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短篇小说写作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小说文体，中国现代短篇小说萌芽于晚清，在梁启超等倡导的“三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下顺势而生。由于短小精悍，短篇小说很快成为“俗语文体”建设中最快捷、最有效的实验文体，实现了将白话的提倡和小说的兴起融为一体的文学革命理想。同时，现代报刊等新型媒体的诞生，也极大地加速了短篇小说成长的进程，使得短篇小说成为最早结出文学硕果的现代文学文体之一。
可以说，现代短篇小说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中广泛而深刻的思想革命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短篇小说始终葆有强烈贴合现实的能力。“五四”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新时期等社会转型期，短篇小说都承担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思潮近乎“同声传译”的社会功效，成为反映时代变革的“小说家言”。直到1980年代，短篇小说都是文学家族中引人注目的文体。然而，1990年代后，短篇小说却呈现出疲软的态势。这一方面是由于囿于篇幅的限制，短篇小说难以承载资本逻辑营造的对文学故事性、传奇性的要求，加之，网络文学的兴起，更加剧了小说文体越来越趋向于长篇巨制的走势；另一方面，在文学场域内部，受文学体制的影响，作家们似乎更青睐于用长篇小说的“重量”来奠定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这些因素的制约下，短篇小说失去了以往的尊荣，沦为一种边缘化的文体。
时至今日，短篇小说边缘化的境遇依然没有改善。我们看到，尽管还有刘庆邦、王祥夫等一些作家专注于深耕短篇小说创作，但是，大多数“50后”“60后”乃至“70后”作家，都将创作的重心放在长篇小说上。短篇小说对于这些依然是文坛中坚力量的作家群体而言，往往是长篇写作间歇的“缓冲”；而一些青年作家就连起步也从长篇小说开始。张颐武曾说，“短篇小说现在已经成为了相对边缘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的状况是相对稳定的，也不再可能成为文学的中心”。{1}这一论点虽然悲观，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反映了短篇小说的生存现状。如果结合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我们是否可以推断短篇小说已然是一种出局于时代的文体，是无可挽回的昨日黄花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当下的文学生态，便不难发现还是有许多有利于短篇小说生存的因素。比如，短篇小说文体的简洁性，适宜于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对阅读时间日益碎片化的现代人非常友好。还有，短篇小说创作和发表的周期短，能够及时聚焦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现象做出及时反映。再者，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对时间矢向性的解构，无疑与后现代社会构成了某种内在的自洽。然而，所有这些貌似有利的因素并未能促进短篇小说繁荣，究其原因何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值得欣慰的是，近十多年来，一些“80后”“90后”青年作家开始涉入短篇小说领域，让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出久违的生机和活力。班宇、双雪涛、王占黑、郑在欢等，都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这里，我想以班宇作为个案，以此尝试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能性路径。之所以选择班宇，一者是，迄今为止，班宇的文学创作基本都是中短篇小说。谢有顺曾说，“靠一个中篇或短篇成名的时代确实过去了”。{2}但班宇似乎是一个特例。我想，或许，通过这个“特例”，我们寻找答案的路径会更加的清晰澄明。二者是，作为新东北文学的有力推动者，班宇身处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中心，产生了甚为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考。
从写作发生的角度看，班宇在文学创作伊始就带有很强的市场化媒体基因。学者黄平对班宇的出道有过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班宇“首先选择的是网络，班宇以‘坦克手贝吉塔’为ID，在2014年2月与‘豆瓣阅读’签订专栏计划，当年2月12日发表第一篇《野烤玉米》，之后双周更新一篇专栏，合计十篇，结集为《铁西疯食录》;2015年2月班宇在‘豆瓣阅读’上初次发表小说，发表《铁西冠军》系列(含《铁西冠军》《车马炮》《我曾看见满天星斗》三个短篇);在2016年10月发表《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含《古董》《鸳鸯》《云泥》《超度》四个短篇，《打你总在下雨天：工人村蓝调故事集》获得第四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喜剧故事组首奖作品，这四个短篇，加上《车马炮》一篇(经作者修改并更名为《破五》)，五篇小说以《工人村》为名，收录在班宇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冬泳》中。此外班宇小说在普通读者层面上的传播，有赖明星易烊千玺2019年2月在社交媒体上推荐了《冬泳》。”{3}可见，借助市场力量的推动，是班宇文学出场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这一出场方式也并非班宇所特有，双雪涛、郑执、贾行家、王占黑等青年作家都有相似的经历。但总体来看，班宇更突出地单纯以中短篇小说的形式，弥合了纯文学与市场之间的缝隙，让我们看到纯文学清晰的“出圈”轨迹。
