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学》2025年第2期｜任芙康：巴山南北
作者简介：任芙康，197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曾任天津市写作学会会长、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曾获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优秀编审奖，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曾任第七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我的老家，四川达州，位于巴山之南，翻山北行，最大的城市，便是西安。四岁那年，西安城出了件大事，陕西省作家协会呱呱坠地。直至前些天，方知自己懵懂岁月里，居然有过如此显赫的风云际会。痴长四载，便与这家堂堂作协成为“兄弟”，凑巧得让人三生有幸。终究又不踏实，随即省悟，我的概念愚不可及呀。黄口小儿，若论学历，仅为幼儿园中班；而那时最年少的作协会员，也是我十足的前辈。
初二时，结识一位高三校友。当时他已辍学，时而归校，聚众闲聊。此君自许行吟诗人，穿戴潦草，却满腹文章，俨然风尘中的才子，出门远游，似成家常便饭。有一回，他着草鞋，携布伞，出达州，过安康，一步步走拢西安，就为拜见戈壁舟。戈老川人，“鲁艺”出身，曾任《延河》杂志主编。故而，我人生中有关西安的最初印象，就来自这位学长的启蒙。
十六岁那年深秋，从成都北站，挤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盘算西安下，去陕北，效仿抗战中投奔延安的有志青年。未料，到站西安，车窗外一片脑袋，如山洪澎湃。困守站内的人们，摇晃着列车，像要撕裂所有门窗，气焰极为凶悍。庞大的铁龙，趴了十个小时，得以脱身。参拜延安，已告绝望，全车人被裹挟着，一路北上。也便是从那时起，我有了自卑，深知自己此生做不了豪杰，缺乏坚定的信仰。当然也曾自我宽慰，还是进京先见毛主席吧，延安之行，下一步再说。谁知这个“下一步”，步履维艰，一走走了四十年。后来靠着邢小利、方英文抽暇作陪，才完成圣地瞻仰的宿愿。
仍是西安，仍是西安火车站。当兵第四年冬季探家，9次特快，北京上车便无座。站立十二个小时，晚八点到洛阳，等到一个位子。我将塞进座位下的四件行李，用背包绳逐一串连，终端拴于脚脖。做完这些，放心蜷身睡去。不知过了多久，脚腕一阵剧痛，把人活活痛醒，系绳的右腿已弯曲到极限。惊觉有人拽包，不禁一声大叫，但见三条人影挤向车门。列车滑行，缓缓停住，西安到了。我这一觉，已睡了三四个小时。三贼窜逃，标志破案线索断掉，但已亢奋的旅客，产生侦探的余兴，纷纷断定为本地扒手。我只觉未必。飞行作案的伙计，敏捷无垠，绝不会画地为牢，所以，不见得是西安人，甚至都不一定是陕西人。那时我已略有五湖四海的视野，说不定还是我们四川人呢。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大盗亦杀熟，家贼更难防。
开始看《创业史》时，我十七岁。李劼人写川西坝子，读起来是熟稔的过瘾，可以推迟吃饭、睡觉；而柳青笔下的渭河平原，则别有一路生疏，是蓉城周边欠缺的硬朗、豪放。柳青常在情节叙述的句子里，组装上充满雄辩意味的字眼儿。比如，说男人欺负女人的动作，使用“毫不动摇地”“坚决果敢地”一类，使得书写乡土题材的语言，平添别致的诧异。
