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出新品
一
以我有限的经验观察，这世上大约有两种批评家：一种是阐释的立法者；另一种则是秩序的破坏者。立法者洞察小说家的作者意图，会根据小说文本的形态、肌理和气韵，制订读者理解作品的原则、方法与路径；而破坏者则对小说“反映了什么”兴味索然，他拒斥整体性，既无视小说家絮絮叨叨的自我阐释，也擅于从隐秘的叙事罅隙中，寻找与作者意图相悖的文本意图。他当然是个标新立异者，是拒绝被小说家牵着鼻子走的反叛者，因此其批评行为，一定会破坏既有的文本秩序。尽管这两类批评家时常会发生认知分歧和价值冲突，但他们的批评实践，却足以拓宽小说文本的阐释空间。而这一点，也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阐释游戏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在文学批评中，小说文本既是对象，也是媒介，批评家既要按图索骥，也要捕风捉影，他们无论如何，都将进入那个由小说家所创造的原始文本，成为一个或无数个新文本的创造者。但这种艺术再造的前提是，小说家提供的原始文本，必须具有意义增值的广阔空间。比起中规中矩、用巨细无靡的叙述和细节堵塞读者想象力的“可读性”文本，它一定具备罗兰·巴特所称许的“可写性”价值。
在我看来，朱朝敏的中篇小说《一次旅行》，显然是一部可以用来检验上述两种批评方法的绝佳文本：一方面，这部小说因其主题、结构和叙事方法的明晰，很容易让批评家为读者确立解读方向；另一方面，小说又有不少“随手”式的写法，那些闪烁不定的言辞和游移飘忽的笔触，以及似有若无的离题，既对抗着文本秩序的固化，也衍生着新的意义。而它的这种“可写性”，经常会唤醒破坏者的再造冲动，并由此推动新的艺术文本的生成。鉴于此，我愿作为一个批评的立法者，阐明作者意图的确切含义，为读者制定可以遵循的理解方向。但除此之外，我更想做一个破坏者，因为那些散落于作品内的碎片式的随手写作，总会在制造叙事分岔和文本意图的瞬间，唤起我们再造新品的野心。
如果只从立法者的角度看，《一次旅行》是一个容易掌控的低难度文本。它叙事流畅，情节合理，结构虽有嵌套，但主题却颇显分明。按小说讲述的是警察老林患病后出门旅行的故事。疾病作为小说的首个主题，尽管在稍后的主线故事中并未展开，但作为促成旅行的主要因素，却仍可被视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动力核”。不过老林夫妻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自然风景慰藉心灵，而是为养女林琳寻找生身母亲，于是寻亲主题就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林琳获知了自己的身世，一家人也因为早年的领养事件产生了分歧。直至故事结尾，寻亲故事终于汇聚为一个关乎善恶的伦理主题：作为母亲的“我”，原本认为收养琳儿是一场“双向救赎”，可它又何尝不是一场“变相的掠夺”？当“愧怍啃噬我周身”时，小说主题也就演变为对善恶问题的伦理质询和人性拷问。由是观之，用疾病作为事件的策源点，以游记体为基本结构，融入缉毒、探案、意外和寻亲等戏剧化元素，作品不断由浅入深、由实入虚，直至抵达审视人性善恶的伦理范畴，朱朝敏终以其勘探人心的写实功力，叙写了一出遍布于人世间的伦理悲剧。这当然是我们熟知的人情小说，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于烟火缭绕的世相描摹中，写尽了人心幽微和世事无常。基于此，则批评的方向也显而易见：我们理当遵从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映论观念，从疾病、寻亲和伦理三个主题中，追随作家不断递进的叙事过程，既感慨世事如烟的恍然，也体察人心善恶的轮回，同时更要追问人在不同伦理处境下的价值抉择。凡此种种，皆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常规途径。但问题是，如果作为立法者的批评家只是把握小说的作者意图，满足于对人物塑造、环境描写和主题意蕴等各分项的价值判断，那么它就只是一种立足于表层文本的文学批评，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我们对作品可写性价值的发现。