我认为，班宇的“出圈”并非是商业化炒作的结果，他的短篇小说也并非是商业化写作，他在短篇小说“轻量化”的文体中，注入了深厚的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以共同体内部的视角，过滤掉消费主义时代景观文化强加在东北工人头上的集体想象，以“子一代”的亲缘目光去审视他们的父辈在国企工人群体面临瓦解的危机时刻所遭遇的身份困惑和精神危机，写出了那个曾经的主流群体在被边缘化之后，对社会身份认同的强烈渴望。班宇的一部部短篇，如同一个个发散性的原点，钩沉出社会转型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政治经济文化的样貌，提供给我们时代整体性的精神档案。在一定意义上，书写失败者是中外文学共同的母题，一个又一个卑微的生命被时代所遗忘，被生活击垮，他们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正如阿来所说，“文学的本质是更多地关注弱者乃至失败者”。{4}从这个角度看，班宇的短篇小说叙事抵达了文学的本质。
班宇塑造了社会转型期一群“失败者”群像，他们身上烙有鲜明的地缘“胎记”，他们深扎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锈色地带，与这片土地达成了一种相互阐释的“互文性”，共同营造了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之场。美国学者玛丽安·赫希在大屠杀研究的框架下曾提出“后记忆”的概念。她指出，后记忆“并非运动、方法或理念，我将其视为创伤性指示以及象征性经验隔代回归的机制”。{5}也就是说，后记忆是通过隔代记忆的代连接，让现代人记住上一代的创伤体验。显然，班宇的短篇小说正是镌刻往事的后记忆书写，让曾经的空间和过往的时间在记忆之场中同时喧哗。
空间是班宇搭建记忆之场的基本架构。由于短篇小说文体的限制，压缩性的空间往往被赋予强烈的象征意义，城市建筑的每一个元素似乎都变成了隐喻，将记忆与背景融为一体。《盘锦豹子》中，主人公孙旭庭就像乘坐了一辆逆行的列车，车窗外依次滑过彩票站、印刷厂、派出所、独身宿舍……，他的人生故事也就驻足在这一个个充满记忆的空间。孙旭庭首次亮相是在“那年的除夕还有不到半个月”。从文本中除夕春晚上演赵本山和黄晓娟的小品来看，“那年”应该是1992年。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味的年份，改革开放从这个节点加快了脚步。那时的孙旭庭在新华印刷厂上班，住在独身宿舍，“宿舍是二层小楼中的一间，外层红砖砌筑，屋顶大四坡结构，铺了水泥瓦，走进楼里能感觉到一阵阴凉，楼梯旁边的墙上写着四个血红的大字：禁止喧哗”。{6}红砖、大四坡结构屋顶、水泥瓦，还有血红的大字，无不表露出工人阶级令人艳羡的主人公地位。那时的新华印刷厂同样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厂内业务繁忙，气氛火热，日夜开工，各级工种福利待遇都有上调，勾兑的汽水儿随便喝，午饭天天都有溜肉段”。{7}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厂长还漂洋过海，从德国进口了一台高级印刷机，要与国际接轨。孙旭庭更是与同班组工人们废寝忘食钻研机器的组装。然而，与高涨的改革激情不相符的是工人低下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厂长所买的机器是“冒牌货”，“技术有点落伍，属于前苏联的款型，齿轮、凸轮、链轮和滚筒都是上一代的样式，坏了都不好修配”。{8}组装好的机器卷进孙旭庭的一只胳膊，让他因工伤，永远离开了一线生产，转而去做销售。面对萧条的市场，孙旭庭全然打不开局面，走投无路，只能游走于法律边缘，印刷盗版DVD光盘的封面，进了派出所，被工厂开除。失业的孙旭庭花去大半积蓄，将楼下的彩票站兑下来，以贩卖彩票为生。彩票是绝望者的“馅儿饼”，寄托着虚无飘渺的希望，结果自然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从独身宿舍、新华印刷厂到派出所、彩票站，这些空间场域仿佛混淆了纪实与虚构，让我们在孙旭庭自由落体式的降阶落差中，看到了一代人的命运悲剧。
《冬泳》中的记忆之场是由咖啡馆、铁道、文化宫游泳池和卫工明渠等几个主要空间建构的。咖啡馆是主人公“我”和隋菲初次相亲见面的地方，位于万达广场后身，聚集着现代城市的物质魅惑和精神能量。咖啡馆分上下两层，下层是消费区，出售诸如埃塞俄比亚咖啡豆这样充满城市新兴阶层小资情调的商品。上层是放映厅，周日会免费播放安哲罗普洛斯执导的《鹳鸟踟蹰》，这是蕴含着精英阶层趣味的文艺片。这个空间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与作为新华印刷厂工人的主人公格格不入。他不仅咖啡喝不了，“怕坏肚子”，“电影也看不明白，提琴配乐，一惊一乍，拉得我脑袋嗡嗡的”。{9}裹挟着现代都市语境的咖啡馆，是城市空间休闲和消费的主要场所，也是传播现代都市文化想象和新的生活方式的媒介。在这样一个“新”的场所，工人阶级似乎成为难以融入其间的“陌生人”。
文本中另一个重要的空间意象铁道也充满了隐喻的意味。铁道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我”去幼儿园探视隋菲女儿的路上：