1976年4月，我带兵去京西绍家坡放炮开石，行李中打进两本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柳青的《创业史》。那一年的那一月，人们分外压抑。劳作了一天的战士，饭后寡言少语，百无聊赖地躺在地铺上。对这般散漫，我不甘心，便掏出《创业史》，给弟兄们诵读起来。数日后，众人由我引领着，慢慢离开京城，沉浸于三秦大地。梁生宝与徐改霞，这对英雄、美人，眼看水到渠成，又逢好事多磨，终于不了了之，实在令人叹惜。当小说情节进展到素芳遭遇不堪，直把小伙子们气得义愤填膺。
前些年，吴堡县在柳青故居建造纪念碑林，蒙主人不弃，吩咐我题词一幅。想到柳青，又实在难忘旧事，便奉上一行：“四十四年前，我在部队‘连播’《创业史》，听到徐改霞的段落，战士们嗷嗷直叫。”这种口水话，毫无碑文体统，以为故居不会选用，不料照样镌刻，成为滥竽充数的一块。待照片发来，始知大谬，过于自信记忆，竟将素芳错成徐改霞，出了一大洋相。但已刻在碑上，令人汗颜无比，从此不敢遗忘。
做了刊物编辑，好像对上接头暗号，我与陕西作家过从甚密起来。往前倒，最先接触文学评论家。一次太原开会，隔壁恰是其中一位。这回重逢，见他笑容勉强，自述白日乏力，夜难入眠。一聊，跟我交底。说是前一阵，烦请一料事如神的大师瞅瞅，方晓人生路短，寿限已屈指可数，魂飞魄散，已逾月余。斯君坐以待擒的仓惶，让我于心不忍，遂真诚相告：“兄弟我略通此道，愿贡献心得，聊供参考。”进他房间坐定，凝视面庞须臾，觉出“病家”神情发毛，便与他推心置腹，剖析家世人生，竟让其骇怪不已。这事宜“单挑”，免旁听，方得静穆笼罩；照明应稍暗，暖光最佳。约莫半个时辰，“心灵疏导”收场。会友笑逐颜开，复原从前神情，语无伦次地谢我，连说这回本想逃会，幸喜来了。
有次郑州事办完，坐火车去西安。座上捡到一份《西安晚报》，副刊有篇文章，奚落文学评奖。文字俏皮，诙谐于无形，此位作者，一看便是同道。到了西安，忙向邢小利打探“方英文”。经小利安排，第二日见面。来言去语间，见方某神色随和，便觉可交。他口头功夫超群，据说被誉为“段子大王”。听上几则，功夫不俗，巧于搭配，黄而不色，色而不黄。后来喜欢他的作品，散文、随笔一流，评论亦了得。他读完一本畅销书，调皮撰文，说此书最大贡献，无非一条生活常识：“洗脸毛巾不可用到发硬。”我便摘出这句，移做他文章标题。
其实，方英文的小说更为出色，故事平中出奇，文字甚是雅致，大有直追贾平凹的气象。但他不及贾先生有名，缘由就在批评者寡，缺乏敲打。而贾平凹每产一枚新蛋，便有人拥上去说圆道方。这种有效广告，深谙其妙的写家少之又少，而听到逆耳之言，多易急眼，甚而投奔法院，击鼓鸣冤。有一回，我在上海一个会上发言，与贾平凹交情不深，然而获赠书法不止一幅，同桌吃饭不止一顿，便常为刊文指摘贾著而内疚，并多次咬牙，不再给老贾添堵。可惜（通常就怕这个“可惜”），一旦看到又有稿子对贾氏品头论足，便好奇而阅，并最终采用，不忍埋没这种捣乱文章。我惦念刊物版面的锐利，一边抱愧着，一边挣不脱见猎心喜的阴暗。可我不曾听到一次，老贾欲拜法庭叫屈。他曾有过自白，对批评“从不记恨，理解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环境，各人有各人的思维方式”。老贾的心理涵养，老贾的恕道执念，令人想起各地先先后后为难报刊的作家，无论曾经如何得意，最终的写作，均露颓相。他们恐惧“笔墨官司”，迷信不良讼棍，必然摧毁文学想象的能力。可见，对作家而言，兴讼是最不吉祥的举动。本以虚构为业，偏偏在文学的界限内，陷入核对事实、纠缠证据，避之不及的，那就一定是灰头土脸。之前某些“大号”写手的诉讼，都是让人扼腕的愚蠢。
