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这一次我们谈谈少年气和青年心

这是“花城关注”的最后一期。

三篇小说，薛超伟的《化鹤》、谈衍良的《断桥对岸的科学家》和加拿大小说家黛博拉·威利斯的《失踪》，延续上一期“单数的世界文学”专题，扩张世界青年写作的版图。做上一期的时候，我们说今天好像是一个“她文学”的时代，但这一期的薛超伟和谈衍良都是“他”，那么，她和他、她们和他们之间存在不存在基于文学对话的性别差异？尤其是这些单数的“她”有没有一些批评家想象的女性写作的新可能？尚待考。

薛超伟的《化鹤》可能是空的、空灵的。空和空灵应该是对生命理解之后自然的审美风度。如果参悟不到世界的底牌，空和空灵可能只是一种漂亮的装饰。薛超伟《化鹤》是少年心，而不是老男孩。以少年心观世则是纯真的少年气，而不是故作深沉的暮气。所以，在《化鹤》中流动的与其说是空灵之气，不如说是少年的真气。演山久疾，同父亲借住在佛堂，冀望得愈。佛堂日子简净，四时化作“念经，打坐，吃饭，睡觉”，松鼠或蛐蛐，西瓜或池鱼，细碎具体。常觉师父爱惜她的师父果云禅师留下来的点滴——堂宇、灶屋、金佛，以六尊憨态可掬的小沙弥留住人们的牵恋，积聚人们的愿力，让曾经一长一幼一起经历艰难岁月、在灶屋守住的佛堂渐渐壮大。常觉师父将果云禅师制成肉身佛，如此师父与她同在。演山与父亲约定，纵使疾病预告了他早夭的命运，要记住此身此地此间，让它在未来时间永驻。“无空讲”是不能舍弃的言说，“空中花”是不能舍弃的幻梦。小说也是可以视为一种“无空讲”，以“讲”来对抗虚无，用经验和记忆来对抗消亡；小说随人物的记忆和联想自由漫散，记取个体生命存在的细微，“在流动中不断幻化的、磷火一般的东西”，“印象、形象和感觉的这种流动和分解”，处身“这既有冰霜，又有阳光的短暂时日中”，“感到了人生经验的五色缤纷及倏忽无常，需要拼出全部力气进行观察和接触”（佩特《文艺复兴》）。小说关于生命和信仰的提问并非求答，其中的沉默无声甚至无力，也是少年心使然——当此少年，感此少年之世界。小说所涉及的佛理的部分并非晦涩难解，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指涉或隐喻方式，这一切丰富了小说的潜在意味，亦是一种“我”自何处来的暗示。

因此，我们说青年写作从一己生命通向辽阔世界之扩张并不是无限的，它可以各种借力，比如知识，比如文学史，比如同时代前辈们的教诲，但更重要的是自身发育的原力和元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谈少年气和青年心，谈扩张的限度。只有意识到局限的扩张，才可能保有文学的真诚和质朴。故而，薛超伟的《化鹤》的根系延展到文化和风俗的丰饶土层，却没有习见的臃肿壅塞的知识炫耀和炫技，它只写了少年的感同身受。谈衍良的《断桥对岸的科学家》的感同身受是生命等长的成长。住在海边的四个少年结成的亲密团体，小卫和王成尤其要好，他们热爱化学，盘算建自己的实验室。团队核心人物林克胜想为守岛的许刚一家造桥，四人因此谋划，王成替下了小卫的偷铁任务，最终入狱，因为他们去偷了研究用的钢板挂片。偷铁事件后，小卫离开，四人分离。成年后，小卫跟研究金属腐蚀的孙教授做博士，王成给同样研究金属腐蚀的蒯教授做助手，林克胜做了“民间科学家”，许刚接替父母守岛。“七岛大桥项目”开始之际，实验钢板挂片再次失踪，一切证据指向王成，最终被孙教授的另一名学生乐光正发现。孙教授和蒯教授研究路径不同，孙教授主张点腐蚀加速实验模拟实海环境测试，蒯教授以“穷举法”长年用大量的钢板完成腐蚀实验，同时两人课题存在竞争。王成为“科学”再次犯险，窃取孙教授的“七岛大桥组”的实验样板以获得蒯教授需要的数据。这一次，小卫捡回了王成偷窃并丢弃的所有钢板。乐光正要把主谋的蒯教授和执行偷窃的王成交给孙教授处理，在与四人的争执中，钢板腐蚀的重要环境条件无意被发现，加速了“七岛大桥计划”的实现。少年再次聚首在当年埋下的桥墩，王成和小卫终于再一次相对。小说的精神气质在某些部分接续了韩寒小说未完成和我们期待完成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事实上，青年写作从来不是一个人一次性完成的。韩寒止步和转移之处，可能正是谈衍良的《断桥对岸的科学家》的起点。这也许是小说作者也是青年人成长史必然经历的痕迹，甚至“长了一对小虎牙的演员，扮演过一个住在岛上的青年”也会让人想起出演韩寒电影的演员刘昊然。还有另一些提示，比如非常韩寒的摩托车、兄弟情、个人英雄主义。所以，少年感成为关键词的一种，少年的真诚和迷惘是自然的，但经历困顿时光和冷酷世事之后依然天真不失理想（梦想），这也是韩寒的电影力图保留的一点精神核心，姑且不谈在电影中是否能够达成，或者只是标签一种，或是对于失落的青春遗物的象征性打捞。但是，在韩寒工业化的电影也许只是少年气的标签，在谈衍良的《断桥对岸的科学家》则是真心实意的，这是小说和电影的区别，也是正当青春和意淫青春的区别。小说充满了纷繁复杂的观点，比如科学研究与种田的譬喻，经历了小说多个人物的反复言说，多到情节前后有脱节，多到逻辑上产生无法合理的脱榫，这无法抹平的疏漏恰恰是一个年轻的写作者无法完全驾驭自己的无限的写作欲望，但是，更重要的是作者表现出的思考的能量。