以我有限的经验观察，这世上大约有两种批评家：一种是阐释的立法者；另一种则是秩序的破坏者。立法者洞察小说家的作者意图，会根据小说文本的形态、肌理和气韵，制订读者理解作品的原则、方法与路径；而破坏者则对小说“反映了什么”兴味索然，他拒斥整体性，既无视小说家絮絮叨叨的自我阐释，也擅于从隐秘的叙事罅隙中，寻找与作者意图相悖的文本意图。他当然是个标新立异者，是拒绝被小说家牵着鼻子走的反叛者，因此其批评行为，一定会破坏既有的文本秩序。尽管这两类批评家时常会发生认知分歧和价值冲突，但他们的批评实践，却足以拓宽小说文本的阐释空间。而这一点，也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阐释游戏所具有的根本特征——在文学批评中，小说文本既是对象，也是媒介，批评家既要按图索骥，也要捕风捉影，他们无论如何，都将进入那个由小说家所创造的原始文本，成为一个或无数个新文本的创造者。但这种艺术再造的前提是，小说家提供的原始文本，必须具有意义增值的广阔空间。比起中规中矩、用巨细无靡的叙述和细节堵塞读者想象力的“可读性”文本，它一定具备罗兰·巴特所称许的“可写性”价值。
在我看来，朱朝敏的中篇小说《一次旅行》，显然是一部可以用来检验上述两种批评方法的绝佳文本：一方面，这部小说因其主题、结构和叙事方法的明晰，很容易让批评家为读者确立解读方向；另一方面，小说又有不少“随手”式的写法，那些闪烁不定的言辞和游移飘忽的笔触，以及似有若无的离题，既对抗着文本秩序的固化，也衍生着新的意义。而它的这种“可写性”，经常会唤醒破坏者的再造冲动，并由此推动新的艺术文本的生成。鉴于此，我愿作为一个批评的立法者，阐明作者意图的确切含义，为读者制定可以遵循的理解方向。但除此之外，我更想做一个破坏者，因为那些散落于作品内的碎片式的随手写作，总会在制造叙事分岔和文本意图的瞬间，唤起我们再造新品的野心。
如果只从立法者的角度看，《一次旅行》是一个容易掌控的低难度文本。它叙事流畅，情节合理，结构虽有嵌套，但主题却颇显分明。按小说讲述的是警察老林患病后出门旅行的故事。疾病作为小说的首个主题，尽管在稍后的主线故事中并未展开，但作为促成旅行的主要因素，却仍可被视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动力核”。不过老林夫妻旅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自然风景慰藉心灵，而是为养女林琳寻找生身母亲，于是寻亲主题就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林琳获知了自己的身世，一家人也因为早年的领养事件产生了分歧。直至故事结尾，寻亲故事终于汇聚为一个关乎善恶的伦理主题：作为母亲的“我”，原本认为收养琳儿是一场“双向救赎”，可它又何尝不是一场“变相的掠夺”？当“愧怍啃噬我周身”时，小说主题也就演变为对善恶问题的伦理质询和人性拷问。由是观之，用疾病作为事件的策源点，以游记体为基本结构，融入缉毒、探案、意外和寻亲等戏剧化元素，作品不断由浅入深、由实入虚，直至抵达审视人性善恶的伦理范畴，朱朝敏终以其勘探人心的写实功力，叙写了一出遍布于人世间的伦理悲剧。这当然是我们熟知的人情小说，它“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于烟火缭绕的世相描摹中，写尽了人心幽微和世事无常。基于此，则批评的方向也显而易见：我们理当遵从现实主义小说的反映论观念，从疾病、寻亲和伦理三个主题中，追随作家不断递进的叙事过程，既感慨世事如烟的恍然，也体察人心善恶的轮回，同时更要追问人在不同伦理处境下的价值抉择。凡此种种，皆是理解这部作品的常规途径。但问题是，如果作为立法者的批评家只是把握小说的作者意图，满足于对人物塑造、环境描写和主题意蕴等各分项的价值判断，那么它就只是一种立足于表层文本的文学批评，无法从根本上满足我们对作品可写性价值的发现。
二
