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4年第5期｜卢文丽：大学里的小邮局（节选）
卢文丽，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写诗起步，也写散文、小说，进修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200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出版有诗集《无与伦比的美景》《我对美看得太久——西湖印象诗100》《礼——卢文丽诗选》，散文集《沙漏的舞蹈》《韩国姑姑》和长篇小说《外婆史诗》等12部。现为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副调研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作协诗歌专委会副主任。
大学里的小邮局（节选）
卢文丽
一
午休时分。邮政所静悄悄的，我嚼着话梅干，正读着《朦胧诗选》，这会儿是我的休息时间。我在柜台上，搁着一块覆着牛皮纸的三角纸盒，上面有圆珠笔描画的四个空心字：本台休息。这块免战牌，是我师傅传给我的，休息或结账时，就搁在台子上。
我听到门口有动静，抬起头瞄了眼，只见一个拄着拐棍，戴一顶灰旧礼帽，身穿灰西装的瘦高老人，勾着腰走进来，摸索到我的窗口，两手小心地扒着柜台，弯下腰，侧着脸，问：香港的汇款到了吗？
他的颧骨有点高，脸皱巴巴的，像上了年纪的柳树皮。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啥汇款？香港的汇款，我小姨寄来的，十万港币。老人答。我纳闷了，香港的汇款属国际业务，不但邮政所办不了，支局也办不了，得到市局国际营业厅办，就在H城火车站旁那幢英国人盖的石头房子里。有汇款单吗？望着老人一本正经的模样，我半信半疑道。汇款单？汇款单不是给你了吗？大伯，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哪有汇款单？我紧张地提高了嗓门，扬了一下手中的诗集，你可啥都没给我啊！再说了，我们这里也办不了对港业务！在里间打瞌睡的所长走了出来，一看情形，冲我摆摆手，然后大声对老人说：伊教授，回家等着吧，等汇款单来了就给您送去。
老人讪讪离开柜台，走到靠墙一张条椅上，坐下，支着拐棍，嘴里嘟哝着什么。所长低声对我说，哲学系伊教授，神经不大正常，大半年没露面了，我还以为走了呢。
所长说完，就回到里间，戴上袖套盖起了邮戳，所长咚咚的盖戳声，像铁骑突出刀枪鸣，又像是带着怨气。这也怪不得所长，因为她是我们所里最忙的。全校师生寄出去的信件，所长得一一过戳，邮车拉来的邮件，在交给校收发室前，也得所长盖落地戳。邮车一天来三趟，早一趟，午一趟，晚一趟。那时流行音乐卡，厚厚的，给所长盖戳制造了麻烦，有的音乐卡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在邮筒里就欢唱起来，吵得我们头昏脑涨。这种时候，所长就会一边盖戳，一边骂骂咧咧：现在的大学生，就知道浪费爷娘铜钿，真是造孽啊。
这时，走进来一个女的，黑色高领短袖线衫，露着两条白皙的胳膊，柳眉单眼，很有风情的样子。她打量了一下我柜台上的“本台休息”，又抬头望望墙上的钟，便悄悄坐到了条椅上，与老人隔着很宽的距离。老人转头，看着女人，有点突兀地问：帮帮忙，帮我写封信好吗？女人似乎有点吃惊，将身体又往椅子尽头挪了挪。我眼神不大好，你能帮我给我的小姨写封信吗？女人说：哦，可以的，大伯，带信纸了吗？老人一边在身上和身边摸索着，嘴里一边念叨着：信纸、信纸放哪儿了呢？然后，抬高嗓门，似乎是问身边人似的自言自语：信纸呢？你把信纸放到哪里去了？女人愣了一下，拉开随身的黑色手提包，从包内取出一个拍纸本，撕下一张，把纸和笔记本放在包上，又把包搁在膝盖上，掏出笔，说：您说吧，大伯。老人微闭着眼，仿佛很享受似的，缓缓口述起来：