同样的成长小说，加拿大黛博拉·威利斯的《失踪》是一个习见的世界性母题——父亲的突然离家和失踪。总藏于阁楼写作的父亲，服务家庭的母亲，秘密帮助父亲读稿的女儿，颇受欢迎的英俊的固定的周末来客，构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结构性稳定。一日，来客有了貌美惊人的未婚妻，父亲陷于不能创作的干涸期，最终，父亲仓促又决然地离开了家庭。时间依旧向前，“我”经历混沌又丰富的岁月，做了失踪后成名的作家的女儿，做了浪荡的文青，做了不成功的演员，后来跳上了婚姻的船，居然做了像母亲一样的人，过上了“简简单单、不计回报的生活”，然而又最终像父亲一样逃离（选择离婚的方式比父亲直接和坦白）。黛博拉·威利斯并未想就此制造强烈的悬念，或者寄托人性洞察或伦理道德内涵，如霍桑的《韦克菲尔德》。小说安静的叙事，甚至平铺直叙，鲜少起伏，无论气氛、叙事节奏、人物塑造等皆着加拿大前辈小说家门罗之色彩。小说忽明忽暗闪烁的细节，叙事的朦胧与模棱两可，需要读者以细腻穿透幽微来获得回报，正如纳博科夫所说“含混的事实胜过清晰的象征、意外发现的野果胜过人工合成的果酱”——比如，让我们回到父亲出走前的周五夜，父亲和来客靠在椅背上，边喝酒边闲聊，观点南辕北辙但始终愉快，面对来客带来的人间尤物般的未婚妻，父亲一边赞美，嘴角挂着一丝“人们通常为了掩盖愤怒或悲伤而勉强挤出的微笑”。晚餐尚未结束，父亲就“神色异常地离开了饭桌”，回到了自己写作的阁楼，失神久坐。也是那晚，父亲告诉“我”自己一年没能写出作品的真相，“真相”会“让人心碎”。第二天，当“我”和母亲抱着“猫王”的半身瓷像回到家中，父亲已然消失。是什么让父亲必须离开？父亲被时间剥夺的，是友谊？是才能？还是某种可以以想象对抗局限的权力？作者并未试图深刻探讨。由此，更多的无意识内容在文本中潜伏，焦虑与反抗，克制与欲望，以及渗透进下一代心灵的遗留（“我”不幸无法拥有母亲的平庸和钝感）。今天的中国青年作家也多有专注家庭之变，而且这也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可持续的文学母题，可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在相同的文学母题之间形成写作和批评阐释的对话？

本期的主题“新青年/新文学”是我2020年给《南方文坛》一篇短文的论题，基于一个基本常识：青年文学的问题不只是“文学问题”，还应该是“青年问题”。五四新文学得以萌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五四新文化提供的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写作者。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新青年／新作家”同体的传统，在今天青年作家父兄辈还有稀薄的传承，但我们反观当下青年作家的“青年状况”呢？和父兄辈相比，他们接受了更好的大学教育包括文学教育，在更开放的世界语境中写作，但青年作家没有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时代青年思想者和思想践行的行动者的前锋和先声。因此，青年作家不要只止步“文学”的起点，做一个技术娴熟的文学手艺人，还要回到“青年”的起点，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重建文学和时代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在我的理解中，至少到今天为止，文学所思所想依然是“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什么，正是万千无数的“我”成其为“我们”，也正是“哪里来”“哪里去”“是什么”的问题可以标识出每一个写作者的位置。青年写作者，作为世界文学的新世代，是否可能，抑或是如何创造着青年文学的新世代？六年前，我和《花城》同仁们动念做“花城关注”这个栏目。至今犹记2016年夏天，我们在广州的短聚里彼此激发起来的“青年心”——希望在创造甚至在冒犯的文学史延长线上推动中国青年写作。缘此，我们提出“文学策展”，希望以一张张拼图，填充和扩张中国文学版图。不唯如此，我们亦希望这是一种“世界”文学的可能。这个“世界”，不局限在文学地理的“世界”，而是我们日日生于斯长于斯也文学于斯的“世界”。六年光阴，弹指之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中国文学而言，只是微小的火、稀薄的光。

2017年第4期“花城关注”是剧作家朱宜的个人专题，总评曾经引孟京辉《思凡》的一句：“前生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此次再引，只是单纯地喜欢这一句，并无深意。

如此。前生有约，今日大雪，让我们一起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