对一位成熟的作家来说，理想的写作应当是有备而来：从整体的谋篇布局，到细节的千锤百炼，再到语言的字斟句酌，几乎每一个步骤都应做到深思熟虑。但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这种理想化的写作愿景又很难实现。由于小说家随时会受到文化传统、集体无意识、潜意识心理和用语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干扰，因此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原本精心设计的环节，总要被各种无意识和下意识的“随手”打断。关键就在于，这些随手固然会制造闲笔和败笔，但它也会开启新的叙述方向，进而衍生新的情节走向和文本空间。简言之，小说家在某时某刻看似不经意的一段叙述，却有可能为作品赋予巨大的可写性价值。
比如《一次旅行》中的疾病书写。我相信小说开篇关于老林罹患恶疾的情节，原本是朱朝敏精心设计的结果。因为这是推进小说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不是查出了绝症，老林也不会下定决心去寻找林琳的生身母亲，由此展开的旅程，自然就具有他为自己和家人做个交代的意味。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开篇的疾病书写并非闲笔，它承担了诱发情节发展的叙事功能。但纵观全作，这段叙述又处于一种孤悬状态，因为在随后的寻亲主线和伦理质询中，老林的疾病似乎不再成为问题，那段令读者揪心的开场，如同“水消失在水中”一样无影无踪。这意味着小说家其实是虚晃了一枪，她先用老林患病的情节引发读者关切，继而又悬置了这条故事线索——疾病书写也因此成了一种未完成的叙述。而类似的未完成叙述又不止于此。像林琳和“我”的心理疾病，同样在文本内处于一种孤悬状态。尽管小说前半段已经暗示了心理疾病的由来，比如童年创伤给林琳带来了无可逃遁的恐惧，而“我”则是因为失去了亲生骨肉痛苦不堪，心理疾病由此接续了这两个人物的过去与现在。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寻亲故事转向伦理质询后，朱朝敏却没有勾连此前的心理问题：“我”同意老林收养林琳的心理动因，以及林琳基于心理创伤对养父母的愤怒，皆未得到更加深入的表达。因此寻亲过程中关于心理疾病的描写段落，就仅仅是人物此前经历的“果”，而未变成帮助读者理解善恶问题的“因”。正是这种书写的断裂，让疾病书写在小说中多少都体现了一种“随手”的意味。
我不敢妄加揣测这种随手写作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品里存在着一种类型化小说的写作惯性。单从文学品相上看，《一次旅行》无疑是一部纯文学作品，作家的伦理思考与命运感喟，充分体现了严肃文学对人性善恶的道德拷问。不过这部作品同时又充满了类型化小说的各种元素，从疾病、爱情、婚姻，到缉毒、冒险、意外与巧合，朱朝敏用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让情节演进变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其中多次出现的悬念和反转，更是让小说变得十分“好看”。这显然是作家考虑读者，追求作品可读性的结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类型化小说之所以广受欢迎，皆因其情节走向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那种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故事编排，以及戏剧化和传奇化的书写方式，足以让读者耽溺于紧张的情节冲突，并在不断满足阅读期待的同时，尽享善恶有报的道德快感。于是当我们读到老林收养林琳的故事时，就会瞩目于这一人物因警察身份而焕发的道德光芒。在他身上，急公好义和济危纾困的侠义精神，正是类型化小说里最为常见的颂扬对象。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作品一旦沾染了类型化小说的情节元素后，即便故事走向并未陷入固定套路，那么读者也有理由凭借自己的文学记忆，复活、憧憬和想象作品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性，便是通过对老林的道德化和英雄化解读，赋予作品一种形而下的道德主题。
