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在写诗的同时,又写起小说来。看见他由诗人变成小说家,我并不意外,他骨子里的幽默和天生的故事大王特质,让他拥有写好小说的实操能力。
喻言小说写的是“我”与主角的交集和“我”眼中的主角的人生命运,在主角人设的定位上,他选的不是大众化的标本,而是大众中一些有戏的独特另类。《天棒》中“我”对天棒的介绍为:“他根本就不会选择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属于那种生命力旺盛的野生物种,只有在极端的甚至残酷的环境中才会爆发全部潜力。”《黄雀在后》中作者借“干姐”之口介绍“于连”式人物“小杨”时说:“都说女人是征服男人再征服世界,你却是那种征服女人而征服世界的男人。”《小山东》中“我”介绍行走在黑白两道的“小山东”时说:“他身体里住着一条好汉,这条好汉是从他爷爷的爷爷那里一代代传承下来。”
读喻言小说,就其大要而言,我有两个感受:一是小说内容太真太实,二是小说技法太古太老。这样言之,当然不是贬。言内容太真太实,乃因我认识喻言,且皆为1960年代生人。就经历来说,也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度,小说中的“我”大致覆盖了他的人生经历。他太熟悉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了——从底层人物到老板到官员,从美食美酒、首饰衣饰到建筑艺术到江湖语境。至于小说技法太古太老,是因为没有加上时髦的科幻、穿越、荒诞等手段,也没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滥觞的后现代、实验性、先锋性技法,而是回到了小说创作的传统方式。
按常规说法,小说创作的三要素即人物、情节和环境。关于人物,喻言按照沈从文关于小说创作的经典法条“贴着人物写”,将心力用在一个人身上,既从言行的外显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挖掘出人性的本来、纠结、屈从与不甘。关于情节,也就是合成故事的零部件,喻言呈现的是丰饶生活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原型人物人生经历的艺术化处理。关于环境,从大时代背景到小桥段场景,无论社会环境还是自然环境,喻言的交代和状写都是到位的。故事主角的第一桶金、原始资本,皆成形于各时代转型、探索、阵痛、野蛮生长和跌跌撞撞的发展阶段。
此外,作家的语言铺排、叙述腔调、情感氛围、主旨深度都浑然一体,显示出圆熟的艺术处理能力。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没有专业的小说语言,其他方面再好,也约等于零。稿子摆在面前,读几十字,最多二三百字,就知道是否还要读下去。文学专业的学术背景加上诗人的基本素养,浇灌了喻言语言的水准,这一点,在他修辞术里显现的强大的想象力中尤为突出。或因长期浸淫西方文学,我从他的文字中读到了汉语与西语在美学层面的调和铺排特色。小说的好看,除了鲜活的人物、精彩的故事,还与作者的叙事腔调有关。语言的优劣决定小说能否读得下去,而能否给读者提供“新鲜”的阅读体验,则影响着对小说的价值判断。喻言选择的人物、题材和环境大都是我们熟悉的,但写出了熟悉领域中那些陌生的信息,那些读者自以为熟悉实际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细节。如此追求,其实质就是因真而新,因新而陌生。
我以为,一部小说最终呈现的,不是单一和分散,而是艺术的结构在基本技法上的圆润和结实。喻言既可编织纤小的诗行,也可建筑厚重的小说,其中不动声色、暗中涌动的价值流向与思想深度,以及对情感的生长、向善的力量和低入尘埃的悲悯这些永恒的文学母题的探索,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