贾平凹书法，字体敦厚，已成一格，颇有市场，但说毁誉参半也毫无夸张。连带又想到方英文，临池出众，润笔亦丰厚，一年四季，唯有春风得意，几无负面质疑。本人见识过几回他挥毫的场面，围着一圈看客，每颗汉字收笔之际，即刻响起喝彩。绿叶红花，相得益彰，是温暖人心的，但于传播显然不利。方英文的书道声名，小于贾平凹，并非技不如贾，恰是欠缺调侃，甚或短少贬损。陕西作家多为书法高手（高手中，就有一位高建群），可见，群星璀璨，出人头地，殊为不易。又如邢小利写字，运笔喜欢安静，有模有样，正是从他没有“模样”中出来的印象。曾送我一幅，纸张笔墨通体清洁，沉稳并无暮气，脱跳而讲章法。之后，我送几位行家鉴赏，无不由衷感慨：这般手艺，如在本埠，弄顶书协副主席的桂冠，毫无悬念。
顺便禀报，对贾平凹同志，我曾经效劳的刊物，并非一味挑剔，真诚的奉承，从来就很慷慨。
回想当初，《废都》拿到1997年度法国女评委文学奖外国文学大奖。此奖意义非凡，从宏观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相对落了实，并非落了空；从微观说，中国男性作家，凭借怜香惜玉的情怀，发散出东方汉子的柔韧，驯顺了西方女性评委。我们的文坛骁将，在她们眼里，成了耀眼的星辰。小说大国法兰西，不久又传捷报，老贾入列法国《新观察》杂志“世界最杰出的十位作家”排行榜。
种种研讨、座次、获奖之类，地球这端那端的文坛，实质同样，皆为雅俗不一的游戏。尽管如此，刊物参与娱乐，堪属应有之义。我于是邀约邢小利撰写表扬稿。老弟慨然应允，并如期杀青。捧人的文字，其实并不好写，而小利妙笔里的真诚、激赏、得体，在字里行间流泻，让人感动。这说明，高雅的把戏，会自带魅力。我读完不忍延误，排进当时最近一期。小利文章的标题，特别诗意——《〈废都〉获奖：上帝的微笑》。这个“上帝的微笑”，借用的，恰是平凹的原创，乃老贾祝贺陈忠实摘获茅奖时的祝辞。陈忠实的小说好，贾平凹的好小说，运势亨通，都担受得起上帝会心的微笑。一箭双雕，两全其美，是非常圆满的喜事。由此可见，惯常利剑出鞘的刊物，实为本性良善的精神茶楼。
我们编辑部，有位高大姐，头一回去西安组稿，按我开列的名单，见到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等人。1990年代初，上列诸位，早已名扬华夏文坛，但他们待人的实诚，颇出意料，令高大姐心悦诚服。贾平凹本在住院，仍安排见面，邹志安还特地饭馆款待。高大姐1965年大学毕业，自有她那一代看人行事的尺度，很是慨叹陕西作家的清贫、厚道、正直，既有一种个体性，也带一种群体性，同时共现一种天然性。这是明显异于别地的。高大姐返津不久，就收到陈忠实与邹志安的稿件。他俩的文字，魂灵相通，肝胆相照，将文人中的“游戏人生”，抛弃得最为彻底，纸面上弥漫着常见的苦难，倾吐出少有的悲悯，执着于可贵的“唤醒”。
没几月，路遥先走，邹志安随后，带病延年，羽化登仙。都才四十几岁，这般命苦，想着就令人难过。邹志安去世，留下一万多元的借款（这在当时，是一笔大账）。得悉上海《文学报》向邹志安遗属捐助的呼吁，我当天请财会电汇千元。明知改变不了多少难处，但如能让志安的家人得些抚慰，大约会聊胜于无吧。
想一想，与陕西文坛多年交往，受益甚多。当然，相互纠葛，也有意外，除了吃过文友的美食，也吃过作者的官司。
忽一日，读到一篇稿子，属于陕西墨客之间的仙人打架，一位老年作家，训教一位中年作家。刊物成天张眼四顾，寻的就是这种子弹上膛的檄文，倡导“内讧”，对所有“窝里斗”，通通乐见其成。我们对批评文稿的喜欢，自是有章可循。具体说，名人逗弄名人，排在首位；名人敲打非名人，排在其次；非名人挑战名人，排在第三；而对非名人之间的相互缠绕，则吝惜版面。话说老年作家的文章刊出不久，中年作家寄来反驳。我们青睐的，也正是这类颠倒起伏的“连续剧”，赏识甲对乙的“寻衅滋事”，器重乙对甲的“睚眦必报”。回弹文章刊出后，对方反倒没了声响。我们以为，老人高风亮节，行事属于婉约派，你说我几句，我还你数语，历经一二回合的揉搓，彼此就扯平了。
