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正兵：我与作者的两个故事
编辑家们回忆往事，都爱提学识渊博与道德高尚的作者，礼尚往来的交往，如沐春风的交谈，是生命中美好的片段，是记忆中美丽的画卷，当然应该公之于众，树立典范。但这样的作者肯定不占多数。对多数编辑，尤其是对小社的编辑而言，日常所急，是如何对待那些水平有限但要求颇高的“普信”作者。对此，我愿贡献我的“智慧”。
一
我的编辑生涯中，与两个作者有过不欢而散的冲突。两次冲突都发生在我编辑生涯的早期，那时我还是助理编辑。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2007年。当时社长交给我一叠旧稿，告诉我：这个书稿已经耽误了好几年，没人看，你来处理它，争取年底出书。我接过一看，是一部古籍整理的书稿，密密麻麻的竖排繁体小字，全是辑录的中医药理论文字。粗略一翻，许许多多的缺字黑块，似乎是完全没处理过的样子。
与作者的联系一开始就剑拔弩张。他是高校教授，见了此稿，很不高兴地说，这分明是未经修改的初稿。三年前他看的校样，不是这个样子；他费力修改过的地方，完全没体现到书稿上。特别是缺字的黑块，他明明已经一一写在校样上。
“你们工作怎么能这么干？”他质问道。
我灰溜溜地拿了书稿回来。到排版部去查询，电脑中只有这个版本。事隔数年，分管领导、编辑部主任、编辑、排版员……参与此书的人员都换了个遍。作者所说修改过的稿子是否返回，又给了谁，被问者均茫然。我自知理亏，想来想去，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一一核对原文，把缺字都补足，调整好之后出一份新校样再去找作者。好在每段文字都标明了出处，找到原文并不困难。于是我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的缺字都照着原文补好；有些缺字符并不是生僻字，很容易打出，不理解为何会是黑块。我又发现多处引文与核对的文献字句有出入，逐一核对，全部改正。我确实花了大力气，把校样寄回给作者时，得意洋洋，以为会收获一些表扬。
几天后，作者给我打电话，语气中并无表扬：“谁叫你乱改的？全都改错了！我的原稿是有版本出处的，一字一句都有来历，你为什么要改？必须照我的笔迹改回去！”我在惊恐忐忑中等待书稿返回，打开一看，修改的字句他基本上都划掉了，旁边注明“版本不一，不要妄改”。但有些字修改得非常奇怪，比如他圈出“敬”字，一条斜线引出一个圆圈，圆圈中写了一个缺了最后一捺的敬字；圈出“弘”字，同样改为缺了最后一点的弘字。
我忍不住给他打电话，询问原因。他语气很不友善：“这是避讳字。要跟底本保持一致，异体字、避讳字，都要一模一样。你懂不懂文献学？”我先愣后怒，认定他才是不懂文献的人，心里和语气同时失去了恭敬，立即表示：“异体字我可以接受，避讳字绝不能照你意见改。”理由有三：第一，缺笔字，质检会当成错字，算一个差错；第二，造字一个字五毛钱，这个钱谁出？第三，本书的造字，已经很多，造字的编码都快不够用了，后期很麻烦，造字错位就更麻烦。最后我补了一句：“大宋、大明、大清都亡了几百年了，你还为封建规矩招魂呢……”
他“啪”地挂断了电话，强烈的声音通过座机传递到我的耳朵，令我感受到了巨大的不满。
我的不满在他之上。
几个月后，作者主动联系我说：年底快到了，希望这本书能够年底出来，好递交学校算成果。他语气舒缓，我也就当没事发生，告诉他：编校工作按部就班进行，清样快好了，年底出书应该来得及。他说：“希望能看一下清样，毕竟是署自己名字的书，如果错误太多，影响不好。”语气中分明有不信任。我回答：可以，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约在工商银行的大堂里见面。为何选这个地方，是因为他说他忙，只有在银行排队等候办事的时间里，才有空跟我见面。银行大堂的座椅上，坐了七八个等待叫号的顾客。我把书稿交给他，坐在他旁边。他翻稿子，翻着翻着就开始指责我：“这里怎么能这么改？这里又弄错了！你们认真一点行不行？”我装作聆听他的意见，频频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半吊子水平还想教我？选这个有钱的地方讨论古籍用字问题，其他人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人有毛病啊？”
突然，他霍地站起，把稿子往地上一砸，怒气冲冲地说：“不看了，都是错，受不了你这个宝器！”然后大踏步走开。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低头环视，似乎周围的人都在看我。我突然意识到：大事发生了，作者冲我发火了，我脸丢大了。最好的办法是迅速离开，免得周围的人记住我。但稿子是最重要的，必须要捡起来带走。
我一言不发，快速捡起散落的白花花的稿子。我尽量面无表情，心里却很慌，尤其是要蹲下、伸手到座位底下捡稿子，头触碰到顾客的大腿，却不敢开口请人让开，生怕一口气没憋住哭出来。我捡完稿子，快速离开大堂，全程没看任何人。
