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5期｜朱强：地址簿里的日常（节选）
朱强，一九八九年出生于赣州，现居南昌。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花城》《山花》《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等刊，著有散文集《墟土》《行云》等。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丰子恺散文奖、谷雨文学奖等。
地址簿里的日常（节选）
朱 强
一
没料到天有那么寒。时间仿佛又转身折回，让错过春天的人，重新经历一遍。大雨过后，地面还是湿的，到处是春天热闹后的残局，满地是雨打风吹落的花与叶子。抬头看见人家的阳台上有一对摇曳的烛火，屋子的黑暗背后有一个试图和天地对话的人。猛然想起，今天的另一个身份，四月初一。古人的人间四月，白居易到庐山看桃花的日子。买菜的居民已陆陆续续地返回。一个中年男子从口罩后面吹出了几声清脆的口哨，他在努力附和枝头的鸟鸣。鸟鸣得更欢了，它显然也把这个中年男子当成了嘤嘤求偶的另一只鸟。
到菜场买了一些本地农民种的辣椒。细长条的线椒，俊俏中带着一股文人般的傲气。放砧板上，一边切，一边辣味就从明亮的绿色中迸出来，满眼睛都是辣味。汹涌的辣，老远就把人呛得眼泪直流，辣椒和从赣南带来的腊舌头、腊肉一起炒，赣南赣北都在一口黑漆漆的铁锅里了。腊味在赣南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年货，寻常人家，正月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餐桌上的几个碗里，都是过年吃剩的腊货，它们作为年的某种残余，总要把年的氛围延续到春深时节。此后的日子，从一日南风一日北风，到三日南风一日北风，南风呼呼地吹，彻底占据了上风，把人的腿脚都吹软了。门和白墙上的汗珠子也挂不住了。没来得及吃完的腊货，因此也有了南风味。到此时，年才总算过完了，餐桌上过时的菜碗一个个撤下来，换上了当季的菜蔬。
春天的厨房弥漫着一股守旧之气，旧本来就是用来守的，因为旧并不只有陈旧，旧里面也有许多温暖明亮的东西，腊肉腊肠腊猪肝还有各种腌熏的年货，它们绵延的味道里蕴藏着天长地久的客家新年的气息。但是年还没有享用足够，日子就翻到了另一页。春天的脚步已经从厨房开始进入人家了。水从不锈钢水龙头里哗哗地流出，被清水淋洗过的菜叶，绿油油的，好像从梦境中拉出来的一颗大脑被灌入了某种清醒的意识。春笋、春韭、荠菜、香椿、西红柿、菠菜、香菜络绎不绝地从外面搬进了厨房，红绿青蓝咿咿呀呀，它们像清脆的嗓子把外面各种物事说出来。原本昏暗的厨房也有了山明水秀的意思。尤其是卷心菜，赣南人叫包菜。叶子裹得结结实实，被一张张扒下，像裹得紧紧的心事被扒开，越往里面，叶子就越嫩，颜色也逐渐变浅，像吹弹可破的肌肤。赣南人碗里的包菜，几乎都是清炒，至多淋一点儿麻油，菜叶甜丝丝的。南昌人口味重，炒包菜都不忘淋几圈老抽，菜出锅，黑乎乎的，色香味里面有一股老生开腔的气场。
来南昌十余年，无论是性情还是饮食习惯，我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赣南人。赣北与赣南，虽说在地理上都塞进了赣江，江水穿城而过，两地人的生活与历史的背景里都弥散着重重的水腥味。但赣北在文化板块上，属于吴头楚尾，楚人的狂狷与吴人的经世致用，杂糅成赣北人的独特气质；赣南人的生命底色完全是一派月白风清，骨子里的淳朴从来都没有被勾兑过。春天的下午，我习惯性地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思想古今，偶尔想到曾经住过的地址。以前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弄个摇椅，目光幽幽地望着屋里或者门外。柴米油盐酱醋茶，串联起无数个日日夜夜。生活的本质，到底不脱这庞大的日常。人们在吃饭睡觉穿衣行走的间隙，心里偶尔也涌现出一些宏大理想，眉宇间跳脱着一股勃勃英气。表面上看，这个住址，好像是与以前住过的任何地址身份上划清了界限，它由过去砖木结构的瓦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单元楼。尤其是它的大门，再也不至于为了讲风水而摆出一个奇怪的角度。它面貌一新，灯火辉煌，充满了乙烯和甲醛的气味。敞亮的飘窗和阳台替代了过去院子的功能，这里有另一重天地。但是，只要你住进去，在里面呼吸、言语、欣喜或愤怒，过去房子的许多气息又一样不少地卷土重来，让你觉得旧地址已经灵魂附体，旧日子总是如影随形，再怎么除旧布新也逃不脱它的重重魅影。于是，你也学会了逆来顺受，习惯新环境的关键——是习惯与过去的事物相处。
