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诗人来访,手里拿着一首诗,诗题竟是赤裸裸的性器官。我十分诧异:“你的大作?”青年诗人忙不迭解释:“不是不是,是从网上抄来,来请教先生,这是诗吗?诗能这样写吗?”他很气愤,之前与作者辩论半天,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据他说,作者始终理直气壮:“怎么了,我写什么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你不喜欢有人喜欢,你不爱看有人爱看。多元化你懂不懂?”
从这句反诘,我已能料想到当下诗歌生态的状况。审美标准多元化,本是促进艺术思想解放、拓展审美空间的好事,没想到竟会成为诗坛乱象的祸因。
网络诗歌热潮,是新诗随着科技发展的一次大发展。在网络空间中,爱诗的青年空前增多,这是好事。
诗本属于青年,他们抑制不住青春期澎湃的激情,读诗、写诗、朗诵诗。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有关于诗的体验——情感开始躁动时,无不默默记录下心灵的颤动,抒发郁积的情愫。作为个体行为,诗歌怎么写,都无妨。但口水诗并不就是诗,必须辨清诗和非诗的界限。虽无统一的明确的标尺,但可以依靠读者的心灵感应。“天上的白云真白,/非常非常白”是诗吗?“妈妈做的烙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是诗吗?诗歌语言须含诗性、诗质,即使是朴素的、直白的,也能从中读出诗情、诗意、诗美、诗趣。
不久前,看到一篇题为《如何评价新诗大众化》的文章。文章提出:“合理评价新诗大众化,要区分大众化和专业化两个问题,二者应当分开来谈,以免陷入片面否定新诗的泥潭中去。”文章认为,谈论大众化的诗歌,要聚焦其社会功能、文化功能;而要谈诗的审美问题,则需聚焦专业化的诗歌,关注那些出类拔萃的经典之作。
这让我想起早被质疑的小众化、大众化之说。多年前,有评论家提出,“诗是小众化的,诗是贵族的,只有贵族的心灵境界,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贵族的心灵境界是什么?为什么大众就不能写出具有很高境界和情趣的诗?事实是,诗坛很多优秀诗作均是从大众中产生,都是由无名诗人所写,后来才逐渐知名起来的。
至于说不同标准,“多元化”借口下,各自都是标准,人人都是标准,没有标准成了今天的标准。零门槛,零审查,零成本,于是网络诗火爆。必须明确,口水、废话不是诗,口水就是口水,废话就是废话,那是非诗的文字垃圾,不可以此来污名“诗歌大众化”。即便所谓的专业化诗,也不可能篇篇经典,仍有高低优劣之分。可见,诗歌大众化、专业化之分,要进行更加明晰的定位和判断。
将一些流水账式的“非诗”等同于大众化诗歌,显然是对新诗大众化的污名。“六点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七点唤家人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吃早饭/八点上班……”是大众化吗?这是“非诗”。甚至有人将写性苦闷、性压抑、性发泄的低俗滥情作品均纳入“诗歌大众化”,那更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诗,自然受到人民大众的冷落。
传统诗词,至今仍被群众所喜爱。从央视连续举办的诗词活动,不难看出其受欢迎的程度。人民的生活,依然离不开古诗词兴、观、群、怨的诗教营养。很多儿童居然能背诵数百首诗词。常闻家长教孩子:“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时的诗人,无不热爱祖国山川,关心村野乡亲,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分老少,家喻户晓。由此可见古体诗词恒久不衰的向心力。
新诗何日也能获得国人如此喜爱,那就真的成就显著了。
当然,如此苛求新诗不现实。传统诗词滋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毕竟新诗才只有100多年历史,且这一进程走得也太过颠簸、曲折了。从五四开创自由体白话新诗起步,到三四十年代各诗派自由崛起、竞奇斗艳,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文革”期间诗人的噤声,直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大解放,诗人解禁归来,诗歌掀起热潮,接着西方现代主义涌入,影响年轻一代突破观念局囿,还了诗歌本源,却又在继承与创新交岔道口,各自夺路,旗号林立。
胡适倡导“我手写我口”,目的就在于促进新诗走向大众,好交流、便沟通,没有古体诗难解典故的障碍。没想到,现在新诗竟也出现隔膜,或不循语法、故弄玄虚,或词语错乱,俨如卦爻,不知所云。好懂的词语,不好懂的诗句。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审美意味,想告诉读者什么生活感悟?想阐发什么特立独行的主题?作者自己也说不清。
对此,我曾焦虑、茫然,但未失信心。新诗还在寻路,尚未定型,不可能一帆风顺,一定还会有曲折颠簸。幸有指南针,“走向人民大众”,方向正确,导向得力,新诗必定能健康发展。诗人洛夫曾坦诚地对我说,台湾现代主义走了半个多世纪走不通了,最后只有一条路,回归传统,不是回到古风、回到唐诗宋词,而是继承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和人文神韵。诗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载体,承载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心中有人民,笔下有大众。人民大众始终是中国诗歌的主体。诗歌大众化,是中国诗歌的方向。诗人,首先是社会人,思想敏锐,内心张扬,敬畏生活,感恩社会,怀有善心和德行。人活着,活一个精气神。读诗,读出诗人的精气神,诗便有了魂。
诗魂动人心魄,矫情绞杀诗魂。
诗魂,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标准。不论“大众化”还是“专业化”,标准唯此。
诗人固然可以有各自的审美趣味,可以雅,可以俗,可以雅俗转换;可以是直抒胸臆,也可以借喻隐喻,可以意在言外,也可以言简意赅,象外有象,境外有境……但绝不可以低俗、庸俗、恶俗,那是丢了魂。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拓宽视野、增长才智、丰富涵养、修炼品行的方法,可以提升做人的精气神。今天讲“正能量”“接地气”,就是要诗人扎进生活底层,融入人民之中,诗歌自然散发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诗人臧克家写了一首《有的人》:“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诗歌通过两种人的对照,写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哲理:人不能仅仅只为了自己活着,还应该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着。思想深邃,意外有意,给读者以丰富人生启迪。这应是诗人在多层次多向度的现实生活皱褶中的独特发现。能写出这样的诗,诗人必须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方能对社会、对人性有深刻的剖析。
诗人闻一多从国外回来时满怀激愤写下《发现》一诗:“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会见的是恶梦,哪里是你?/那是恐怖,是恶梦挂着悬崖,/……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完全是听得懂的、没有半点障碍的口语,我们能从诗性文采和诗美结构中读出满腔压抑不住的爱国之情。
遗憾的是,现在类似的对社会、对人生有深入思考的出类拔萃的诗,实在太少了。各类诗报、诗刊上,充斥着看不出诗性、读不出诗味的诗。简单地罗列名词,记一下流水账,就可以发表了。诗,没有了标准,又何论审美多元。
有人问:当今诗人对比前辈诗人,其诗学修养和诗作基础更扎实、更进步了,还是相反?当今诗人的作品对比前辈诗人的作品更有诗味、更耐读了,还是相反?当今诗坛经百年发展离人民大众更近了,还是相反?
我无言以对。新诗百年,好不容易发展到科技发达的今天,诗人们的确该好好梳理、省思一番了:为什么神圣的诗歌于今不再神圣?
听大众的声音:我们需要提振国人精气神的新时代诗歌。
我终于明白,诗人的精神境界和文化涵养,决定着中国诗歌的生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