亲爱的小姨，您好吗？一别数十年，家国千万里。万丈红尘中，梦中长相忆，我们都很想念您！小姨，我的妈妈走了，我的爸爸也走了，我本来要去香港讲学，然后顺道去看望您，但是我的名额，被曹大嘴占了，曹大嘴在我们系里，一手遮天，蛮不讲理……
女人快速地书写着，一张纸写满了，又从本子上撕下一张，接着写。
……好吧，亲爱的小姨，纸短情长，不胜依依，即此搁笔，余容后续。望您见信，速将十万港币寄来，以解燃眉之急……
老人口述完毕，女人将写好的信折叠了一下，递给他，同时问：写完啦，大伯，有信封吗？老人歪头朝着柜台方向问：有信封吗？我说：有，五分钱一个。老人说：买一百个。我说：五元。老人又开始在身上摸索起来，边摸边说，钱呢？钱到哪里去了？女人起身，走到窗口，低声对我说，请先给我一个，待会儿你上班后，我买十个，你扣下一个好了。于是，我递给女人一个镶着红蓝边的航空信封。她回到椅子边，坐下，将信装进信封，问：大伯，请告诉我地址和收信人。老人道：香港，我小姨，我妈妈的同父异母的妹妹……
我把桌子上的牌子收起，说：上班了。
女人将信交给老人，走到窗口。我们所长说他脑子有问题，你给他写什么信？我边对女人使眼色，边低声道。她点点头，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权当练练字。然后，她将一张早就填好的汇款单，夹在工作证内递给我。从汇款单上得知，她叫杨桃，中文系的。一看汇款单，是《诗潮》寄的稿费，三十元，这说明她可能是个诗人。我的小心脏不由得怦怦跳起来，因为我也迷恋写诗，自己破订了《诗歌报》和《诗潮》，她竟有《诗潮》寄来的稿费，让我心生敬意。于是我把笑容堆到脸上，付款时，还特意找了三张崭新的纸币递给她。她接过，莞尔一笑，说：谢谢，其实一样花。我竟说了句多余的话：写诗换来的钱，应该是最干净的。我看到她的脸，突然拉了下来，低声道谢后便走了。
所长说，瘦高老人是福建人，姓伊，哲学系教授，父亲是国民党。前些年，收发室发现一封从福建拍给伊教授的加急电报，电文是：13日302次晚8点7号车接头。收发室觉得这封电报不简单，便报告了保卫科。保卫科一查，那趟火车是从福州开往南京的。是日，保卫科人员悄悄跟随伊教授，当火车靠站，飞身将伊教授扑倒在地，两手反剪，并将一位提着编织袋、与教授接头的穿红色罩衫女子控制，打开女子携带的物品，是一袋土特产。女孩是伊教授的外甥女，嫁在南京，带了点土特产，经过杭州带给伊教授，因走得急，拍了电报。原来是一场误会。据说自打那次电报事件后，伊教授就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我经常在校园里看到杨桃。有时在食堂，有时在图书馆，都是独自一人。在教工窗口，买了饭菜，择一个位子，默默地吃，吃完，挺着腰，端着托盘，走到回收盘子处，离开。一次，我先吃好，经过她身边，还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显得很高兴。
二
我，张小行，十八岁那年，高考落榜，参加招工考试，被分配到邮政所工作，尽管在当年，能进邮局工作是令人羡慕的事，但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没有一个高考落榜生，乐意每天面对一帮兴高采烈的大学生并为他们服务的。从早到晚 ，我都套一件墨绿色工作服，坐在铁栅栏后一把旧椅子上，像只很有耐心的青蛙，待在自己从柜台到墙壁一平方的面积里。我的前边是一排铁栅栏，后边也是一排铁栅栏，栅栏外是客户和一片小水杉林。
我高考落榜的关键原因，是数学成绩差，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思想意识不端正，自己不想学。工作之后，我还会做考数学的噩梦，就会被吓醒。上岗第一天，我就赔了钱，那会儿我师傅还没退休，坐在我身边，带我。师傅姓俞，上海人，一认真，嘴角皮肤就皱起来，看上去特沧桑。我开始独立操作，心跳、冒汗，算盘珠扒拉得极不利索，师傅上厕所时，我出了差错：一个戴眼镜男生，递给我一元钱，说，同志，买十张八分邮票。不知为何，我竟把一元看成了五元，麻利地找了对方四元二角。而那个男生呢，一把抓起邮票和找的钱，就跑了。等我反应过来，绕出柜台，追到门口，大声疾呼：站住！你给我站住！人早没影了。我没看清男生的模样，记得他额前的头发打了摩丝，一根根翘着，像个刺猬。