其实不是。老年作家像一块更辣的老姜，摒弃常规，下了一盘反制于人的大棋。我们每天看稿、编刊，无暇他顾，都快忘掉陕西二人的扯皮。这一天，某中级人民法院的大信封，“挂号”寄来老年作家的诉状副本，同时附有十五日之内奉上答辩的告知。他这一手，实出意料。“惹事”在先的人，却容不得被训者还嘴。诉状抛弃起码的情分，搅乱逻辑顺序，写得凄楚、悲怆，真像受了无尽委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只得空怀惋惜，去应对又一场名誉权官司。
有那么一阵，编辑部与法院“幸会”，每年至少一次。这迫使同事们慢慢适应，慢慢释然，慢慢从容，成为应对此类官司的熟练工。即如这次，静等递交“作业”的日子临近，便给法院拍去一份电报，汇报人手缺乏，耽搁了答辩，日后出庭亦恐难前往；但我们完全信任法官的秉公办案，彻底服从法庭的依法裁决。这份电报，将我等对法律的款款深情，化作情理交融的表白。没过几天，该院一位张姓女法官，与我通了一次电话，气氛融洽地讨论到案子，我也知道了她对文学的喜爱，尤其是对刊物的好感（她在查阅老年作家提供的“证据”时，已经通读该期大部分文章）。与张法官的交流，十分松弛，彼此全无戒备。可见文学话题，自有奇妙，能让素不相识的人，找到知音；展现形象思维的教化，居然能立竿见影。后来这桩案子，剑拔弩张过后，虎头蛇尾，无疾而终。
思绪乱飘，想到陈忠实。
我与老陈，素无深交，但自身人际往来的习惯，与他眼里常有的坦诚敏锐，似能融会。彼此便遵循一种本色，远离虚与周旋。相互有事联络，概由邢小利居间过话。一次，秋蟹已肥，我请小利作陪，邀老陈来看海河夜景。果真如约而至，宾主尽欢数日。平素少言的老陈，反有随意聊天的兴致。他讲述故乡习俗民情，不见丝毫陈腐，唯有风情惊艳。众人折服，如同翻开陕地一卷百科词典。
又一次，小利说老陈请我想法，求助范曾先生，书写“陈忠实文学馆”。我应承试试，当即禀告南开大学陈校长。仅过数日，校长转达范曾回话：“一，任芙康先生帮过忙，我写；二，拜读过经典《白鹿原》，我写。”对于范曾，非议甚多，一些闲人，八竿子挨不着，莫名多动症，闻鸡而起舞。依我有限的接触，范曾是位快活自在的人。因无攀附爱好，当他面，我不曾说过一个字的称许。北京地坛公园他暂居的房舍里，三人成席，吃着荤素简洁的饭，与一位洒脱、无羁的主家交谈，大有轻舟过山之感。范曾仗义疏财，屡屡一掷千金而不眨眼睛。我碰巧认得几个玩弄“慈善”的文化闻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鬼头鬼脑，通通被范曾甩掉十万八千里。
不多天，陈校长让我设宴取字，到得那日，却仍旧由他做东。一伙食客，我成最大赢家，白获墨宝，白尝美味。大约一年之后，我偕朋友，与西安思源学院师生交流。在“陈忠实文学馆”牌匾下，逐字品鉴，铁画银钩，只觉范曾用尽了心，老陈找对了人。
手头有两部陈忠实签名的《白鹿原》。再度赠送，可能因版本有异，让我收藏留念；抑或曾经送过，他又忘掉。如今，人已远去，大著仍耸立书架，便是念想。老陈的原上，也曾去过，那些村落内外的房舍、田土，静寂而悲凉，会久存于我的记忆。
陕西作家个性突出，骨子里的孤高，心头的一定之规，确乎带着共性。比如他们的口语表达，排他色彩浓厚，一律家乡话，且神色自若。贾平凹不改，陈忠实不改，路遥不改，邹志安不改，京夫不改。联想到老一辈革命家，诸多伟人，操着字正腔圆的乡音，发散出强悍又浪漫的气场，让绵绵后辈艳羡、尊崇。当代陕西作家，领跑的第一方队中，个个不同凡响，传世之作在手，且以方言纵横天下，妥帖无疑地，拥有了入列中国文坛贤人阵容的资格。
似乎意犹未尽，便在文章结尾，续上如许拙劣的打油：
一山南北阳与阴，
远亲不如近邻亲。
山这头唱歌山那边应，
打断骨头连着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