厨房里的燃气灶上架着一口黑漆漆的钢精锅。这种锅子，而今早已被当作古董，很少有人用了。它乌黑的外表是多少个日子熏染的结果。以前的人会把这层黑黑的东西刮下来，当药引子，不知可治什么病。总之，民间的学问广大无边。没有什么是无用的，它们隐藏在日常之隅，冷不丁地，就被人搬出来，派上用场。厨房里的钢精锅里发出咕嘟嘟的声音，炖骨头汤的香味已经从厨房里飘到了客厅。灶台上，文火如豆，就像慢性子的儒雅之士。尽管汤已经好了，但并不急于关火。想着有一锅汤在火上不停地炖着，心里就觉得有许多的事仍在进行。
厨房让处于时间里的人看见了锅碗里蒸腾起来的繁盛的日子。过日子，也就意味着时间不再以昼夜交替的形式简单重复。日子不再是时间本身，日子里面，融进了人的悲欢离合与朝思暮想。人们利用时间，成家立业，摆满月酒，吃团圆饭，颐养天年，寿终正寝。日子里冒着丝丝热气，而厨房就是一个保温容器。不仅如此，家家户户的消息也因厨房上下传递。装抽油烟机时，发现抽油烟机的锡箔管通向幽深的烟道，二楼在炖猪脚，七楼在蒸熏肉，九楼在煮花生，还有十三楼、十五楼的菜籽油和牛油散发出来的诱人香味。漆黑的烟道中什么也看不见，抽油烟机就负责把千家万户的气息推向这根深深的管道。它们之间互相连接，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提到的那些生铁水管。在这个巨大的城市中，很多东西之间看似无关，但是交错的排水道、烟道、水管、天然气管道却将彼此串联起来。没有谁能够摆脱这种隐蔽的联系。尤其是天气稍稍变暖，有些东西便藏不住了，坐在客厅里，突然闻到被太阳晒得活跃的花香。花香一层层地递过去，像《红楼梦》里周瑞家的来到贾府里送宫花。那种花香像是面粉做的，纷纷扬扬，数十层楼的地方，都能够闻到。花气袭人知骤暖。天暖起来，人就像流动的水或飘浮的花香。经常是人在屋子里睡觉，身体和意识就滑到了屋子外。
二
午睡醒来，电话响了。是城市另一头，翠林支路三十三号的一位前辈打来的。无事，只是约我去小坐，分享他家乡的一种野生红茶。这几日，前辈正在为乔迁新居忙里忙外，就在我造访的前一刻，他正满头大汗地将最后一摞书塞进纸箱。生活器物原本都是各就各位的，现在都收进了箱子，家一下变得面无表情。昨夜，前辈一宿无眠，他这一辈子东徙西迁，屈指算来，这将是他搬过的第二十九次家了。从年轻时候的铺盖一卷，到现在家的体积越来越见庞大，挪地方也越来越没有了勇气。两个半小时的茶叙，心里紧闭的大门终于向人敞开，春色溢了出去。茶酣耳热，前辈还要留饭。饭就不吃了，回家要紧。出门冷雨依稀，突然意识到春日将尽。花事已过，许多花都开败了，好像酒桌上酒过数巡，客人们多已经醉去，身体摇晃，兴致阑珊。城市的西一环公路两侧，是一树一树晚开的泡桐花，在逐渐晦暗的天光下，粉白色的花朵像留给人间的一封封书信。路面冷清，路一直往南或者往北，都可能通向江西广阔的腹地，那里湖汊纵横，水塘遍地，是春天的王国。人在庞大的、生意盎然的春光中突然变得特别弱势。许多门都关上了，许多的窗也关上了，窄窄的门缝中，突然射出一道明亮的光，一只落在门外的画眉鸟，猝不及防，被眸子里的闪电击中。
以前的年代，人与地都是分不开的，人被地固定着，地在哪儿人就在哪儿。人与人之间，所谓的通讯，其实也就是地与地之间的往来。看竺可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江西时的日记。日记通讯簿里，记录着一个叫周承佑的人，这个人淹没在时间与人群的大海里，他的面貌终究是模糊的。但是紧随其后的地址并不模糊：南昌上水巷十二号——张宝龄先生转。事实上，上水巷在绝大多数新南昌人脑海里，同样模糊，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已经让一条条狭窄曲巷变成了一个个徒有其表的地名。