真当是木啊！师傅如厕归来，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啊呀，钞票侬也勿认得？哪能办业务啊……当着邮政所全体人员的面，师傅喉咙梆响地教训我。我懊丧极了，红着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久，师傅退休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独立操作，天天跟钱打交道，小心脏时刻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尤其到了轧账时，账上的钱，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少了，肯定得自己赔。多了，那一准是我轧错账了。
赔过几次钱，我的心情就像一团乱麻，乱糟糟的。心情一不好，服务态度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脸总是挂着。有人来办业务，若是来者的汇款单背后，没填姓名或证件号，我伸手朝空白处戳戳，给个白眼。对方填妥，我将证件和单子，往柜台下一扒拉，并不抬眼看来人，即便对方已在栅栏外冲我惶恐微笑着。我一拉抽屉，数好钱，我将证件和钱，扔回柜台，再一关抽屉，邮戳“砰”的一声，便不再睬人。自从戴眼镜的刺猬头拐钱逃跑后，我也逐渐纠正想法，应该抬起头来，正眼多看看人，为的是有朝一日把那家伙逮住。我已经想好了，不但要让刺猬头把钱吐出来，重要的是得当众羞辱他一番，那货不但拐跑我的钱，还让我挨了师傅的数落，在众人面前出了丑。奶奶的，还大学生呢，还戴眼镜呢，我呸！
空一点时，我就望着窗外那片很有点年份的水杉林，发发呆。水杉林，春天绿莹莹，冬天光秃秃。男女学生，胳肢窝夹一本书，经常在林间出没。每天下班后，我脱下工作服，去教工食堂吃晚饭，吃好，去图书馆。所长知道我爱看书，托总务处熟人给我办了张阅览证。我喜欢图书馆里面的味道，坐在里面，我就觉得心情放松，觉得图书馆才是我该待的地方，一天的忙碌就好像被泉水洗过一样，消失了。我在图书馆里，翻阅新到的期刊，把期刊上的投稿地址和邮编，抄下来。然后，把自己写好的诗，按地址投稿。当然，我投出去的诗，过不了多久，又被退了回来。
好几次，我在图书馆见到过杨桃，她坐在一个靠窗位置，有时看书，有时一个劲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仿佛世上任何事都与她不搭界。
三
每天，我到邮政所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银行取营业款。师傅退休前，款都是小金取的。师傅退休后，轮到我，因为小金的资格比我老。早上，我脚踩军绿色高[革][幼]作训鞋，鞋是我求我老爹搞来的，那会儿我老爹在省军区司令部通讯处当处长。我把我那辆天蓝色“永久”牌自行车蹬到邮政所，停好，打开营业柜，抓起一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走到所长工作的里间，把公文包往一辆半旧自行车兜一搁，把车推出教学楼。
我骑的这辆自行车，墨绿色，市面上没得买。又高、又笨、又重，中间还带一横杠，看上去木乎乎的，骑上去慌兮兮的，邮政所里几个女的，都不敢骑，因为上去了就下不来。一次，小金骑了上去，摔了个四仰八叉，于是这车就灰尘蒙身，少有人问津了。所长说，这车是公车，意思是只有干公事时可以骑。为骑这车，我也摔过几个跟头，好在我张小行，天生有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外加两条大长腿。我在草坪上练了不到一下午，这辆公车就被我给驯服了。我发现这车吧，看着挺吓人，但只要一骑上去，却相当平稳、牢靠，且视野开阔，跟如今开吉普牧马人SUV差不多，那种高大、威猛的感觉，特飒、特拉风、特豪迈。