我骑自行车沿着轨道的方向前行，以前这边都是杂草，附近住户自己圈地种菜，这几年统一规划，种下一排矮树。树是种上了，但无人修剪，里出外进，不太整齐，树底下还有许多杂草，这个季节里，无论是草还是树，基本都已枯掉，没有一丝绿意。我在这些矮树的缝隙里骑走，抄一条近道，时快时慢，偶尔抬头看天，风轻云淡。旁边有火车轰鸣着开过来，后面挂着几车油罐，开得不快，我用余光数着总共多少节，数到一半，有点乱，便停下来，转过头去，看着火车逐节过去，它掀起一阵微风，裹挟着石头与铁轨的气息，轻轻吹过来，相当好闻。{10}
这段近乎冗长的景观描写，还有接下来铁道边疯子的出现，都貌似是游离于故事框架之外的闲笔，但恰恰是这样的“闲笔”，令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混乱和怪诞。铁路、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标志，承载着城市现代性的想象。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火车是驶向光明的象征，铁轨连接着现实与理想、当下与未来。但是，班宇笔下的铁路却荒寂而落寞，危机四伏，隐匿着生命的不确定因素。铁路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文本的最后，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的铁路幻化为一道温暖的屏障，“我”与隋菲母女“一起走过铁道，不慌不忙，速度很慢，像是标准的三口之家，前方仿佛有着整整一生的时间，在等着我们度过。火车在我们身后缓慢开去，轰隆作响，替我们挡住一阵吹起来的风雪”。{11}可以说，两次的铁路意象呈现出逆向的两级：希望与绝望，生命与死亡。第一次的铁路是通向新生活的开端，沿途却杂乱而凶险；第二次明明是绝望的赴死之旅，铁路却以温暖的色调将现实阻挡在视线之外。两次悖论式的铁路意象隐秘地透露出生命的荒诞，以及下岗工人及其“子一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文本中的文化宫游泳池和卫工明渠是两个向下的空间意象。从地形学的意义上看，上是天，下是地。大地既吞纳死亡（坟墓），也孕育生命，具有双重性。巴赫金曾说，下部永远是生命的起点，而“水”的意象更是与生命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设置“地上”与“水下”一组反向坐标的话，《冬泳》中与“地上”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应该是寒冷、混乱、绝望，相反，“水下”则充满了自然之真对人心灵的慰藉，文化宫游泳池简直就是“我”逃避嘈杂喧嚣生活的圣地。“水里很凉，我咬着牙，深吸几口气，一头扎进去，四肢僵硬，游了十几米，才逐渐舒缓开来。池面如镜，双手划开，也像是在破冰，我继续向前游，上下起伏，耳畔的声音愈发嘈杂，水声轰鸣，我潜到水底，憋一口气，向着黑暗的一角游去，直至抵达滑腻的池壁，才又转身浮起，双手扶在栏杆上，那些声音又忽然全部消失，四周仿佛静止，只有几片枯叶在水面上打转”。{12}而文本最后，当“我”踏入卫工明渠时，“那是令人极度困乏的黑暗，散发着安全而温热的气息，像是无尽的暖流，我们深陷其中，没有灯，也没有光，在水草的层层环抱之下，各自安眠”。{13}深度湮没了嘈杂，黑暗散发着宁静和温暖，水底的世界与地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死亡成为新生的必经之路。或许，也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再生为一个新的、更好的、更有尊严的生命。
正是通过一个个真实或虚构的空间，班宇将过去和现在纳入同一阵营，让读者将原本毫无关联的片段与自身经验组合起来，由此打造了一个能够令读者共情的具象化的记忆之场。故事浓缩在空间里，高潮在象征和隐喻的缝隙中戛然而止，留下意味深长的空白，触动读者最深切的记忆伤痛，彰显了短篇小说精致凝练而意味深长的特质。张学昕曾谈到短篇小说“细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一个小说人物的表情或动作，来自一个弥漫着特别氛围的场景，一件生活中琐碎之事的回顾，来自一段充满浓郁日常性的话语，又或许是一段类似‘闲笔’的不经意的叙述。说它是细节也行，说它是细部也罢，它必然是文学叙事的精要所在，是触动心灵的切实要素或原点”。{14}由此看来，班宇短篇小说的成功，正是源自于对小说艺术上的不断追求，他在一个个由细部搭建的记忆之场中，依托短篇小说“轻量化”文体去承载时代的沉重话题，也正因为如此，班宇的东北叙事才能够在文学场域内外都获得极大的关注，真正做到了文学的“出圈”。我认为，“出圈”实际上无关乎文体，而在于作品的文学性和思想性。只有这样，文学才能真正进入大众的视野，才能够将读者牢牢绑定为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班宇的文学创作不仅让我们看到短篇小说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尝试了一条文学“出圈”的成功路径。
注释：
{1}张颐武：《短篇小说：困境或可能》，《艺术广角》2021年第1期。
{2}谢有顺：《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中国作家网，2019年3月10日。
{3}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4}贾梦雨：《文学要更多地关注“失败者”》，《新华日报》2018年3月27日。
{5}【俄】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记忆 记忆》，李春雨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73页。
{6}{7}{8}{9}{10}{11}{12}{13}班宇：《冬泳》，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0页，第14页，第15页，第75页，第83-84页，第105页，第90页，第108页。
{14}张学昕：《短篇小说的“细部修辞”》，《长城》202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