地名是没有“地”的，它只是一块块用蓝油漆或红油漆刷成的路牌。当它在马路边高高竖立时，就已经被当作纪念的对象了。所幸，“上水巷”不仅是一种纪念，它也是一种鲜活的存在。我曾经不下十次地从上水巷经过，印象中，上水巷隔壁还有下水巷，飞檐翘角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同样灰扑扑的水泥盒子。老人们坐在漆黑的楼道门口，摇蒲扇，抽纸烟，海阔天空地交谈，便利店、时装店、美容店、麻辣烫店、奶茶店鳞次栉比，距离不远就是地铁站与大型商场。它们共同烘托出老南昌陈旧的繁华。时间是水，上水与下水都让人有了一种光阴泅渡的感觉。玉壶光转，张宝龄是老南昌人，他活着时，是上水巷十二号的房主，他走以后，高墙大宅成了时间里的一叶孤舟。查资料知道，张宝龄的妻子是女作家苏雪林。苏雪林辞世那年，漫长的二十世纪终于隐入了黄昏。那一刻，我在家附近的书店里无意间读到老人的文字，它们好像幽幽的烛火照出过去风景的轮廓。看后来人写的传记，说苏雪林生前写信成癖，看过她书信的人，无不觉得那纸上字如疾雨，横扫千军。她写信喜用薄纸，正反都写。这些信从一个地方寄出，然后在另一地被另一个人拆开读到，信里裹挟着风声雨声以及马尾甩动时所发出的脆响。许多事，就这样幽幽地传递着。时间的网一旦撒开了，就像船头犁开的水浪，层层叠叠，久视不免令人眩晕。
以前的地址，就像一个个结实的树桩，牢牢扎在地上。人们根据记忆里的画面，隔许多年再来，还能够找着过去的门牌。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另一件往事。有年冬天，那日时近正午，天寒欲雪，表哥从四百公里外的赣州来到南昌，他此行的目的，是代姨父来寻一门失联已久的亲戚。两家之间，至少有三十年没有走动了，白云苍狗，只有对方当时留下的一张写有住址的纸条成了彼此相认的唯一希望。姨父死死地抓着这根脆弱的绳索。说实话，他的世界是小的，家里人的世界也是小的，几十年来，没有谁去往过远方。他们都是过日子的类型，不经商也不考学，只是在家附近做点儿事，聊以糊口。铁路与高速公路把世界联系起来，但是这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的姨父只有在醉酒时才闹嚷着，说要去省城找小伯伯。除此以外，他的生活永远是守规矩、知分寸的，他的心也同样是风平浪静的。表哥从大袄里掏出一个纸条，纸条皱巴巴的，字迹陈旧，南昌市金盘路二十六号。三十几年的时间，一转眼就翻过去了，许多事早已经星沉海底，谁能够保证这条路还在呢？即使在，原来的房址也可能因为拆迁盖起了高楼，即使没有拆迁，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搬往别的住所？时代热热闹闹的，推着人们总是往更新的地方去。
天冷，地面都结冰了，南方的冷是浸在骨子里的。循着手机地图上的位置，我们来到附近，周围车水马龙，金盘路究竟在哪儿呢？这条路早已经不是什么路了，只是一个死胡同，它被宽阔的马路以及高高的建筑包裹得严严实实。路名用红油漆随意写在水泥墙上，现在早已经斑驳了。胡同里都是些低矮破败的瓦房，红色的波浪瓦，砖块裸露，唯独有点儿模样的是个水泥建筑。门前有个院子，门卫见我们东张西望，心存警惕，明亮的眼神早已经从昏暗的岗亭里射出来。我们把纸条递上，问他是否知道此人，他神情仍然警觉，好像有一种刀刻的东西藏在他的面容底部。在他眼中，我们像来自另一个时代的闯入者。由他把守的这个大门里，好像藏着过去时间里的无数秘密。我们说明原委，他面部的肌肉总算松弛了一些，严肃的东西总算撤下来。态度也明显地变了，从对立面的位置上瞬间游了过来。可惜你们来晚了，要找的人，好几年前就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不过他妻子健在，如今也已经是七十好几了。开门的果真是一位白发老妇人。这个门好像很久没有开过了，锈迹斑斑，门里面的世界才是与纸条上的地址真正相对应的。老妇人是这个地址的真正主人，如今外面已经很少有人与这个地址有联系了。以前还有抄水表电表的、送液化气罐的、送报纸信件的，这些事现在都一律转到了线上。这个地址真的是有些老了，它的功能在日渐萎缩，各种新地址覆盖在它表面，成为这个城市新的坐标。