我猫着腰，穿过梧桐树簇拥的水泥路，荡着读书声的教学楼，一溜烟骑到校门口，为表示对门卫的尊敬，我一捏手闸，减速，飞起右脚，蜻蜓点水般在地面一点，旋即跨上车，然后没命地朝农业银行方向蹬。穿过两个红绿灯，看到一个蒙尘的路牌，左拐，骑个三百米，就到了农行。我走进玻璃门，风风火火地把黑包朝柜台一搁，等待那位上嘴唇有颗痣的男出纳员，将缠着封条的现金递出窗口。然后，眯着眼，伸手拨拉一下沓数，并在单子上飞快签了字，塞钱入包，拉上拉链，大步流星出了门。我的这一系列动作，完成得潇洒连贯、严丝合缝，跟电视剧里的流氓大亨一个样。按理说，我该把钱数一数，但我哪有时间呀，一想到顾客都在窗口等着，哪有心思数钱呢，何况我也数不清啊。何况钱出自银行，总不会有错的。师傅带我时，曾对我说最好数一数，言下之意，也可以不数。我把装着现金的公文包，搁进自行车筐，然后，像一只急着下蛋的母鸡，又铆足了力往学校蹬。每天，我骑着公车去取款。有时去支局办事，偶尔也替所长跑个腿，干点私事。不久，我练出骑车单放手吃棒冰的技术，甚至双手大撒把，在车上做两个扩胸运动。多年以后，H大学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还记得我当年骑自行车的帅模样呢。
初夏，知了在梧桐树上叫个不停，我从银行出来，钱多包鼓车筐晃，蹬着车，脑子里回旋着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歌声。太阳明晃晃的，还没骑到半路，我就出了一身汗。老实说，每次取款回校的路上，每次蹬着车，我都慌兮兮的，生怕遇到劫匪。如今银行或邮局门口，常看到押钞车、安邦护卫什么的，几个猛男，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提溜着警棍或握着枪，天兵天将一样。但我那会儿，压根儿没这套神操作，从来没人保卫我和我从银行取出来的钱。回首往事，我每每惊出冷汗，发现自己当年干的活儿，风险系数不是一般地高，几乎天天在玩命。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那会儿治安还行。我骑进学校林阴路，准备来个双手大撒把，于是，我开始脱外衣，正脱着，没料车轮压着一块小石子，车身一歪斜，我便连人带车，栽在热乎乎的柏油路上了。
彼时彼地，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赶紧爬起来，邮政所的飞车女侠摔了跟头，这脸可丢大了。第二个反应是，包里有八万元现金呢。但我那一跤，摔得着实不轻，一下子没爬起。这时，一个身材壮硕的年轻女人跑了过来，扶起我，并将跌在矮栀子花丛旁那只装着八万元现金的公文包捡起，递给我。我抱住包，龇着牙，一时无语。你没事吧？她边问边上下打量我。怪不得他们说你长得好看，哎呀，果然好看嗳，就是鼻子塌了点。我既感谢这个女人的热心帮忙，又讨厌她评头品足，我爬起来，匆匆道了谢，扶起自行车，一瘸一拐走了，听到她在后面喊：你的膝盖出血了，记得去校医务室上点药，免得感染了。她的声音听着有点沙哑。她的眼球有点凸，鼻子像颗蒜头。正是课间休息，下课铃催命一般响着，学生们你推我搡排成的队伍，已从邮政所前门排到后门。来了，来了，钱来了。人群发出一阵骚动，夹杂着低低的欢欣的声息，一见我，那些伸长脖子的学生就安静了下来，仿佛饥饿吵闹的婴儿见着了奶瓶。我拎着包，垂着眼，一瘸一拐地从队伍边走过，像个身经百战的英雄，心里升起一种职业自豪感，仿佛我就是钱，钱就是我。我回到座位，戴上袖套，将一半的营业款递给搭档小金，撕开封条，开始一天的工作。有次，小金营业到一半，说我给她的一沓钱里，少了一张。这下我傻了眼。所长陪我来到银行，跟出纳员交涉，还叫来行长。所长对行长说，我们张小行虽然数学不行，但她绝不会干那种事。我知道那种事是什么意思。过了两天，银行来电话，说他们轧账多出一张钞票，出纳弄错了。那次事件后，每次出纳都当着我的面，用点钞机把钱再点一遍，让我等得两腿发麻。
