业作家以话伤人，分量之重可能令人一蹶不振，再也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这就说明，要么是我们的法制有漏洞，要么我们都是些不争气的语言拳击家，不懂得我们自己武器的意义所在。
艺术中有一种情形，可以称作半真实。人们评论一个作家，常说他写得不真实。事情果真如此吗？你读读他的作品就会看到，里面的人物有着生活中常见的名字，做着人们通常要做的事： 刨土豆、炼钢、开火车、打猎、钓鱼、领导一个企业、吃饭、吵嘴、谈情说爱、离别、发议论……到底还缺什么呢？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比方说在一个城市(基辅市)，有一件同我相关的事。我很亲近的一个人，眼睛要做手术，手术的结果决定他是否能够复明。这时我的一位熟人寄给我一封长信。他信里说基辅正是春天，槭树和栗树已经抽叶；又说歌剧院正上演《波尔塔瓦的娜达尔卡》，来了许多外国旅游者，南斯拉夫剧团也来巡回演出……应该说，这位熟人没有虚构任何东西，全都是事实。他写的是真实。信里只是缺少了一句话： 手术结果如何。如果不写这句话，那末我这位朋友的来信再长再真实，它对我也便失去了大部分价值。自然啰，知道基辅现在情形如何，也有一点意思……
一位当代作家，对我抱怨说自己的日子不好过： 你刚刚回到自己的城里来，人们便蜂拥而至，有许多要求。
“这有什么不好？有影响，有名气嘛。过去托尔斯泰也是宾客盈门……”
“对呀。可现在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帮我搞些水泥板吧，帮我给女儿找个工作或者送她进大学吧……过去找托尔斯泰是问什么事呢： 有没有上帝？应不应该爱自己的亲人？往后怎么生活？”
我们常讲需要客观性。但一个活人，特别是艺术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客观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