老妇人与我们见面的那一瞬，并没有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因为自觉唐突而乱了方寸，互相只好默默地看着。老妇人肯定是在搜索脑海里的哪一张面孔，但是好像又没有哪一张能够与眼前的面孔对应上。她也显然有些着急了，舌头好像被什么事物缠绕着，直至表哥将“赣州黄家”这几个字抡出来，这种尴尬的局面才总算得到缓解。老妇人眼睛一亮，许多画面便浮现到她的眼前，被堵住的那一段路总算是打通了。表哥很自然地将眼前的这个人认了奶奶，我也跟着喊了一声奶奶。走失已久的亲人，便在这一声声呼喊中紧紧地抱在一起。距离上次的见面，屈指算来，少说也有三十几年了。那时候，表哥尚在襁褓，奶奶也未退休，身份是赣州纺织厂的一名工人。后来，奶奶就因为丈夫工作调动，举家从赣州搬到了省城。临别之际，她没有忘记将省城的地址留下。人们以为，无论相去多远，只要双方留了住址，随时都可以通信见面的。但谁曾想到，原以为牢靠的东西，却在时代车轮的碾压下，变得那么脆弱。为了支持城市建设，姨父家从带院子的瓦屋，很快就搬进了楼房，那块使用过许多年的老门牌，也因此没有用了，甚至被当作废铁卖给了收破烂儿的。左营背四十七号，隐入瓦砾烟尘。这个地址偶尔还有信件寄过来，结果注定是查无此人，信又被硬生生地退回去了。奶奶说，后来一家人也去过赣州，但是路与建筑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高楼广厦，究竟哪一栋才是他们要找的呢？奶奶孑然一身，与这处地址长相厮守，她难道是想以这样的方式守住与亲人重聚的唯一希望？我知道，老辈人都是重情义的，包括对于土地的情分，永远那么绵长，奶奶表面上守住的是这处地址，事实上她守住的也是精神世界里的一座孤岛。我看着这个岛在海面上一点点地被水淹没，心里也有了一种不停涌动的悲伤。
三
纸片般的往事，再次从记忆的深海里泛起，锈蚀的地址也被回忆擦得锃亮。我望着公路两侧蓝色的路牌，上面清晰地标注着距离每一处地方的公里数，好像抵达它们仅仅是时间问题，山重水复疑无路是不存在的。许多以前要跋山涉水才能到达的地方，而今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城市的西一环公路，样子像条温暖的胳膊，把城市挽在怀里。不经意间，这座老城竟也有了自己的一环。不断扩张的城市，有点儿像到了发福年龄的男士渐阔的腰围。这让我想起古代的南昌，七门九州十八坡，城墙把老城紧紧拽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有意地筑起一堵高墙。城墙摆出的姿态，多半是冷酷的。它像一把巨大的铡刀，对着大地进行着无情的切割，不仅城与乡之间界限是分明的，城郭之间也有清晰的边界。人们赶着牛车从梨花飘雪的郊外缓缓地穿过城门，在各种叫卖声中，“陈家上色沉檀拣香”“滕阁脚店”“东西两洋货物俱全”“兑换金珠”的幌子次第映入眼帘……身体里的疲惫都被突如其来的兴奋驱赶着，尽管热闹是他们的，但被热闹包裹的我，眼睛里也有了一缕明亮。时光倏然而逝，往日高大的城垣，而今早已经变成了宽阔的公路，“环”状的公路把众多无关之物联系起来，城市的框架呼啦一下就被拉开了。城市原本是不存在的，它就是靠这样一些直线或者曲线延伸出去的。
倘若不是因为地铁，我家和二十多公里外的县城房子根本就没有两样，但是有了地铁，性质就有了天壤之别。地块美其名曰次中心圈，房价也比县城的高出一倍，尽管它是从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花中疯长起来的。刚搬来时，小区门口还有水塘，每至初夏，蛙鼓喧天。后来，水塘被卡车倾倒下来的土缝合了，野草又把裸露的黄土覆盖。小区南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菜地，菜地中间有几条白色河汊，据本地学者考证，一千年前，这儿曾是赣江航道。不仅如此，它也是《世说新语》里殷洪乔投书之地。对于学问家们的话，我自然是将信将疑，可是只有相信了学问家的话，历史才可能有未来。当年的滔滔河水已消逝，现在这里早已成为一片动植物栖息的乐园。小区东面，是延伸至江边的巨大货场。大地无遮无拦，尽情舒展襟怀。银色的天空下，是黑漆漆的隆起之物，它们好像堆放在这里已有一个世纪。没有人知道里面堆放着什么，只有一条灰色的水泥路像刀片般插入货场中心。笨重的货车十分粗暴地进去，驶出时，车身上绷紧了脏兮兮的塑料布。