很快我就知道，在大门口把我扶起来的那个女人，叫许春花，是校刊《蜂之语》副主编，她好像是我们所长的朋友。不久，支局领导来邮政所查岗，所长在支局领导面前，表扬我人小志气大，责任心强，摔破了腿，还紧紧抱着装满公款的包不撒手。我想，这一定是许春花在所长面前夸的我。我保护公款的事迹，上了支局当月简报。所长还单独找我谈话，要我争取进步，说，张小行，你要珍惜这个岗位，邮局工作蛮吃香，多少人开后门都进不了。所长知道我没事就趴在桌上偷偷写诗，提醒我千万不要耽误工作。所长顿了顿，又对我说，女孩子没事最好别写诗，免得神经兮兮的，像中文系的杨桃那样。我觉得所长的话，听着怪怪的，也不知道中文系杨桃有啥事儿。
不久，我却听说了些许春花的事儿。她原在某县文化馆，那个县里古迹很多。某次，H大校报负责人姚庆旺去采风、搞讲座，认识了许春花，据说许春花酒量不错。许春花一般不喝酒，喝酒看对象，遇上对上眼的，交杯酒也喝得来。关于许春花的酒量到底有多好，谁也不知道，但大家知道，许春花家做菜，用的是茅台。这话是许春花自己说的，许春花爱吹嘘，虚荣心强，大家都知道。许春花老公在某建筑公司当办公室主任，给领导安排宴会上茅台，不管喝不喝得光，酒瓶子先全打开，喝不完的就带回家，两口子自己喝，许春花的酒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喝不完的茅台，用来烧菜，据许春花说，用茅台做红烧带鱼鲞，贼鲜香。许春花有没有跟姚庆旺喝交杯酒，这谁也不知道，总之，姚庆旺之后常去那里采风，姚庆旺老婆在政府机关工作，夫妇都忙。再后来，许春花就借调到了H大，那会儿，姚庆旺正好接手一本学校内刊，将内刊更名为《蜂之语》，自己任主编，许春花任副主编兼财务，两人成了同事。在姚的举荐下，许春花还加入作协，成了市作协会员。许春花逢人就说，姚总是我的大恩人。
四
许春花三天两头来寄大宗，把杂志寄往各地，有大专院校、文联作协、社区街道，每期杂志还送邮政所一本，因为刊物中有个诗歌栏目，所以我就成了这本刊物的唯一读者。许春花是个大嗓门，爱夸夸其谈，她说要通过刊物，结识全国各地的作家名人，要让刊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许春花从所长那儿听说，我也写诗，老是被退稿，爽快地说：张小行，把你的诗给我，东边不亮西边亮，我给你发！我们刊物虽然没稿费，但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它变成全国公开发行的名刊。许春花意气风发地攥着拳头，比画了一下，说：你要相信我和姚总的能力。
我拜读过该刊主编姚庆旺写的一篇《经营为王》的发刊词，慷慨激昂，牛气冲天。大意是，闭门造车搞文学的时代已过去了，要走出去，干起来，善于包装，善于借力和造势，文末，配有姚庆旺大头照和手写体签名。照片上的姚庆旺，胸垂领带，穿一件人字呢西装，梳着油光光的大背头，像个港商。姚庆旺的字歪歪扭扭，像断成几截的蚯蚓干。我从自己的习作中，挑了一组诗给许春花，没多久，许春花告诉我，已把我的诗推荐给了姚总，让我耐心等待好消息。
杨桃也常来寄挂号信或取汇款，我暗中偷偷观察她，得到的综合印象是：这是一个善良软弱、感情丰富的女人。从证件上，我知道她已经三十八岁，但看上去似乎还要大一些。那次办完业务，我悄悄地说：杨老师，我也爱好诗歌，能把您的诗让我学习学习吗？她淡然一笑，说：我那些玩意儿，都是无病呻吟，不值一读的。话虽这么说，过了没几天，她就送了我一本用牛皮纸信封装着的诗集，诗集名字叫《呻吟集》。她扉页上题着：张小行小友笑读。字迹挺清秀的。当晚回家，我就认真读了这本诗集，我读了两遍，差点哭出声来，感觉这仿佛是一个被鞭子抽打着的死魂灵，作者的内心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不安，她的诗里仿佛隐藏着许多被遮蔽的伤感和真相，不禁让我产生深深的同情，又觉得浑身发冷。老实说，杨桃的诗让我抑郁了好几天，只想跑到太阳下好好晒晒。但也让我意识到，我那些诗才是真正的无病呻吟。