回来以后，我定了定神，跟同事讨论此事。我说：“我全程都没有说话啊，只管听，不知道哪里惹怒了他。”同事说：“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人家只要不傻，一眼就能看出来。”并教育我，“表情管理，是很重要的技能，成大事者，喜怒哀乐都要不形于色。你还得修炼……”
二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2009年。
2008年底，社领导叫我接待一个来自区县宣传部的作者，该县想出一本宣传本地抗震救灾先进事迹的书。那时地震的余波尚在，大家都在忙着灾后重建。我一听来意，顿时心生不满：重建尚未结束，你们竟然开始表功。等到看到书稿，更加无奈：这本书就是把各个记者写的宣传稿未加任何修改就汇集起来，有报道，有特写，还有散文诗歌。我已经预感到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不仅因为书稿的繁杂和粗糙，还因为作者似乎已经习惯了唯上的工作方式，对某些修改意见置若罔闻。他只有一个要求，要在一周年纪念日前出版此书，同时又指导我：你们赶紧批个书号去印书，哪来那么多意见？你最好啥也不干，我是搞文字工作的，能处理好。
在后面的编辑工作中，这位作者事必躬亲，足称典范。他经常来社里，来了之后就加新文章，因为不断有新闻产生，也就不断有新文。他亲自坐到排版的小姑娘旁边，盯着她调版式、改文句、换顺序……弄得差不多了，就打印一份纸质稿带走。这些事情，他并不通知我，所以几天后社里审过的校样返回来修改，面对的是面目全非的排版文件。他要求做样书，装订成册，好提交给领导审阅，毕竟领导需要有直观的感受，不能交一叠纸上去。一而再，再而三，我从劝说，到无奈，到愤怒，心中渐渐积聚了层层岩浆，火山一样，就等爆发。
某一天，他要求做第四次样书，这次要加上彩色插图。我告诉他，做一次样书挺贵的，这真是最后一次了，后面不能再做；同时，希望你们不要再加任何文章了，定稿遥遥无期，出版也就遥遥无期。他再一次答应。在做彩色插图的时候，我问，插图有的并无图说，请问要怎么处理。他说，你随便挑一个其他的图说暂时放在那里，填个空，领导看的是形式不是内容。
十余天后，他带回样书，坐到排版员旁边，要求改稿。我得到消息，冲了下来，翻着改成花脸猫的样书，克制着说：你说过不会再改的。
“有错怎么能不改？”他生气地说，接着开始一个个指出问题，“这个错了，这个也错了，难道能不改吗？”最后他指着彩插中的一张照片说：“这个更离谱，这明明是重要照片，文字却毫无关系。你们是怎么编校的？”
这句话点燃了我。我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指着他：“明明是你要求的，我照你的要求做，你还有脸来怪我？”事后，近在咫尺被吓傻的排版小姑娘告诉我：当时你声音真的很大，满脸通红，仿佛要吃人。
作者也和我嚷嚷起来，但声势上明显输于我，毕竟我是主场作战，而且年轻气盛，嗓门比他高，脸皮比他厚，用词比他狠。他怎么还击的我已经不记得，只记得最后他一边骂一边往外走：“我去找你们社长投诉。我不信没人治得了你。”
我嘴上说：“你去告啊，我不怕。”心里却着实有些恐慌。
三
两本书，后来都出了。教授作者无奈接受了不造避讳字的“蛮横”建议。他用春节假期的时间认真把书稿过了一遍，体现了对文字的敬畏和对名声的爱护，令人佩服。另外一个作者此后没敢再加新文，书按时出版——适当的发疯果然有助于解决问题。
两次冲突，一次是作者先失态，一次是编辑先破防。总结起来，似乎“先声夺人”的人好比战争中“先发制人”的人，要背负激化矛盾的责任，道义上处于下风。比如第一次冲突，作者是个教授，尽管我有错，但失态的是他不是我，责任仿佛没落在我身上，回想起来，坦然得多；第二次，我就羞惭一些。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他也只是个弱势的公务员，出不出书，怎么出书，很多事情由不得他，我把怒火发在他身上，不免有欺软怕硬之讥。
对编辑而言，作者是掌握资源的“上帝”。作者若不慷慨赐稿，编辑就成了无田可耕的农夫，失业而后失所，后患无穷。不管因何而起，在冲突发生时，编辑已经输了。当然，世上作者成千上万，秉性各不相同，编辑一生中总要遇上几个奇葩。有的作者一贯骄横，有的作者不知他人苦，适度的冲突，正好是适当的教育，有助于改良社会风气，但要注意适度。
我与两位作者后来都再也没有见面，从此相忘于江湖。对第二个作者当时恨得牙痒，如今连名字也忘记了。不知对方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还记恨我。再剧烈的波澜，站远了看，也不过是平缓的涟漪，并不要紧。我当时的委屈、慌张、愤怒，现在看来，显得多么可笑。诚恳地说，最好再不相见；如不得不见，我也愿真诚道歉。
这些曾令我不快的人，何尝不是一种良师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