无论刮风下雨，货场好像永远在和外部置换着什么。它像是一个宇宙中转站。唯独西面，是一片滚滚红尘，生活的气息被千姿百态的人间风景弄得沸沸扬扬。早些年，这儿曾拥有江西最大的客车生产车间，但是它最终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日常里的事业是永远也倒闭不了的，厂区很快就被另一种生活的主角霸占了，下岗工人们脱下工装，开始以多姿多彩的角色融入生活。摆饮食摊，贩卖水果，开理发店，成立中介公司、广告公司，人人都有了一个小小的自我世界。厂区被瓜分成一个个独立空间，人们在这个私密空间里跳舞、看电视、包饺子、约会、做运动。总之人们从整齐划一的步伐中脱离出来，开始了一种随心所欲五彩绚烂的全新生活。从十多层楼的阳台上望去，通过那些印花布似的屋顶，你不仅可以看到世俗里升腾起来的旺盛气象，同时也再次证实了你的观点的正确。人人都希望拥有自己的一块屋顶，那些屋顶有的只是一块红铁皮，从早先的两个屋顶之间强行盖上去的，为此，两家人之间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可是谁也没有办法剥夺对方享有幸福生活的权利。阳光下，当我看到那些光怪陆离的屋顶上的反光，我想象那屋顶下面——藏着的是一个怎样热闹精彩又五味杂陈的世界。
在那些屋顶的海洋中间，有几条毛细血管似的小路，它们连接了外面大路上的繁华。每天清早，街道拐弯处传来清晰悦耳的沙沙声，有一个穿藏青色衣裤的男子在街心挥动扫帚，将一条街整理得敞敞亮亮。街道两侧，卷插门热热闹闹地拉开了，一个个活色生香的店面从黑暗处冒出来，释放勃勃生气。接着，就有一口口黑漆漆的铁锅从里屋搬出，清水哗哗地倒进锅里，不一会儿，整条街都被热气腾腾的白烟包裹了。掌锅的是个壮汉，蓄着两撇胡须。这时从店铺后面的阁楼上传来女人的一声喊，他脚尖一踮，转身就钻进了门洞。从蒋巷和扬子洲运送蔬菜、屠宰肉的三轮货车以及各种不明来历的陌生面孔，把原本空旷的街道围得水泄不通。南昌人的一年四季，只要早餐有瓦罐汤与米粉，再平常的日子也觉得暖意融融。汤至少煨足了五个钟头，骨头里的精华都化到了汤中。从梦中醒来的人，选定一副桌椅，身体晃悠悠地坐定。一日之计在于晨，喝汤成了一天中的头等大事。喝汤的人，老练地将嘴一嗍，力拔山兮气盖世，只听见有股飓风从脑门横穿过去，调羹里的汤顺势滑向了喉咙。炭火的味道顺着悠悠南风飘到家家户户，窗子里的人伸个懒腰，深吸口气，多少有关无关的物事也都被这撩人的气味织进了一张巨大的网里。
我想，在这样一个妙趣横生的生活场域的对面，竖起几栋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楼，到底是为了显示城市化的优越，还是告诉人们这种优越其实是孤独的？比如，那个酷似凯旋门的大门，正对的居然是一片青青菜地。荷锄前来拓荒的，多是隔壁回迁房里的大爷大妈。许多老人退休了，吃上了社保。他们原本都是农村户口，随着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身份也转为市民。但是脑子里依然有一块地，哪怕是门前屋后，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他们也设法在上面种几棵葱蒜。这样一来，保安小伙常常要走近和他们交涉了，原因是，他们菜地里的藤蔓都快要攀到岗亭里了。小区里的住户才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此地址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个栖身之所，就像鸟儿把巢筑在树上，大多数时候，巢是空巢。白昼的楼道静悄悄的。直至晚霞洒满天空，晚霞映照下的西外环公路仿佛是一条天路，漆黑的剪影中，不断地有车辆跃出，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来自哪儿。它们像在进行着一场规模浩大的迁徙，经历漫长的等待与煎熬之后，终于被推到地库口，然后鼹鼠似的，转瞬就消失得杳无踪迹了。夜色降临，楼里的灯也亮了，隐匿的家庭变得异常璀璨。趁楼下的喷水池没有喷水，晚上我跳进池子里散步。在池子里，看什么都像是坐井观天。但是井里的视角也异常之好，看什么都有一种荒诞派的效果。