许春花和杨桃同时出现在我的窗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许春花先来，杨桃后到。许春花一见杨桃，像是挖着了宝，抬着下巴，盯着杨桃。
哎呀，杨老师也来啦。许春花热情地说。
大主编好。杨桃矜持道。
我说你怎么不会老的嗳，吃防腐剂啦？许春花眼神直愣愣的，像长出了钩子。
呵呵，我哪有你这大主编状态好。杨桃不冷不热答。
我一看许春花的邮件，堆得像座小山丘，就说，我先给杨老师办一下吧。
许春花说：好呀好呀。但脸上分明写着不悦。
杨桃说：不着急的，我没事。许春花豪爽地说：哎呀，客气啥，大诗人怎么会没事？你先办吧，免得人家又要说我们了。
人家说我们什么？杨桃眉毛一挑，略带惊诧地问。
还能有啥呢，嗨，都是美女，人家还以为美女之间肯定互相看不顺眼呢。许春花说。
我看了一眼许春花，觉得许春花的自我感觉未免太好了。
那就谢谢了。杨桃嘴角带着淡淡笑意答。
我在为杨桃办理业务时，许春花也并不闲着。她看看我，又看看杨桃，用豆沙一样的嗓音说，我说杨老师，其实呀，我们算什么美女嗳——你看看我们小行姑娘，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跟山口百惠一个样。
我心想，这个许春花，真是个爱嚼舌头的女人。
杨桃自嘲道：我算什么呀？残花败柳，老姑娘一个。
许春花瞪着眼珠，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这么谦虚？你还会嫁不出去？不知多少人排队等着吧。
杨桃嘴角露着嘲讽的笑，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气问：许大主编，最近又有什么我的新闻呀？
我看到杨桃的脸，流露出明显黯然的神色，心中不由得产生了对她的同情，也产生了对许春花的不满。我急忙把收据交给杨桃，说：杨老师，您的业务办好了，欢迎再来。杨桃跟我说了谢谢，匆匆离去。
四十多了，还是个单身。望着杨桃的背影，许春花神情鄙夷地带着一种可惜，又透着点轻松的语气道。
单身怎么啦？柜台内，坐在我边上的小金，处了半年的对象刚吹，心情正糟呢。小金嚷嚷道：单身怎么啦？单身碍着谁啦？
女人长得漂亮，写诗，又单身，难免被人嚼舌头。不知何时，在里屋盖邮戳的所长，也走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哎呀，我可不是一个爱嚼舌头的人！我这个人其实闲事不管的，我也是听说，也不知是真是假嗳。许春花叹了口气，过了半晌，又絮叨起来：
听说有两个学生曾为她差点动了刀。听说她自杀过两次，一次上吊，一次吞安眠药，幸亏都发现得早。听说她跟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许春花诡秘地说，那人搞翻译……
说人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小金气哼哼地插嘴道。
你是啥意思？许春花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反问小金，难道我说她是非了吗？我只不过是把别人说她的话学给你们听听罢了！其实，我跟杨老师是好朋友。她突然一拍案子，语气豪迈地说，不行，我得给杨老师介绍一个优质对象，堵住那些爱嚼舌头的小人的嘴。
我匆匆将许春花的业务办完，目送着她雄赳赳地离去。
我少不了听人谈论杨桃，她仿佛一直是个话题般的存在。她依然常来邮政所，取稿费或寄信、拿包裹，穿黑色高领短袖线衫，或圆领黑色毛衣，那件毛衣，很宽大，几乎看不出身材。她待人礼貌，几乎不苟言笑，神态高傲，像一幅叫《无名女郎》的外国油画里的人物。老实说，她身上那种傲劲儿，我蛮欣赏。每次办完业务，杨桃都会对我道谢，嘴角浮现一丝笑意，像一缕照在冰山上的稀薄阳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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