与小说最核心的伦理主题相比，这一形而下的道德主题无关伦理学维度的人性拷问，它仅仅来自善恶有报的世俗观念，是类型小说里较为常见的主题形态。它当然会与原始文本里那个探索人性幽微的严肃主题构成冲突。一个可见的事实是，当读者感佩老林的侠肝义胆时，已无人在意他对陶红梅这一弱女子所造成的客观伤害。要知道在林琳眼中，养父母可不是什么拯救她的绝世英雄，反而是令她与母亲骨肉分离的恶人。这意味着形而下的道德主题，会牵扯、弱化和混淆探索人性幽微的伦理主题，因此那些类型化小说的随手写法，终将引发作品内部文本秩序的紊乱。由此可见，即使是作为立法者的批评家能够明确小说的解读方向，他也阻止不了由随手写作所导致的叙事分岔。而这些叙事分岔一旦经由读者的想象和再造，就会不断生成新的小说文本——于是作品的可写性价值便于焉而起。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评价这样的“随手”写作？一个简单的做法，当然是批评它会破坏小说的文本秩序，因此是一种需要加以杜绝的“败笔”。乍看上去，这样的价值判断似乎没有问题，但它预设的文学观念，却是近年来备受质疑的文学现代性思潮。我们知道，按小说的现代性标准，作家必须谋定而后动，妥帖安排主题、人物、故事等各个因素，力求做到文本整体的“有序而不乱”，此即为我们所熟知的“现代”小说。以此标准衡量，随手写作自然会遭到批评。然而当我们反思这样的文学现代性时，却赫然发现早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就充斥着大量的随手内容，比如笔记小说里的闲笔与离题。它们虽然对情节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大，但通过制造闲情野趣，却极大地提振了作品的美学格调。而这样的一种小说传统，直至“五四”以后才发生变化。现代小说家出于对理性秩序的渴求和对历史权力的追逐，开始排斥古代的“杂体”小说，转而追求“有序而不乱”的现代小说，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学神话和话语霸权。简言之，当我们下意识地否定随手写作时，实际上是以文学现代性为标尺，杜绝了小说里本应具有的“杂体”特征。好在今天的小说家，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了文学的现代性陷阱，他们开始反思现代小说，不断追求更加多元的小说做法。比如一些作家就很善于从类型化小说中汲取养料，尽管他们的朴素愿望只是为了打通雅俗文学的壁垒，让小说变得更加好看，但借鉴类型化小说的结果，却在客观上撼动了以讲求文本秩序为表征的现代小说。就此而言，一旦我们摆脱了文学现代性标尺的束缚，再回看《一次旅行》这样的作品时，就会对其中的随手写作问题产生新的看法。
总的来说，随手写作虽然弱化了小说的严肃主题，但借由叙事分岔，却形成了一种更为开放的文本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好处是，读者可以不再对作品的叙事进程亦步亦趋，他会响应文本的召唤，随时进入某个由随手制造的叙事罅隙，或凭借文学记忆预演情节走向，或依据期待视野重审小说主题。这无疑是一种沉浸式的阅读，当读者甘愿成为新文本的缔造者时，阅读的民主也将成为现实。事实上，在常见的可读性文本中，读者并不具有太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因为小说家习惯于大包大揽，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塑造，皆有明确的写作指向。极端之处，甚至连修辞和隐喻这样的细部，也能用一些固定搭配去消弭读者的自由想象。这意味着可读性文本常以作者意图为旨归，而读者也只能听命于作者的掌控。但可写性文本则大不相同，在《一次旅行》这部作品中，读者和作者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前者既能把握作者意图，也能在叙事分岔中另辟蹊径，用一种新的期待视野理解作品。至于后者，则经常以挑战读者阅读期待的方式，不断与叙事分岔所带来的可能性做斗争，于是小说家对情节走向的纠偏，也就和她随手制造的情节支线构成了一种话语博弈。这是故事逻辑与作家意志之间的制衡和反制衡，是可写性文本艺术张力的来源。从这个角度说，《一次旅行》或许算不上是一个理想化文本，但它基于“随手”所生成的可写性价值与多义空间，却为我们展示了当下小说创作的更多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