比如从满楼的灯火中，可以看到凡·高的油画《星空》里的浩大与浪漫。月亮的清辉从高高的楼顶泻下来，好像是一匹垂天的巨大的白练，玉兰和海棠的花瓣飘落的速度异常缓慢，中间似乎经历了一场深邃的思考。我的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句诗，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当初看房时，许多业主就是被置业经理的一句话——将来地铁可以抵达，给直接击中要害。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掏出来，这掏出来的，也是自己下半辈子的血汗。地铁打破了人们头脑里空间的概念，只要是有地铁通往的地方，无论有多少路，都不算路，地铁延伸出去的路是金子铺的，乘坐地铁的人，胸膛里同样涌出一股金子般的豪情。守时作为城市人的一项基本素养，地铁契合了现代人的时间观念。地铁从漆黑的地方行驶过来，两条光柱把前方的这处地址照得烁亮。在嘈杂的地铁车厢里，突然听到一个熟悉或陌生地名，地名像从一根枪管里射出来，砰砰砰……弹壳在一车人的心头重重落下。随后，地铁又被呼呼的风声送走了，人们复陷于短暂的出神、交谈、看手机的间隙。这些站台，在时间里的位置永远是那么精确。两站路之间，地永远是未名的。你听到历史的风声从车厢的顶部浩浩荡荡地涌来，被地图标记过的地名都消失了。在这个间隙，地变得浑然一片，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它既不属于哪一块门牌号，也不是哪一个咖啡馆。当地铁驶出小区门前的站台以后，它就进入了一段特别漫长的路途之中。地图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弧。大多数时候，历史都是弧形的。我想象，自己的头顶就是一千年前的赣江，那是把无数船只送进鄱阳湖的一方阔大水面。
这片水域，曾经承载着大唐才子王勃的船、南赣巡抚王阳明的船、传教士利玛窦的船、航海家汪大渊的船、癫画家八大山人的船。来往船只，在江面上编织出复杂的航线。这些舷板上绘着虎头、蝙蝠、山水、花卉与各种吉祥纹饰，从我的头顶快速掠过；其目的地，是章江门码头、涌金门码头、铁柱宫、白鹭洲书院……这些盘绕在古人心头的地址，与地铁车厢里的乘客巴望的下一站，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地都是有址的。地正因为有址，才有了所谓的赶路人。土著眼里面只有地，址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赶路人需要将地址牢记于心，否则他将很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对于一个旅人来说，行路就是他的分内之事。他的旅人身份，是靠不断摞高的地址来形成说服力的。利玛窦来南昌以前，他在这条叫作赣江的河流上航行近月，大江流日夜。在惶恐滩，他差点儿溺水身亡，幸好有一只大书箱漂过来，将他从深渊中托起。在急流中，他仰起一颗毛茸茸的头，大口喘气。虽然他的同伴巴兰德在白色的漩涡中命丧黄泉，但是利玛窦脚下的路却还长着。他的目的地是遥远的京城，南昌只不过是他去往京城的路上的一所驿站。在南昌，他改变行头，换上了中国士子通常所着的礼服，开始以一个“西儒”的角色出现在各式场合。他一如往常地随身携带着那些洋玩意儿，诸如地球仪、自鸣钟、三棱镜、几何象限仪……他费尽心思做了一个拼装式日晷，目的是设法测出南昌所在的纬度。在喧嚣的闹市，他一遍遍展开《坤舆万国全图》，对陌生人耐心讲述南昌在地球上的位置。他有意识地把中国摆在了地图的正中央。相比过去的人为南昌给出的种种含混不清的地址，利玛窦给出的这个点，不仅是客观空间上的精确，它也将旧世界里的人带到了一个普遍的地理空间中，这个空间，是属于现代的；这不单单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点，它也是现代主体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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